冬日踏访康百万庄园

2020-12-04   来源:《河南日报》(2020年12月04日 17版)   作者:魏淑民   点击量: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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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河洛地区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史记·封禅书》中称:“昔三代(夏商周)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黄河)洛(洛河)汇流处明清商人典型代表——康百万家族的兴衰沉浮,恰是中华文化核心区典型的“豫商故事”。

康百万家族自明初从山西迁居河洛汇流处的巩县(今巩义市)康店镇,以地利起家,因“大河行船”造就“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庞大商业帝国(三省是豫鲁陕,六河指黄河、洛河、隋唐大运河巩义段、泾河、渭河、沂河),因“大河沉船”由盛转衰,又因现代铁路运输兴起,彻底丧失地利走向衰败。

康百万家族因地处中华文化核心区,数百年经商史彰显浓郁的豫商色彩,体现了豫商崇尚中庸、诚信义利、乐善好施的文化品格。康氏家族以“留余”为代表的家风家训,在新时代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寨上主宅区是核心

冬日,万花纷谢,寒风凛冽,我从郑州往西60余公里,嵩山巍巍,邙岭苍苍,黄河滔滔,洛水清清。在嵩山、邙岭、黄河、洛河交汇处,坐落着一处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大型明清建筑群——巩义康百万庄园,主人是豫商巨贾康氏家族,纵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辉煌400余年。

走近高大如城门的康百万庄园大门,门额上题写着“康百万庄园”五个大字,由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题写。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就进入庄园核心区域——寨上主宅区,此处沿邙岭从山脚到山腰分布七个独立院落,七个院落又分为北院建筑群和南院建筑群。北院建筑群有五个院落,为康氏家族主人居所。南院建筑群有两个院落,系长工佣人等居住之所。

北院建筑群是寨上主宅区精华所在,由东向西依次是花楼重辉院、秀芝亭院、克慎厥猷院、知所止院、芝兰茂院,最东侧的“花楼重辉院”由康百万家族第十二世当家人康大勇在清乾隆年间修建,又称“老院”,为两进四合院,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有倒座、过厅、垂花门楼和堂屋等建筑。

“老院”前院的过厅,陈列古玩字画贵重家具,用来接待贵宾,它长宽皆三丈,宽敞明亮,雕造华丽,是庄园过厅建筑代表作。过厅正上方悬挂着庄园镇馆之宝“留余”家训匾额,匾额上除“留余”二字外,还刻写着宋代名士王伯大的《四留铭》文。《四留铭》写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意在告诫子孙无论经商还是为人处世,务必留有余地,忌盈忌满,过犹不及。恰与“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传统理念和儒家中庸之道相合,一匾一铭,是康氏家风家训的核心,彰显出浓郁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烙印。

从“花楼重辉院”向西过“秀芝亭院”,再向西进入“克慎厥猷院”,这座院子,因清代监察御史刘毓楠题写匾额“克慎厥猷”得名,意即小心谨慎地恪守君子之道。它也是两进四合院,前院东西花厅和通后院的垂花门楼,遍布砖雕、石雕、木雕,堪称全庄园最精美的宅院。

“克慎厥猷院”再西侧为“知所止院”,俗称“新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同样是两进四合院。前院的倒座为前出檐硬山式,建筑风格精巧华丽,是庄园倒座建筑中的佼佼者。通往后院的元宝式垂花门楼,门额前书“知所止”,后书“谦受益”,寓意深远。

寨上主宅区东寨墙外,是狭长呈条状分布的作坊区,作坊区东侧,是方方正正的栈房区。这是当年康家的商业活动区,分布着顺记、魁记、崇义德等院落,承载着客房、接待处、办事处、仓库等多种功能,从一个侧面展示着当年康家实业集团的庞大。

