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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亚楠:梁鸿乡土书写中的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2019-05-10   来源:《中州学刊》2019年第4期   作者:姬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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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梁鸿《中国在梁庄》的发表将人们的视野重新聚焦在“谁人故乡不沦陷”的思考上。随后,她又创作出《出梁庄记》《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等作品,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乡村的缩影——梁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梁鸿非虚构与虚构的双重建构下,其作品意义已经逾越文学领域,更是在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引起轩然大波。“梁鸿叙述的‘梁庄’,是重新认识这个庞然大物般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古老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一把钥匙,是觑看面目模糊、杂乱无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现代性遗忘与遗弃存在的一面镜像。”①梁鸿作为出走又归来的一代的代表,她以梁庄“女儿”的身份反观故乡,透过作品平实而又深沉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破败、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衡,以及作家对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的积极思考和深刻反思。

一、农民身份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

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文化差异的日益凸显加速了乡村伦理观念的转变,使得新、老两代农民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在创作过程中,梁鸿的身份是特殊的,她既是乡土语境的在场者又是旁观者,既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又是研究者。梁鸿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审视故乡的变化,用文学的叙述,社会学的调研方法,以饱满的情感展示了一个当代村庄的生存状态。但作为梁庄的“研究者”,梁鸿渴望跳出原有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来客观地揭示农民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

1.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博弈

梁鸿自身的乡村文化传统、个体乡土经验以及艺术感悟,都使得她将反思的触角首先深入城乡文化的相互博弈中。在梁鸿的笔下,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渐消解,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作家不遗余力地展示着在城乡文化博弈中乡村衰败的场景,村子里新房越来越多,但门上的锁都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在《神圣家族》中,梁鸿将城乡文化间的博弈以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开篇讲述了吴镇老槐树的故事,对于村支书吴保国来说,砍倒老槐树是实施乡村规划的一部分;而对于阿青和村民来说,老槐树承载着吴镇的历史,是乡村传统的化身。阿青为了老槐树甚至拼上性命,但最终未能改变老槐树被砍伐的命运。梁鸿以作者和研究者的

身份反观城乡文化时,将这种焦虑与不安转化为比较书写的动力,老一代农民深切地感受到商品经济带来的冲击,意识到“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②,而走向城市时自身的农民性又使之与城市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在“去/留”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而新一代农民成长于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时期,来自物质层面的刺激与精神层面的熏陶,使他们向往城市文化。如果说,在城乡文化的博弈中,老一代农民还保留着些许农民性的话,那么新一代农民则毅然站在城市文化这边,对农民身份没有认同感。

2.人生阅历与乡土记忆的博弈

乡土记忆蕴含着对“土滋味”“泥气息”的热爱,承载着对故乡的眷恋和挂念。随着农民进城阅历的丰富,属于农民的乡土记忆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新、老两代农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大相径庭。梁鸿在作品中将新、老两代农民的生存焦虑和精神危机淋漓地展现出来。《出梁庄记》中的西安德仁寨是最早“出梁庄人”的聚居地,以“二哥”“二嫂”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背井离乡,经历着城市中国的“丛林生存”法则,来自城市的精神歧视和情感敌意无形中又在他们与城市之间竖起一面墙。在无法融入的城市,“二哥”们“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行为规则等有更坚定的认同,对乡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③。乡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心灵和生命的归属。在他们的意识里,城市只是短暂的驻足地,“农民工”身份是临时的,而“农民”身份是永久的。对于新一代农民来说,年少时父辈离乡,亲情缺失,成年后进入城市,被光怪陆离的城市深深吸引,短暂又不愉快的乡土记忆变得不堪一击,“乡土记忆强化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和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却使新生代农民工拒绝认同”④,他们渴望留在城市,摆脱农民身份。

