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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宽:中国古代革新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当代启示

2019-01-22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王永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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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革新精神的文化内涵,包括哲学层面的认识基础、政治层面的理论指向、思想层面的观念与意识、道德层面的修身原则、特定层面的复古即革新等。其历史意义体现在,中国古代革新精神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延续不断的思想支撑,是物质与文化产品丰富性的重要原因,是中华传统文化保持先进性的优化剂。这些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与现代化建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加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思想的深入学习与研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思想的转化与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全方位地树立与落实创新意识,并将创新意识注入当代社会道德建设,进而提高国民素质。

关键词:革新精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民素质;文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创新有许多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回顾与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明确文化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革新精神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一直具有强烈的革新精神。在先秦时期儒家的经典文献以及其他诸子的著作中,关于革新精神已经有全面的论述,并形成了丰富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陆续进行着革新的实践,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古代的革新思想。中国古代革新精神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如果进行概括,可扼要表述为以下五点:

第一,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基础。从理论的哲学层面来看,革新精神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合一的通变思想。所谓知与行的问题,就是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关于知与行的理论,重要的观点是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知与行两方面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同时,古代圣贤哲人认为,人们由知而悟道并形成理论典则。由于时代及万事万物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而理论典则在实际应用时必须审时度势,予以变通,才能有所成功。这即古代哲学中重要的变通思想。现在我们所说的古代的革新精神,是以古代哲学在知行问题上的变通思想为认识论基础,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文化精神。

《易·乾卦》有“君子终日乾乾”,《乾文言》进一步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这里原有王弼注云:“与天时俱不息。”孔颖达疏解释说:“九三,乾乾不息,终日自戒者。同于天时,生物不息,言与时偕行也。”这里的“与时偕行”,就是今天常说的“与时俱进”一语的出处。天道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变化着的,与时偕行也必然要顺时而变。因此,《易·系辞上》就由乾卦而引发出变通思想,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经》是儒家经典文献之一,也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关于变通的思想在《系辞》中有反复议论,除乾卦这里的一句之外,还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变通者,趣时者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等等。

变通与革新在哲学思想上是紧密相连的。变通是内在规律,革新是外在表现;变通是所经过程,革新是显示结果;变通是顺应客观事理,革新则更多主观施为。因此,《易经》中既有乾卦论变通,又有革卦、鼎卦论革新。《鼎卦》有王弼注云:“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这里已明确指出变通与革新的关系,即由成变而取新。这样的认识起源非常早。《礼记·大学》记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知在商汤时就已经有这样的名言。

先秦时已奠基的关于变通与革新的认识论,在后世又不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形成中华文化中普遍应用的、看待各种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晋书·李重传》记李重上书陈述九品中正制时云:“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这“唯变所适”就是直接来自《易·系辞下》。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有“革故鼎新”的名言,就是直接取自于《易经》中的革、鼎二卦本义。

第二,政治层面的理论指向。中国古代的变通与革新思想在社会历史上的实际应用,首先体现在国家政治层面,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向。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或新的朝代建立,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对于原来的社会现状来说,都是具有宏观意义与根本意义的革新。先秦时期关于革新的各种议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治方面的问题。《尚书·康诰》云:“亦维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孔颖达“正义”解释说:“居顺天命,为民日新之教,谓渐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这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好殷地民众的诰词,是说周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要让殷民也顺应服从新的政教。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信奉天命论,因而《尚书》中就明确提出天命与新民思想。于是,“政教日日益新”就成为后世历代国君奉行的治国理念,历代民众每逢新君即位便盼望有政令一新、山河一新的新生活。这样的观念,在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明确反映,《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颖达解释说:“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诸侯国名,变而为天子国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这里的诗句有两方面的含义:在文王方面是说他能够顺应天命而为新的天子,在民众方面是赞美文王能够使国家一新而衷心拥护。朝廷政治关乎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方面的革新也必然是天下第一要务,最能体现革新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每当天下形势有变,或积弊导致危机,或祸乱正在萌生,就需要审时度势,变更旧法,创立新法。而变法正是践行着兴利除弊的革新精神。从先秦时起,历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在革新变法方面有强国利民的大作为,并有勇于革新、善于革新的精彩议论。《管子·正世》云:“古之所谓明君者……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管仲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的革新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对于后世的政治家有较大影响。春秋时另一位革新家商鞅的议论也很深刻。《商君书·更法》记秦孝公与几位大臣议论变法问题时,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坚定的革新信念与独特的革新主张,说服了秦孝公,也反击了当时保守派的阻挠,实行变法而使秦国富强起来。《吕氏春秋·察今》议论怎样看待先王之法的问题,也有独到见解:“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治,犹若不可法。”此后讲述了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刻舟求剑的故事,之后又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吕氏春秋》一书汇集了吕不韦的思想,他的革新精神在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思想家在变法方面的诸多议论,在后世影响深远。历代许多政治家在其执政期间实施变法,继承了前代政治家的革新精神而又有所推进,同时也丰富了前代的革新思想,演出一幕幕更加生动而壮烈的政治历史剧。北宋时王安石实行变法,曾对宋神宗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卷327,10541这成为光耀史册的、表现革新精神的名言。当时有位大臣熊本,其奏疏中也说:“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1]卷334,10730这样的见解正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观点。近代康有为在发起戊戌变法时,也继承了古代圣贤哲人关于变通与革新的思想,他说:“变者,天道也。”在当时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之危机的严重时刻,他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即明确表示要以变法救国,以变法强国。梁启超在他的名作《少年中国说》中也写道:“惟进取也故曰新。”他们的作为与思想,都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革新思想在政治层面的理论指向。