栈房区南面为南大院,这是庄园中最高大宏伟的官式建筑,其主院坐南面北,建于洛河西侧台地上,当年门前曾建有戏台、立有旗杆,风光无限,今已不存。其西院曾有一口丁字窑,晚清时曾悬挂慈禧太后赐封的“神州甲富康百万”匾额,因洛河涨水匾额被冲走,丁字窑也已坍毁。整个南大院建筑上有大量雀替木雕、砖础石雕,皆是精品。

康百万庄园的建造,以邙山为骨架,以洛水为血脉,依山傍水,依偱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理念,它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滨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它始建于明,历史上曾经规模宏大。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571间房屋,总占地面积16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相当于山西乔家大院的十几倍,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

康百万家族鼎盛时期,“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多达18万亩,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民谚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尊为“民间三大活财神”。民国时期,“康百万”仍是中原三巨富之一,民间流传着“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的谚语,“东刘”指开封尉氏刘(小五)家,西张即新安张(钫)家,中间的“老康”就是康家了。

解放战争时期,康百万庄园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所在地,培养了众多巾帼英才。2001年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

从寨上主宅区向北走300余米,来到了康氏祠堂。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三进祠院,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前殿、牌楼、祭殿、享殿等,祠堂内留存了精致的石雕、砖雕、彩绘木雕。祠堂东侧有座侧院,是祭祀时供人食宿之地,平时存放祭祀用具。

康氏祠堂内原存有《康氏家谱》,向我们讲述了康家明初从山西迁居河洛汇流处,不断开枝散叶的家族故事。

康百万家族始祖康守信系明初从山西洪洞迁居河南府巩县康店,他有另外六个兄弟同时迁居河南其他府县。兄弟七人同迁,为何只有巩县康氏成就财富传奇呢?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七兄弟同迁,天时相同,明朝为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开中法”(政府以盐、茶为中介,招募商人运输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政策),实行盐业官督商办,清代康熙皇帝重视漕运,这些都是天时因素,但能否顺时而动有所作为?只有巩县康氏一支,借助地利与人和优势,做到了。

巩县地处洛阳郑州之间,有“东都锁钥”之称,又地处河洛汇流处,从康店乘船不过半个时辰就能进入黄河。入黄河后,可以“上溯陕西,下浮济南,时或远达海口,南入江淮”。现代铁路未通之前,水运是巩县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后来康家能大河行船造就庞大商业帝国,正是充分利用这一地利。

独特的地利,又造就了巩县康氏的“人和”优势。微观方面,康家始祖康守信及其子孙耕读之余,在洛河边开了饭馆兼旅店的“康家店”,生意兴隆,与南来北往客的接触,造就了康家人的开阔视野,增强了人际交往能力,锻炼了捕捉商机的眼光,这些均内化为独特的康氏家族文化。宏观方面,康店地处中原文化核心区,正统儒家思想积淀深厚。康家世代读孔孟之书、行孔孟之礼,康百万庄园中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等,都体现出深厚的儒家文化。院落匾额“出惧让、入畏之”“端洁退让”彰显着谦虚正直清廉的品格,院落匾额“花楼重晖”“知所止”,提倡团结和睦的精神。过宅门匾额“居贵敬”“行贵简”倡导修身养性、处世中庸,它们和“留余”匾额及《四留铭》铭文,均折射出以康氏为代表的豫商崇尚中庸、诚信义利、乐善好施的文化品格。

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巩县康氏蒸蒸日上,辉煌了400余年。

◎﹃大河行船﹄造就商业帝国

洛河边上,曾建有康家接待外地宾客的集贤庄,造船厂和木材厂(供给船材)沿河分布。

基于河洛汇流处的独特地利,康家最初在家门口的洛河上做航运生意,后来进入黄河、运河等更重要的河道行船,航运业成为家族支柱产业。又开辟了山东基地,经商范围由中原扩大到山东等地,是为“大河行船”。此举始于康家第六世康绍敬,兴旺于第十二世康大勇,大成于十四世康应魁。

