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德亮在《向王增范同志学习报告会》上的发言

2011-05-11    点击量:  1254   作者:hnass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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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德亮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认识曾凡是1986年夏。当年7月我大学毕业有幸分配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缘与曾凡成为同事。当时的曾凡黑黑瘦瘦高高,话语很少,外表很严肃,所里开会时他也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一根根地抽烟,偶尔发言,声音很高,言辞激烈,语惊四座。因为他的想法或观点往往是超乎想象的超前。他称呼同志们都直呼其名。当时所里集体活动少,平时同事之间又少接触,几年下来没和曾凡说过几句话。当时我感到曾凡很独特,对他敬而远之。

    但通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作为文艺时评人的曾凡有很高的评论素养。他文化基础好,哲学功底强,逻辑思维严密,大脑反映敏捷,能及时捕捉热点、并迅速成文;其文风恣意汪洋,无拘无束;其文章立意高远,观点鲜明,剖析深刻,言辞犀利,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1987年曾凡与王钢合著的文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在当年《文学评论》第6期上刊发。1988年曾凡作为河南省唯一的文学评论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从1982年到1993年入社科院工作11年来,曾凡发表文章百余篇,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能发现他的名字。期间,他获得了省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年奖以及一些文艺理论征文奖。这些成绩为他赢得了“文学所才子”的桂冠,也使他成为省内中青年评论界中的佼佼者。

    1993年12月,曾凡加入到跨世纪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从此,我与他成为接触较多的同事。在跨世纪杂志社里,他任编辑部主任,我任副主任;他做副总编,我做编辑部主任;1998年5月,曾凡任总编辑,我任副总编辑。这期间我与曾凡一起策划、组稿、编稿、写稿、跑印刷厂。通过几年的一起工作,我发现曾凡是一个很诚实、善良、率真而不乏幽默的人,也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一个执着于工作且勇于担当的人。

    1999年4月25日,担任跨世纪杂志社总编辑不足一年的曾凡因为工作的劳累第一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了半个月后,因惦记杂志社工作,病情稍有好转的曾凡即刻出院。出院后他忘了医生的嘱咐,忙忙碌碌地工作一个星期后,他第二次住进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结核性腹膜炎,脓性阑尾,手术切除,排出800ml腹水。5月25日出院,静养几天后,他把医嘱再次当成了耳旁风,忘乎所以地工作,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对杂志的美好规划中。不到一个月病魔第三次让他住进了医院。6月21日曾凡住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7月21日转住河南省胸科医院。从此以后,曾凡就与医院往来频繁,进进出出,出出进进,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住在医院。2007年4月,曾凡又罹患恶性肿瘤绝症,从此以后,他就长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从曾凡1999年4月25日第一次住院到2010年10月24日他在医院去世的11年半4197天的时间里,曾凡在郑州、南京、北京共住院30多次,总计2700多天,达7年5个月。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饱受着结核病、腹膜炎、肾病综合征、高血压、胃病、肠梗阻、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折磨,遭受着化疗等治疗的摧残,致使曾凡面色乌黑,皮包骨头,1米80的大个儿体重不足100斤,完全脱了人形。曾凡生病的11年半里服药几百斤,输液10000多瓶,身体无数次地插过氧气管、胃管、鼻饲管、常年埋着钟管,数次住进重症监护室,5次下过病危通知。

    曾凡生病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2001年初调他回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样可以不用坐班,对养病有好处。然而回到文学研究所的曾凡并不领会领导的好意,而是在病榻上忘我地从事着他所热爱的科研工作。

    曾凡生病11年半,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病床成了他的办公桌。为了科研的方便,曾凡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为了操作电脑的方便,曾凡专门让妻子给他买了一个床上专用电脑折叠板,这样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半躺着写作。到医院探望过曾凡的同志都忘不掉这样的场景:挂着吊瓶、鼻孔中插着胃管或鼻饲管的曾凡在阅读,或半躺着在折叠板上的电脑上写作。看着脸色乌黑、面容憔悴、瘦骨嶙峋、身似朽木的曾凡,让人顿生悲哀和怜悯。很多同事都这样劝他:“悠着点,好好养病,来日方长,学问是做不完的,没有止境。”但曾凡听后,却说:“写作能转移注意力,减轻病痛。”有时也说:“我说不定哪一天就不行了,我得抓紧时间把我对文学的关注、对文化的关爱,对生活的热爱记录下来、写出来,这样我会心安一些。”他还把朋友们的探视当做一个私人的沙龙,他抓住这个机会,有气无力地和朋友们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或社会热点焦点,或是分享他的思考成果。

