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优势显现
2010-12-02
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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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因而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危机，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最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是中国。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8%以上，2009年12月的增长速度超过10%，已经与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1月持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下降，相反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内劳资关系紧张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了其制度与体制的优越性。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政治制度的内聚力优势
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显示了明显的内聚力优势。这一优势源于以下保证。
第一，发展理念保证。这一发展理念的最大特色是以注重发展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列宁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尽快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且制定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旨在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把促增长、保民生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另一方面实行积极的财政扶持、投资拉动、税收激励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仅2009年中央财政就投入9243亿元，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国强民富的统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落脚点。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央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深化改革，加大投资，国家公共资源配置明显向民生项目倾斜。如2009年中央下拨财政投入中，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投资等民生项目占总投资的44%。在320个县开展新型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9%；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金551亿元，比上年增长2倍；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全年组织2100万城乡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教育支出1981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医疗卫生支出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49.5%。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①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实践证明，以尽快发展生产力，尽最大努力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政治制度，必然生机无限。
第二，群众基础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不仅包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他们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而且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还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全国各社会阶层、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一方面坚持发展、扩大民主，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督监权，在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等方面狠下工夫，努力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禀承一切发展必须依托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指导思想，在政策制定、执行与验收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策于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参与主动性。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来自于人民群众，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极大地提高和保证了政策的有效性。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奇迹，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第三，协商协调解决矛盾的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构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中，存在着三个联盟：一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二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联盟；三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联盟。三个联盟内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和谐地相处在一个政治制度架构中，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尽快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管其具体利益不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是比较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根本利益一致，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调的方法解决。一方面，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偏袒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因而保证了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各利益群体矛盾的摩擦力，降低了行政成本，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了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效率。另一方面，自由的职业身份变化有利于化解阶层和群体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人们职业身份变化频繁，社会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如一些农民长期在城市打工，完全脱离了农业劳动，由农民变为工人，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又返乡创业或就地创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今天是公务员，明天可以下海经商，摇身转变为企业家。身份的多变、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使各群体间的合作多于斗争，理解多于猜忌，宽容多于苛求，促进了社会和谐，进而为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经济制度的应变力优势
中国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计划同市场、宏观调控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显示了独特的应变力优势。
第一，市场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有力的应变力和活力。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方的市场完全决定经济、主宰经济的经济体制不同，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通过市场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如利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又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行政管理等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这一方面能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发展增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显示了这种优越性。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党和政府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努力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2008年年中，在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针对沿海地区出现出口和经济增速下滑苗头，及时把宏观调控的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措施。9月份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我们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等等。动作之快，力度之大，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难以比拟的。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调控措施2008年年底就见到了成效。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财政收入6.13万亿元，增长19.5%；进出口贸易总额2.56万亿美元，增长17.8%；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4%和8%。②
第二，一元为主体、多元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和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方面，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以其强大的优势保证了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以其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和产品的分配上的平等权利保障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优势在于它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各种身份、职业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获取社会财富提供了合法性，从而对于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各类型人员发挥创业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政党制度的吸引力、号召力优势
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个制度发挥了其领导、组织、保证作用，显现了吸引力、号召力优势。
第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上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就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全面废除农业税，提供各种补贴，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行农村养老保障等，实施城乡居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均衡政策。又如实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总体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正如新加坡学者宋鲁郑所评价的那样：“总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整体”。③中国共产党不谋求自己特殊利益的无私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第二，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组织优势是其特有的优势。首先，党的组织优势是由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决定的。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无条件遵循执行的规定。这一规定以组织上的高度集中保证了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使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优势。其次，党的组织优势是由严密的组织结构决定的。党的组织主要由党的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和乡镇等各级委员会，以及城乡社区党的基层组织六级机构组成，形成了一级领导一级的严谨架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所以中央十分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章明确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介机构、协会、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建设力度，有效地扩大了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面，做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全国7千多万党员，被纳入到379.2万个基层党组织中接受教育、管理和监督，为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提供了组织保证。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为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相互支持、高度负责的执政体制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主要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两个内容组成。这个政党制度要求：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保证各民主党派参政权利的落实。这一要求有利于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建立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和谐关系，从而为各党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搭建了平台，有力地避免两党制、多党制造成的相互拆台、离心离德现象。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必须支持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位意味着作为领导执政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负有绝对的责任，而没有推诿推卸的余地。中国共产党是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刚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提供了执政体制的保证。