康绍敬以读书出仕,初任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境内)驿丞,后迁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大使,官职不高,却是个管理地方水陆交通和官盐、税务的美差。康家借机将山东的盐、海产品运到河南,再将河南的粮、棉、油等销往山东,来回不跑空。走上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发展快车道。

康大勇有魄力和远见卓识,他看到康熙皇帝大规模整顿漕运,敏锐捕捉到商机,广修大船,由洛河出黄河,东进山东,开辟临沂、兰水市场,康家势力由河洛地区最终扩大到江淮一带。“康百万”之誉称,就是从康大勇时代传开的。现存的康百万庄园建筑,多建于这一时期。

康家第十四世康应魁,造就了康百万家族的“黄金时代”。康应魁操作康家实业集团,有两个大手笔。一是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之机,拿到了清廷河南驻军长达十年的棉花、布匹军需供应大单。二是拿下陕西泾阳的布匹批发市场。陕西泾阳的黄土地适宜种棉花,泾阳布市雄霸西北诸省。拿下泾阳市场,康家等于掌控了一个辐射半个中国的布匹批发市场。

康应魁主事时期,康百万家族土地多达18万亩,真正实现了“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全是康家田”。

◎﹃大河沉船﹄导致由盛转衰

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捻军多次攻入巩县,康家出资训练兵勇,保卫乡里,今天邙岭上与寨上主宅区遥遥相对的金谷寨,就是当年康家保卫家园的见证。康家建金谷寨耗费巨大,加上河南连年灾荒,康家开始转入渐衰期。

1861年,太平军经龙门入偃师,来势凶猛。1862年前后,清政府封锁黄河、运河等河道,并烧毁、凿沉大河上所有来往船只,希望以此阻断太平军进攻步伐。航运业是康家的支柱产业,“大河沉船”,断绝了它的航运盈利之路,对它是致命打击,这一事件,是康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时的康家,虽仍有大量土地,但土地盈利的能力和速度,完全比不上水运与经商,康家衰败无可避免。到了20世纪初,现代铁路运输兴起,“汴洛铁道,横贯县中”,水运地位下降,康家地利也彻底丧失。

康家渐衰过程中,也有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即黑石关接驾慈禧太后。

黑石关在巩县西南,离康百万庄园4公里,它是洛水渡口之一,西与邙岭夹岸相对如门,扼控巩洛之中,为历代交通的咽喉。

庚子事发,慈禧、光绪西逃,回京时路过巩县,康家十七世康建德(鸿猷)出巨资监工修造黑石关行宫迎驾,又向朝廷贡献不少银子,被慈禧太后赐封“神州甲富康百万”匾额。

康家接驾慈禧,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在清末战乱频仍的时代大局下,巨额的花费,令康家雪上加霜。

到了民国初期,康百万家族十八世虽有二十五六个男儿,但康家已家道艰难。康氏后人贤愚不一,贤者有康庭兰发愤图强,以郑州为中心,利用铁路、水路一度将生意做到了天津、上海,但不久因日寇入侵和商业内讧衰败。康家别的子弟,多沾染骄奢淫逸之气,吃喝嫖赌抽,庄园内现存十八杆烟枪,正是当年康氏不肖子弟吸食鸦片的见证。后人不成器,也是这个巨商家族彻底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横明清400余年,康百万家族“以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因贡献得官”,形成了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最盛时土地商号遍布黄河中下游。

康百万家族传承400余年,形成了崇尚中庸、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诚信义利的豫商精神。康百万版本的“豫商故事”,演奏着明清以来天时(国家政策与时局变迁)、地利(河洛汇流、背邙面洛)、人和(以“留余”为代表的家训)的三重奏,其前期的崛起和辉煌,是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后期的衰亡,则是晚清以来时局恶化、地利衰减、子弟骄奢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的康百万庄园内,有一棵300多岁名叫“龙凤呈祥”的葡萄树,历经岁月沧桑,每到夏天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正像康百万家族历代传承的豫商精神一样,历久弥新,充满生机。而豫商精神,已成为中原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河南日报》(2020年12月04日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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