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名利观

2021-10-09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0月8日第7版)   作者:魏淑民   点击量: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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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作者系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0月8日第7版)









责任编辑: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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