3.他人评价与个体认同的博弈

随着农民进城的热潮,他们大量地接收着来自社会、他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一方面,农民群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群体与城市之间的相互隔膜的状态日趋严峻。在走访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梁鸿深深感受到这种纠结的相处模式,将不安的焦虑感转化为文字表达上的需求,对“他人评价/自我认同”进行审视和反思。《出梁庄记》中的三轮车夫万国和万立,小心翼翼地感受着他人的眼光,在摸爬滚打中深刻认识到他们不过是“城市边缘人”。在梁鸿笔下,新一代农民热爱城市,认同城市文化,希冀被城市接纳,然而城市和城市人却不能平等相待,他们深陷身份认知的困境无法自拔。对于城市和乡村,他们都是“他者”:城市中的“异乡人”,乡村中的“不归人”。《中国在梁庄》中的秀清颇具代表性。在耗尽全家之力大学毕业后,秀清却找不到工作,不愿回村的他只能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像秀清这样的新一代农民,“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儿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⑤。他们不愿回农村但城市又留不下,只能挣扎在城市边缘,徘徊在他人与个体认知的错位中,找不到真正的身份定位。

二、寻求身份认同的艰难之路

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写作动机在于作家内心的真实诉求,她渴望真实地还原个体的生存经验和感受,即使这种经验和感受是痛苦的。在梁鸿作品中,新、老两代农民的身份认同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老一代农民在城市从事着枯燥的体力劳动,但他们活在自我建构的世界里,乐得其所;新一代农民有着不同于父辈的思想和理想,这就注定了他们进城寻求身份认同之路必定是令人唏嘘感叹的梦想之旅、苦难之旅。

1.向城而生却深陷迷茫

在梁鸿作品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梁庄人向城求“生”的强烈欲望,而且能感受到梁庄大地现代性蜕变的精神苦痛。新一代的农民有着不同于父辈们的学识和视野,他们的进城更具革命性与突破性,他们抗拒着农民身份,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同,扎根城市是他们进城的首要目的。然而,他们进城以后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都市异乡人”的身份标签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孤独感、无力感、无根感与自卑感。他们苦苦追寻社会的承认、他人的认可,因为有了身份才能找到在城市的生存基点和存在价值。《出梁庄记》中的正林是新一代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表面上有着光鲜亮丽的工作,令人艳羡的身份,但他每天都要在局促的生活环境与体面的工作的巨大反差中频繁切换,无限的苦恼与深深的自卑油然而生。即使如此,他也是幸运的,毕竟算是在城市中站住了脚跟。新一代农民中的多数仍然挣扎于寻求身份认同的泥沼中,在城市与乡村都找不到方向。《出梁庄记》中的文哥是高中生,却被传销组织至少骗进去了六次,传销组织所宣传的成功、实现价值、平等、家的感觉等理念深深吸引着像他一样的农民工。在寻求价值认同的道路上,像文哥一样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城市、谨慎地靠近城市,但城市于他就像两条平行线,即使能无限靠近却永不相交。宁愿在城市闲逛也不愿回农村定居,已然成为新一代农民的价值导向。城市以巨大的包容性接纳着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寻求机遇,然而真正能抓住机遇的人并不多。对于新一代农民来说,寻求立足之路注定铺满荆棘,即使伤得遍体鳞伤也只能义无反顾。

2.怀揣梦想却难逃宿命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讲述了最早一代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为了讨回权利和公道,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尊、出卖可怜、自轻自贱。而新一代农民带着对城市的幻想和梦想进入城市,渴望得到认可与接纳,对于父辈们缺乏尊严的生存方式心生反感,却又走不出被同化的怪圈。《出梁庄记》中的民中讨厌父辈们近乎无赖的招数,对其自嘲自乐、自轻自贱的做法感到羞耻,他清楚,一旦丢弃了这种厌恶的感受,就意味着他渴望被城市平等待之的内心坚守轰然倒塌,也意味着他接受了父辈们的现在就是他的未来的事实。然而,不管他怎样做,最终仍然宿命般地掉入被同化的怪圈。《中国在梁庄》中的菊秀,从小怀揣上大学的梦想,即使是全家人都搬到城市做生意,她也义无反顾地留在梁庄读书,但一连三年都未能考上大学。她不甘梦想破碎,即使跟母亲摆小摊,仍心心念念自己的梦想,在择偶时她选择了颇具文艺气质却不懂过日子的老三。但遗憾的是“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⑥。不管是民中还是菊秀,他们虽心有不甘,但只能重蹈父辈们的生活。