第三,思想层面的观念与意识。中国古代的革新思想在实际应用方面的表现极广,政治层面之外则是贯穿并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社会大众在思想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革新观念与意识。《尚书·盘庚上》云:“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物非求旧,惟新。”孔颖达在这里的注释是:“言人贵旧,器贵新。”迟任是古代的一位贤人,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相处是有老交情的好,而对于使用的物件则是新的好。这样的认识,是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共识,在后世的人们看来它依然是一句常识性的至理名言。

国家体制、政治制度方面的革新固然重要,而一个新思想体系的建立,一种新的思想观点的提出,也都有其一定的社会必然性或实用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并有其存在的价值。儒家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庞大,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朝廷采纳之后,便成为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后历朝历代延续着。然而,自先秦时期已产生的其他思想流派也各有其新颖之处,也同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其各自的科学性与闪光点也一直为人们所肯定。明代袁宏道在《与张幼于》的书信中谈到庄子、荀子的思想时说:“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袁宏道集》卷十一《解脱集》四)袁宏道的此番议论是很有见解的,思想体系的创新与革新也同样具有不朽的文化意义。

古代革新思想表现在其他领域也异彩纷呈,千姿百态。新思想必驱动新作为,必开创新局势,必造成新气象,必产生新成果。即如文学来说更是如此。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脱窠臼》一节云:“‘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这里,李渔即引用了《尚书》中迟任的话,以此观念来看待文学,指出文章的创新要求比起其他事物的求新更须加倍,而戏曲作品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在文学理论及评论界成为人们的共识,兹不赘述。

第四,道德层面的修身准则。对于中国古代的革新思想,还应该从道德的层面予以认识,这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易·系辞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王弼注云:“广大悉备,故曰富有”,“体化合变,故曰日新。”这里把创大业和有盛德并提,意义重大;而且注文又提出“体化合变”一词,值得深思。孔颖达疏又进一步解释说:“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故谓之盛德也。”儒家思想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个人德行的,《易经》提出盛德,后来《礼记》又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都是对于道德的特别推崇。因而,后世儒者对于《易经·系辞》所谓盛德日新之语多有阐发,认为圣人担大任、做大事、创大业,其德日新是特别重要的。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有关论述中,对于道德也是特别看重的。他们解读《易经》中盛德之语时又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这里所谓君子,即是儒家经典中所谓的圣贤哲人,其治学与做人都必须日新而日进,若不能日新则会退步而落后。宋代另一位著名理学家张载解读“日新之谓盛德”一句说:“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穷也。”(《张子遗书·正蒙》)这些议论,都指出德行对于做人是非常重要的,而日新对于修德也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儒家经典本义及前代名家解读,“日新之谓盛德”一语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说,古之君子每天都要反思自己,认识并克服个人思想行为的不好或不足之处,追求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这样做是他具有高尚道德的重要表现。其二是说,古之君子在处理国家政事,或在进行所承担的社会工作时,思想上与方法上要求变求新,把应办的事情办得圆满而成功。那些思想僵化、守旧呆板、不知变通的人,不仅是缺乏智慧,而且是缺乏道德;而那些能够不断顺应时代,不断创新的人,既是他具有超常智慧的表现,也是他具有高尚道德的表现。总之,从道德层面评判革新思想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德的特征与属性。

