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浩:“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

2019-10-24    点击量:  3302   来源:院科研处   作者:赵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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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向所谓“学术”的道路,也不知道学术是怎么一回事。按照行业内的规范表达一些观点,大概就算是在从事学术活动吧。即是说,学术在逐步发展成为一项业内的技术。

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来看,学术并不必然带来生命的解脱,而在学术圈内,如果你什么都不表达,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你必须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表达一些所谓的学术观点,才能争得学术界的认可。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才出现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先知,他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在社会、政治或经济等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才能算得上创新,而学者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修补和注解工作。

人文领域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学习古人和前人,不得不阅读大量古人的书,还要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如此才能得到一点点启示,而那点儿启示大多数也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不少人撇开古人,自己发表意见,往往显得浅薄无知。因此,学术的路越走越窄,除了搞学术的人士,大多数人并不喜爱学者们的话语体系,阅读小说的人就比阅读学术著作的人要多一些,这不应认为只是读者的错误。

学术创新要求学者们要有崇高的心愿,要有正向的学术态度,还要有合理的学术方法。至少要明白,你为什么要走学术研究这条路,学术研究的动力来自哪里。

拥有正确的学术态度,也不一定就能够实现理论研究上的突破。不过,学术研究不应该远离现实问题,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应该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困惑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一种学问若不能解决当下人们生活的困境,就要质疑这种学问的价值,一味地考古和注解古人的言论,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借鉴古人解决他们时代问题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彰显学术工作的价值。

学术和从事学术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对待学术的态度。

过去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在如今大概不会太多,不过在古代这样的人也不会太多,带有使命感的学者在古今都不太多。无论在哪个时代,以实现天下人的幸福为己任的人都不占人类的多数。

王国维曾把学术视作与国家存亡同等的高度,“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为了实现学术的纯洁性与独立性,王国维提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他认为,学术应该为了学术本身,是为了防止学术被功利和世俗目的所利用。另一方面,为了发挥学术的实际价值,王国维又提出:“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

“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出发点,用顾炎武话说,即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文以载道,文字是用来承载道理、说明事实真相的,看起来美观好看、整齐划一而实际空洞的文字就是八股文。

运用一定的理论观察和处理所遇见的问题,是必要的,但仅仅为了迎合事先安排好的理论构架,并且为其寻找材料做论证,则一定会失去研究的意义。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理论的完美。

发现新问题,寻找新材料,创造新理论,寻求新方法,这是学术研究所要实现的目的,而不是去论证旧观点,也不是去生产大批的学术产品。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学术工作的目的,这样的学术工作才更有意义。

现如今,如果谁把古人的思想、观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归纳得有条有理,再加上一点自己的评论,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学术研究了,比方研究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时,只是把前人有关他思想的所有观点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归纳总结,就算大功告成了。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整理者所要完成的工作,如果不把他们的观点化作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吸收利用,转化为自己精神生命的营养物,那又有什么用呢?其结果只不过是多一些知见罢了。高明的研究者并不以掌握多少前人的知见而自豪,而是要创造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了解别人只是为了保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姿态,而不是被别人的观点所束缚,成为知识的传话筒,就像吃猪肉不是为了变成猪而是为了强壮自身一样,了解别人的某些观点是为了让自己发出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

有些时候,为使自己的研究变得鲜活,完全可以采取多种表达形式和论证方式,黄仁宇在研究明史基础上写成的《万历十五年》,采取的就是一种近似小说题材的书写方式,它所达到的效果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文本,这就是思想家和一般学者(学术工作者)的区别。创新不但可以有观点上的创新,还可以有书写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最蹩脚的研究者用艰涩的语言表达浅显的道理,一般水平的研究者用艰涩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而最高水平的研究者,也就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往往用最普通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道理。

在今天,我们当如何做学问、如何从事学术工作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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