注释
①②所引数据参见温家宝2009年、2010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③宋鲁郑：《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参考消息》2010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浩淼
作者简介：南俊英，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A)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政治制度的内聚力优势
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显示了明显的内聚力优势。这一优势源于以下保证。
第一，发展理念保证。这一发展理念的最大特色是以注重发展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列宁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尽快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且制定了加快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旨在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把促增长、保民生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另一方面实行积极的财政扶持、投资拉动、税收激励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仅2009年中央财政就投入9243亿元，以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国强民富的统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落脚点。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央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深化改革，加大投资，国家公共资源配置明显向民生项目倾斜。如2009年中央下拨财政投入中，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投资等民生项目占总投资的44%。在320个县开展新型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9%；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金551亿元，比上年增长2倍；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全年组织2100万城乡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教育支出1981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医疗卫生支出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49.5%。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①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实践证明，以尽快发展生产力，尽最大努力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政治制度，必然生机无限。
第二，群众基础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不仅包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他们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而且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还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全国各社会阶层、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一方面坚持发展、扩大民主，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督监权，在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等方面狠下工夫，努力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禀承一切发展必须依托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指导思想，在政策制定、执行与验收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策于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参与主动性。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来自于人民群众，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极大地提高和保证了政策的有效性。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奇迹，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第三，协商协调解决矛盾的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构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中，存在着三个联盟：一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联盟；二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联盟；三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联盟。三个联盟内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和谐地相处在一个政治制度架构中，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尽快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尽管其具体利益不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是比较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根本利益一致，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调的方法解决。一方面，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偏袒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因而保证了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各利益群体矛盾的摩擦力，降低了行政成本，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了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效率。另一方面，自由的职业身份变化有利于化解阶层和群体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人们职业身份变化频繁，社会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如一些农民长期在城市打工，完全脱离了农业劳动，由农民变为工人，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又返乡创业或就地创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今天是公务员，明天可以下海经商，摇身转变为企业家。身份的多变、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使各群体间的合作多于斗争，理解多于猜忌，宽容多于苛求，促进了社会和谐，进而为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经济制度的应变力优势
中国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计划同市场、宏观调控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显示了独特的应变力优势。
第一，市场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强有力的应变力和活力。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方的市场完全决定经济、主宰经济的经济体制不同，它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通过市场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如利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又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行政管理等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这一方面能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发展增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显示了这种优越性。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党和政府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努力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2008年年中，在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针对沿海地区出现出口和经济增速下滑苗头，及时把宏观调控的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措施。9月份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明显加重，我们又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等等。动作之快，力度之大，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难以比拟的。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调控措施2008年年底就见到了成效。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财政收入6.13万亿元，增长19.5%；进出口贸易总额2.56万亿美元，增长17.8%；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实际增长8.4%和8%。②
第二，一元为主体、多元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和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方面，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以其强大的优势保证了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以其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和产品的分配上的平等权利保障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优势在于它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各种身份、职业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获取社会财富提供了合法性，从而对于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各类型人员发挥创业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了其政党制度的吸引力、号召力优势
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个制度发挥了其领导、组织、保证作用，显现了吸引力、号召力优势。
第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把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上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就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全面废除农业税，提供各种补贴，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行农村养老保障等，实施城乡居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均衡政策。又如实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总体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正如新加坡学者宋鲁郑所评价的那样：“总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整体”。③中国共产党不谋求自己特殊利益的无私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第二，组织严密、行动一致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组织优势是其特有的优势。首先，党的组织优势是由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决定的。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无条件遵循执行的规定。这一规定以组织上的高度集中保证了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使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优势。其次，党的组织优势是由严密的组织结构决定的。党的组织主要由党的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和乡镇等各级委员会，以及城乡社区党的基层组织六级机构组成，形成了一级领导一级的严谨架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所以中央十分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章明确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介机构、协会、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建设力度，有效地扩大了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面，做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全国7千多万党员，被纳入到379.2万个基层党组织中接受教育、管理和监督，为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提供了组织保证。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为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相互支持、高度负责的执政体制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主要由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两个内容组成。这个政党制度要求：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保证各民主党派参政权利的落实。这一要求有利于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建立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和谐关系，从而为各党派“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搭建了平台，有力地避免两党制、多党制造成的相互拆台、离心离德现象。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必须支持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位意味着作为领导执政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负有绝对的责任，而没有推诿推卸的余地。中国共产党是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刚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提供了执政体制的保证。
注释
①②所引数据参见温家宝2009年、2010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③宋鲁郑：《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参考消息》2010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浩淼
作者简介：南俊英，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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