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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难得文坛“诤言”》

2009-08-26   来源: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hnass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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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王增范《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致李佩甫的一封信》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张梦阳在2009年9月7日的《 人民日报 》副刊第20 版发表题为《难得文坛“诤言”》的文章,对王增范这种“诤言”式的文学批评给与了高度赞赏。文章全文如下:

    难得文坛“诤言”

    难得听到批评家的诤言了。作品研讨会经常开,报纸上常见整版的批评家发言,但是其中的诤言甚少,甚至根本没有,多是冠冕堂皇的恭维和浮皮蹭痒的做秀“批评”,难以令人信服。

    然而,我在2009年8月6日的文学报上终于看到久违的批评家的诤言了。这就是曾凡的《叙述的节奏与作家的心态》。

    作者在这封信中对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创作予以高度评价,接着发出了这样的忠告:“你和类似的一批已经极为成熟和成功的作家,已经没有必要再为市场为时尚写作,而是应该静下心来为自己、为一个大的历史时空、为心中的精神信仰而写作。我不是说不要激情和个人情感,但我觉得你需要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耐心。你的笔下,应该出现一部真正的大作品,或者是'伟大的作品’。”并指出:“心急即急躁、浮躁,是这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普遍状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可能是获得好心态的一种途径。”希望作家不要“心急”,不要“想快点拿给别人看,快点表达、表现、告诉别人我的想法我的愿望”,而要“在情感上拉开与生活的距离”。恢复成名作前半部分那种“野渡无人舟自横”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味道,抱以“从容不迫的,自信的,面对现实的,坦然的”写作态度。

    这真是久违了的批评家的诤言!这种批评家的诤言,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经常看到的。鲁迅曾经告诫青年木刻家“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批评了那种“蔑视技术,缺少基础工夫”的错误倾向。还教诲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沙汀、艾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尤其值得重提的是高尔基1925年写给富曼诺夫的一封信。当时,富曼诺夫的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风行一时,受到多位著名批评家的热捧,但是在这封信里,高尔基不同意这些批评家的嘉奖,责备富曼诺夫说:“您写得匆忙,写得十分草率,您是像一个目击者在讲述,而不是一个艺术家在描绘。因此,在故事中就出现了拖延故事进展的大量完全无用的细节。”因为富曼诺夫是一位极富才华、有远大前途的作家,所以高尔基才提出了这样高的要求,而对初学写作者反而宽容得多。富曼诺夫看到这封信后,不但不恼怒,反倒在日记中称自己“真是说不出的快活”,高尔基“骂得真好,也真能鼓励人”。给高尔基回信说:“您顺手就给了我两拳,而且每一拳都打的是地方,是地方。”说自己“心里出现了一种极其严格的批判精神;它使我永远要兢兢业业……当我改写了七遍、八遍、九遍以后,我想要说的话,终于按照我所希望的样子说了出来,那是多么快活呀。”他自此认为艺术家对自己应当愈来愈严,不断追求艺术上的高境界。不幸的是他收到高尔基这封信不到七个月就逝世了,但是他没有辜负高尔基的期望,终于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写出了成熟得多的《海岸》。

    什么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是一味在耳边唱颂歌的人吗?是马前马后抬轿子、捧臭脚的人吗?绝对不是的。这种人之中,有的恰恰是害你的人,在你有难时,这种人是会落井下石的。良药苦口益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的朋友,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诤友,是给你讲真话、进诤言的人。批评家应该成为作家的诤友,能够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对于尚未成熟的作家,指出需要克服的缺陷,使其逐步臻于成熟;对于已经非常成功的作家,则敦促其不断超越自我,升入大境界,写出大作品。

    愿以后能够多多听到这样的诤言,更多的批评家成为作家的诤友。

    编后记:王增范是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发表有《新时期文学的“软化”现象》《文学的价值》《也谈“文学低俗”》《文学在今天的意义》等评论文章数十篇。近年来,虽然备受病痛的折磨,但他在病床上仍然在坚持不懈地从事科研工作,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在文坛浮躁之风盛行,文艺批评出现回避热点、难点问题,评论家商业化倾向严重的现状下,王增范研究员能够敢于大声疾呼,针砭时弊,表现出了一位评论家难能可贵的责任意识和过人的勇气。(文学研究所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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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难得文坛“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