在梁鸿以故乡女儿的身份进入梁庄时,村庄的破败与其记忆中的乡村的美好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对故乡情感上的担忧使她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梁鸿对此也深有感触:“现在想来,在《出梁庄记》结尾处,‘我’的形象很让人生厌。‘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无力感?‘我’在代谁哀叹、诉说?”⑦同时,她也毫不隐晦对自我创作进行反思:“忧伤”和“哀痛”是“我”创作的关键词,但“选择这两个词并非是想带出无力感,而是想表达一种历史感”,“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⑧。这份内心的焦虑和情感的担忧使她不敢、不忍遗忘故乡,并致使她竭尽全力去把握乡土中国文化结构裂变的精神内核,从中寻求出路。

三、农民主体价值及伦理文化的重建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后记》中写道:“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穷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这些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⑨要实现这些目标,除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措施,在精神层面还需要重建农民主体价值,增强农民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

1.通过“寻根”重建农民主体价值

新世纪以来,形容进城农民最常用的词是“边缘人”。“边缘人”本身就是对于城市农村人的模糊处理,既是“城市农民”对自我身份不自信的表现,也是社会对“城市农民”不认可的体现。在笔者看来,此处的“边缘人”应当有双重含义,既指在城也指在乡:于乡而言,进城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他们往往存在着“回不了家”的心理暗示,是不愿也是不能⑩,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背负着家庭的希望,进城寻求新生活,他们疏于经营乡村事务,即使归乡也往往难以融入;于城而言,他们是“都市异乡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只是打工者,即使有体面的工作,却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终难真正融入城市。像民中一样的新一代“出梁庄人”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他们如何才能跳出尴尬的身份藩篱?作者在《梁光正的光》中试图给出答案。作品以梁光正寻亲为主线,讲述了梁光正凭借个人力量“寻根”来弥补精神缺失,感受来自血脉的“同频共振”。对于梁光正这代人来说,“他们的一生都在失散之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己的家,失去自己的身份,儿女长大以后,都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再不回来”。如果说“离开—归来—离开”是当下乡土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失根之感”则是当下乡土精神的隐痛。要通过“寻根”弥合乡土生活与精神之间的裂痕,以此寻求农民主体价值的实现,唤醒农民身份的自豪感与自尊感。

2.激活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魅力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在城市化日益加速的今天,乡土仍然令无数人魂牵梦萦,不仅仅在于它是我们的故乡,更在于它广博深厚的文化魅力和生命韧性。在乡土社会中,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构筑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文化骨架,在这副文化骨架之下所进行的传统仪式使乡土社会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野性和生命力。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生动地再现了“老党委”奶奶去世后“烦琐”的丧葬仪式,家人严格遵循乡土伦理秩序,报小庙、报大庙、送路、送葬,在一次次痛哭、跪拜、呼唤中,生者与逝者融为一体,完成了以血缘维系的整个宗族的文化认知和精神皈依。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乡村模式、生存方式,但农民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活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改变。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会让人们不管身处何方,都有无限的勇气和底气。我们欣喜地发现“古老的乡土中国文化并没有失效,它依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世纪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重建依然需要从母体文化基因寻找精神遗传密码”。面对“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困境,“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围绕9亿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生存价值的重建……不单是一项应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

梁鸿对农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文本叙事背后,是深层次的心灵危机和文化焦虑。这份危机和焦虑折射在文本叙述中,则是一种对故乡行将消逝的无限忧虑:“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正是作家身上这种极强的在场感和责任感,使得梁鸿无法摆脱对乡土的忧思,无法放弃对乡村价值重建问题的关注。

在梁鸿笔下,故乡是人活在世上的根,是见证生命绽放枯萎与否的价值所在,是无法割裂的情感联系。她的文字中始终流淌着对故乡饱满的深情,即使痛苦,也敢于正视乡土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有机体正在饱受的现代转型的精神剧痛,也努力正视在精神剧痛下农民实现个体现代性转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并希冀改变这种生存窘境。在重建乡村文化价值和农民身份认同过程中遇到的精神困境,需要社会、他人和个人都必须积极面对并给予解决。


注释:
       ①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②⑤⑥⑦⑧⑨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57、59、99、265、267、242、225、242、10页。
       ③④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⑩费孝通:《乡土中国》,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99—300页。梁鸿:《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

(作者简介:姬亚楠,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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