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戒烟的经济学诠释
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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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无烟日”。从1989年起，世卫组织又将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2003年11月,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77个签约国,承诺2011年1月9日起，中国应在包括工作场所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烟。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乃至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今天是第23个世界无烟日。无烟日里谈禁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再过220多天,就是中国控烟迎接世卫检阅的“大限”，但有多少国民能感觉到这个“大限”的迫近？有哪一级政府为此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至少从今天看来，中国政府实现2011年1月9日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承诺，不比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20%承诺的压力小。
有承诺而无有积极行动，原因在哪里？烟草行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缘于烟草的经济链使然。先看一组数据：2006年9月10日公布的2006年度中国纳税500强排行榜显示，在500強企业纳税总额中，有超过一半的纳税额来自烟草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石油加工业。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500强纳税企业中有78家烟厂登上了排行榜，纳税总额1325.35亿元，平均纳税16.99亿元。其中前100名中有35家烟厂，占纳税百强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些企业共纳税1077.20亿元，占纳税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 。烟草行业的“特殊性”可见一斑。从烟草经济链来看，我国的“烟草税”包括烟叶税、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烟叶税100%归地方政府，对烟厂征收的增值税75%归中央财政，25%归地方政府，另外，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也都归中央政府。在烟草经济链里，获利最大的当属中央政府，2009年中国烟草行业税费高达4163.4亿元，同比增长26.2%，烟草行业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又上升了1%，达到了8%；其次，烟草行业也是不少地方政府倚重的行业，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的。比如云南, 烟草利税在财政收入中比重最高曾达75%，2009年云南省财政总收入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仍高于45%。在一些烟叶种植县甚至已形成“烟草财政”，据2008年的数据，我国510个烟叶种植县城中有185个贫困县的烟草业是第一支柱产业；再就是卷烟企业、工商职工和烟农。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种烟农民、1000多万零售人员以及50多万工商职工———烟草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但是，禁烟是世界大势和潮流，因为烟草行业给社会带来的麻烦远比其“贡献”多的多。仅就烟草行业的“社会收益”与社会付出的经济代价来看，发展烟草行业绝对是“入”不敷“出”、“得”不偿“失”。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烟草税的2.8倍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我国是烟草大国，15岁以上吸烟者达到3.5亿人，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近1/3。我国的吸烟经济负担状况更令人担忧。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和2008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35岁及以上成人归因于吸烟的三类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237.2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为390.8亿元，占17.5%，间接经济损失为1846.4亿元，占82.5%。直接经济损失中门诊治疗费用所占比例为267.0亿元，占68.3%，其次是住院费用94.5亿元，占24.2%，最后是交通、伙食和陪护费用29.4亿元，占7.5%；间接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构成是早亡引起的损失，为1822.8亿元，占98.7%，休工引起的经济损失仅有23.6亿元，占2.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我国吸烟模式和烟草使用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2005年吸烟导致我国140万人死亡，疾病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损失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2005年烟草税收合计为2000多亿元，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抵消了烟草利税收益。
还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烟草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所以，禁烟除靠教育、引导和必要的强制措施(如严禁在公共场所抽烟，违者重罚)外，还需要临床治疗。这也有一个经济测算和比较的问题。
据调查，在3.5亿中国吸烟者中，近90%的人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仅靠毅力戒烟成功率不足3%，而经过临床治疗的成功率则提高到近30%。研究表明，戒烟是挽救生命最经济的干预措施，戒烟治疗是最具有临床价值的预防性服务，用作戒烟干预的成本远远低于生存干预的社会平均成本。通过戒烟预防疾病，从而降低由此引起的成年人疾病负担，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讲，还有更广泛的经济利益。由此可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吸烟者居多的国家，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戒烟对于吸烟者来说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出路是将戒烟服务作为公共补偿的一部分，将戒烟药品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将戒烟药物列入制定合理的报销比例。