第五,特定层面的复古即革新。在历史上某种特定时期或特定社会条件下,革新的内容并不是完全改变或否定前一时期所存在的一切,而是恢复或回归更长久时间之前的某些思想理论及规章制度,于是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复古。这是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人们或称之为特定社会条件之下的“复古即革新”。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事物的发展常常是曲折的或波浪式前进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良的或反动的现象和倾向,出现谬误或邪说。革新的本质是除弊,是纠偏,是改错,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从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破除邪恶或纠正错误,恢复原来的美好与正义,这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新。即是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拨乱反正也是革新。鲁迅谈论改革时曾说过:“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此语是在特指某种现象的前提下而发的议论,但却是道出关于复古与革新的一种特殊情形。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汉朝初年建立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到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这对于结束战国动乱、结束秦朝暴政来说,都是重大的政治革新。隋文帝杨坚开国后实行的许多政令法规,恢复汉家官仪,这对于结束魏晋以后长期分裂局面、实行国家统一、扫除异族统治时期的一些恶习,都是重大的政治革新。北宋及明代立国之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以复古为革新的表现更是明显。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内容是复兴儒学,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就是利用复古的旗帜进行的文学革新。北宋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其开始是反对“西昆体”所代表的浮靡文风,也是打着复古旗号,而与当时的政治革新关系更密切。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在这样的现象当中,复古是表象,革新是本质;复古是手段,革新是目的;复古是向衰落的经典致敬,革新是披着复古外衣的创新之路,都是非常生动的表述。

二、中国古代革新思想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的革新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代论说革新思想,一般多用“创新”一词,其实两词的定义基本相同,差别不大。革新的词义包含革除旧弊与建立新规的双重意思,而创新的词义当然并非只有立新,也同样含有先破后立的内容。因此,本文不妨也顺从当代人的思维习惯,议论当代革新思想多用“创新”一词表述。关于古代革新思想的历史意义,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创新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许多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关于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三种表述。其一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二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三说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实这三种表述都不错,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一是从动力的主体立论。人民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体,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回答“谁是动力”的问题。其二是从动力的客观实践立论。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个方面,在毛泽东著作中称之为三大革命运动,说它们是历史的动力是回答“怎样成为动力”的问题。其三是从动力的主观意识立论。人类的三大实践活动之所以推动历史发展,正是因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在主观上一直不肯安守现状而求变求新,说“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回答“为什么成为动力”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支点是以人为本,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界的主宰。现在我们强调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由此进行思维就应当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思想及其当代传承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代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于创新是历史的动力这一重要观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得到全国科技界以及知识文化界的一致认同,而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创新的智慧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延续了这一认识,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些论断,都是对“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肯定。

第二,创新是实现社会物质与文化产品丰富的重要原因。回顾历史,中华民族代代传承,创造了满足人们生活和社会需要的大量物质财富,也创造出了大量文化成果与精神财富,其根本的、深层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源源不断、滔滔不绝的创新精神。《尚书·盘庚上》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句判断语表达出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前文已述。“人惟求旧”是设定的一项参照,“器惟求新”才是立论的正题。即是说,人们对于各种事物的追求总是认为新的比旧的好,这是人的本性与固有心理所决定的。

古文中“器”的基本意义是指用具、工具。《易经·系辞上》就多处用到“器”一词,如“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器为车具);“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器为物品);“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器为用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件),等等。后世有谚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为工具。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不但要不断造出新的器物,而且要不断更新其款式,提高其质量,增强其功能。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由此而发明创造出新的器物。于是,社会的物资及各种器具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制作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先进了。

古文中“器”的概念指称用具、工具时一般皆为具象之器。然而“器”一词有时用来指称名位、爵号等非具象的概念。《左传·成公二年》记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之下有杜预注云:“器,车服;名,爵号……车服所以表尊卑。”这里的车服虽然也是具象的器物,但它还表示乘坐者的等级、地位、身份等,而这些是人观念形态的属性,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却是非具象的。由此延伸思考,社会上许多文化艺术产品及文化形态,常常兼有具象与非具象的双重属性。如:鼎器、印玺、佩饰、封诰等是具象的,在表示秩序、权力、制度、礼仪等政治文化内容时,又是非具象的;书籍、笔墨、纸张等是具象的,其构成文学、美术、书法作品时,其文化含义则是非具象的;某些技艺如酿造、编织、绝活表演等,当代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类别,其工具与成品是具象的,而其技能、巧艺、美学观念等,则是非具象的。总体来说,历史上许多文化创造及文化成果,虽然不能笼而统之地皆称为“器”,但其创造过程的求变求新则是一致的。《礼记·大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各种文化创造与文化成果。因此,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与革新思想,便造成社会物质与文化财富极大丰富的客观现实。

第三,创新是中华文化延续不断的思想支撑。在世界历史上,几种特别古老的文化形态,如古巴比伦文化、古波斯文化、古迦太基文化等,在传承过程中都曾发生过断裂甚至消亡,只有中华文化一直延续不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异族统治时期,如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异族建立的一些小国家,以及北魏、金国、元朝、清朝等。但是,这些异族统治时期并没有能够以异族文化取代汉民族文化,而是异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汉民族文化所同化。这其中的重要历史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中有丰富而持久的革新思想,能够在曲折复杂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与时俱进,顺变求新。