    曾凡生病11年半,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科研创作。他先后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学习时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近200篇,出版专著4本。著作《旁观者》入选“2007年中国最佳随笔”;文章《新时期文学中的“软化”现象》、《谈谈文学的文化观照》、《中国人的人生之道》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童年的星空》、《包容的洛阳》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获征文一等奖,《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精神》、《文学与价值生成》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

    曾凡的作品充满着对文学的信仰。他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文学永远是心灵的栖息地,是精神的灯塔,是人性的避难所。”“文学应该信仰真善美。”“文学要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活着的意义。”他向人们传达的观点是:文学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曾凡的作品更饱含着对家乡的爱,对家乡人民的爱,对家乡文化的爱,对华夏历史文明的爱。他的绝笔作品《我是河南人》一书是他这种爱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执着科研的集中体现。

    《我是河南人》萌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于多病缠身之时,写作于病榻之上,成稿于2006年。此书的写作背景源于他对河南的热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贫穷落后、教育的缺失,加上人性固有的劣根性,使极个别河南人做出了一些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龌龊肮脏之事。河南人的形象在国人眼中一落千丈,任何坏事劣迹都被认为是河南人干的,于是极力丑化河南人,河南人的形象被妖魔化了。河南人的名声坏了,出门坐火车没人和你同座,在外住旅馆没人敢和你同室,就连广交会上个别商家也打出了“不同河南人做生意”的横幅。一时间,河南人被看做是洪水猛兽。这让绝大多数河南人非常气愤,于是很多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著书维护河南人的形象,曾凡此时此刻充当了文化斗士。曾凡在对河南、河南人、河南文化深思熟虑后,大声疾呼:河南文化要自觉,河南人要自信,中原精神要弘扬,河南形象要改变。与此同时“为河南人立传”的想法也在他心里悄然萌动并开始实施。于是《我是河南人》就诞生了。

    《我是河南人》成稿后的出版过程也不顺利,可以说颇为曲折。曾凡住院期间,我多次探望,谈话中他更多流露出对工作的渴望和对科研的追求。记得2008年底前,我又到医院看他,他说起了他的《我是河南人》一书准备出版。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劝他不要再为科研劳心劳力了,要好好地养病。第二年,再到医院看他,他更虚弱了,但他很兴奋地对我说,他的书联系到了出版社,很快就会出。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他,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槁枯,鼻子中插着胃管和鼻饲管,说话出气都很费劲。问及他出书的情况。他对我说,拿着他出书钱的人联系不上了,他被人骗了,书没出来。因为整天住在医院,曾凡就从网上联系出书,结果被人骗了。后来,气若游丝、岌岌可危的曾凡一直努力着为这本书找出版社。终于,曾凡的诚心打动了台海出版社,他们答应在2010年国庆节前出书。可喜可憾的是,曾凡在最后一次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他生命的结晶《我是河南人》这本书终于面世了。

    《我是河南人》洋洋洒洒20余万字,全书12章,时间跨度几千年。曾凡在后记中说:“我在书中写了古人的故事,也写了今人的故事,写了伟大人物的故事,也写了星星点点的我身边的普通人的故事。”他还说:“希望这本书终有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会对读它的人有所触动有所启发。”这就是曾凡写这本书的初衷和情怀,它充分体现了一位文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在书中,曾凡饱含激情地讴歌了河南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华夏文明的创造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诞生地。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河南人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其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品质,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意志,舍身取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谐向心、团结共进的思想,铸就了伟大的河南精神和中原文化灵魂。曾凡说“河南精神是中原崛起的文化灵魂和精神支柱”。河南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它哺育了华夏民族的成长,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这就是曾凡,一个被病魔缠身而不忘工作而且对科研孜孜以求的人,他以平凡的人生实践,坚忍的执着精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怀着对家乡父老的炽热情感,怀着对科研工作的无比热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放飞着自己的梦想,乐观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百折不挠,执着前行,不言放弃,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直至生命。曾凡的身上凸显了“普普通通、踏踏实实、不畏艰难、忍辱负重、自尊自强、能拼会赢”的务实河南人形象。曾凡的精神真正体现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责任感”的三平精神。曾凡的这种精神让人敬重、敬佩,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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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德亮在《向王增范同志学习报告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