古代儒家有个重要观点是“以夏变夷”,就是用中华文化思想及礼仪制度去改变异族文化,使之顺应中华文化并采用中华礼仪制度。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就是以夏变夷的典型事例。金、元、清三朝异族统治者任用汉族文士为辅佐,实行汉民族传统的政治礼仪制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以夏变夷的特征。以夏变夷就是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改变着异族文化,同时也吸纳异族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丰富和发展着中华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受到西方列强侵略而衰弱的过程中,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同时又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传统优势与独立品格,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要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古代以夏变夷思想在新历史时期的创新与运用。回顾历史,“以夏变夷”或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以革新思想为重要支撑,以此维系着中夏文化的不断延续,在变中求生,也在变中求新,使中夏文化永不消亡。

第四,创新是中华传统文化保持先进性的优化剂。中华传统文化起步很早,历史悠久,从远古直到公元16世纪,同世界上各种文化形态相比较,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冶铁、纺织、陶瓷等远远领先于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让西方学者赞不绝口。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代学者在相关文章中也指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处于全方位的领先地位。其中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备的创造精神与革新精神。先民们不仅在格物致知、寻幽探微方面表现出超常的智慧,而且对于外来文化及科技知识善于借鉴,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在创造与借鉴的过程中,革新精神即起着优化剂的作用,快速吸收外来营养化作自身营养,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转化为本民族的文化成果。

清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落伍了,这种现实又成为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激发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与革新精神,又在新的时代显示出优化剂的作用。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传统文化的优势与精髓的基础上进行重塑,以创新精神赶超世界一流,用最短的时间与最快的速度融传统精华与时代特征为一体进入新时代,我们一定有能力并有信心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继续保持先进性。

三、中国古代革新思想的当代启示

回顾中国古代革新思想的文化内涵并探究其历史意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加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思想的深入学习与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古代革新思想内容深刻,文化内涵丰富,观点精湛独到,值得认真考察与深入学习。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且,当代的学术研究及理论研究本身也有一个创新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根据这一指示,当代学术界以创新的理念研究古代的革新精神,更具有创新的意义及学术方面创新的空间。

从近若干年该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虽已有不少论著与文章,成果可观,但是还远远不够,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如对于资料与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确定研究选题,制定研究规划,在这些工作中还要注重其学术科学性、现实针对性与可应用性。除了关于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要在现实应用方面加大力度。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领域、许多层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需要研究新对策,制定新方案,找出新办法。因此,关于创新的研究也就有广阔的空间,研究者一定会大有可为。

第二,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思想的转化与发展。古代的革新思想,古代人的成功理论及实践经验,在继承与借鉴时必须进行转化,使之成为后人可以理解并可以奉行的知识与原则。理论的发展常常比理论本身更重要,因而,正确的理论必然是发展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460恩格斯又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22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特别重视理论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命题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途上,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2月30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2月24日在主持政治局第十三次政治学习时,又说:“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两次都是指在道德传承方面。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含义就扩大了所指的范围。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便成为文艺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条重要思想原则。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起广泛重视。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文艺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并提,成为广大文艺界一致遵循的指导性方针。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中国古代革新思想在当代的启示,也必须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思想予以转化与发展。

第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全方位地树立与落实创新意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思想,还要在当代现实社会实践中予以应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总任务总目标有丰富的内容和具体要求,表明我们党把实施该战略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任务,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全方位创新,关键在于人的因素。中国古代许多创新思想的提出与创新成果的出现,都由当时的贤者智者完成。当代的创新伟业也需要大量的贤者智者。除国家重点培养的各种科学家及专门技术人才之外,全民的创新意识的形成与发扬非常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提法。同时,实施全方位创新,速度也很重要。当代中国人在伟大事业的新征程上,既要提高创新意识的自觉性,也要增强创新意识的紧迫感。

第四,把创新意识注入当代社会道德建设进而提高国民素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思想在道德层面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儒家思想体系特别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礼记·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基本的是修身,前四项都是修身的内容,后三项是修身的同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应当达到的人生目的。关于盛德日新的理念是古代圣贤哲人在修身的过程中坚持的重要人生原则,其中也体现着革新精神。我们应当继承与借鉴古代盛德日新的思想,加强对国民尤其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构建科学而完善的道德弘扬与评价体系,促进民众素质与道德品质的提升,使国家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文化强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思想,把创新意识注入当代社会道德建设,以创新思想来指导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全面提高,人人成为创新型人才,把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这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王永宽,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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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宽:中国古代革新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