总而言之，全民戒烟的确要算算经济帐。不仅要算“收益”帐，也要算“付出”帐，既要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利益”。“收益”与“付出”的比较已如上所述，至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很清楚的。如果全民戒烟保障了国民健康，减少医疗费等于增加了社会收益，更多的国民保持健康又能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至于全民戒烟会带来GDP和税收减少，则由于人们用于消费香烟的费用完全可以转为其他消费，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全民戒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科学的，可行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更为全面、系统、坚决的措施，教育、引导和限制全民戒烟。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烟草业对中国GDP和财税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一定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和转型崛起之日。为了这一天，让“全民戒烟”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2010年5月31日于郑州
喻新安：经济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重点学科（区域经济）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国家统计局“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专家。
今天是第23个世界无烟日。无烟日里谈禁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再过220多天,就是中国控烟迎接世卫检阅的“大限”，但有多少国民能感觉到这个“大限”的迫近？有哪一级政府为此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至少从今天看来，中国政府实现2011年1月9日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承诺，不比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20%承诺的压力小。
有承诺而无有积极行动，原因在哪里？烟草行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缘于烟草的经济链使然。先看一组数据：2006年9月10日公布的2006年度中国纳税500强排行榜显示，在500強企业纳税总额中，有超过一半的纳税额来自烟草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石油加工业。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500强纳税企业中有78家烟厂登上了排行榜，纳税总额1325.35亿元，平均纳税16.99亿元。其中前100名中有35家烟厂，占纳税百强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些企业共纳税1077.20亿元，占纳税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 。烟草行业的“特殊性”可见一斑。从烟草经济链来看，我国的“烟草税”包括烟叶税、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烟叶税100%归地方政府，对烟厂征收的增值税75%归中央财政，25%归地方政府，另外，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也都归中央政府。在烟草经济链里，获利最大的当属中央政府，2009年中国烟草行业税费高达4163.4亿元，同比增长26.2%，烟草行业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又上升了1%，达到了8%；其次，烟草行业也是不少地方政府倚重的行业，有的省份就是靠烟草业生存的。比如云南, 烟草利税在财政收入中比重最高曾达75%，2009年云南省财政总收入1490.7亿元,烟草行业对全省财政贡献仍高于45%。在一些烟叶种植县甚至已形成“烟草财政”，据2008年的数据，我国510个烟叶种植县城中有185个贫困县的烟草业是第一支柱产业；再就是卷烟企业、工商职工和烟农。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种烟农民、1000多万零售人员以及50多万工商职工———烟草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但是，禁烟是世界大势和潮流，因为烟草行业给社会带来的麻烦远比其“贡献”多的多。仅就烟草行业的“社会收益”与社会付出的经济代价来看，发展烟草行业绝对是“入”不敷“出”、“得”不偿“失”。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烟草税的2.8倍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我国是烟草大国，15岁以上吸烟者达到3.5亿人，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近1/3。我国的吸烟经济负担状况更令人担忧。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和2008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35岁及以上成人归因于吸烟的三类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237.2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为390.8亿元，占17.5%，间接经济损失为1846.4亿元，占82.5%。直接经济损失中门诊治疗费用所占比例为267.0亿元，占68.3%，其次是住院费用94.5亿元，占24.2%，最后是交通、伙食和陪护费用29.4亿元，占7.5%；间接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构成是早亡引起的损失，为1822.8亿元，占98.7%，休工引起的经济损失仅有23.6亿元，占2.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我国吸烟模式和烟草使用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2005年吸烟导致我国140万人死亡，疾病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损失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2005年烟草税收合计为2000多亿元，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抵消了烟草利税收益。
还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烟草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所以，禁烟除靠教育、引导和必要的强制措施(如严禁在公共场所抽烟，违者重罚)外，还需要临床治疗。这也有一个经济测算和比较的问题。
据调查，在3.5亿中国吸烟者中，近90%的人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仅靠毅力戒烟成功率不足3%，而经过临床治疗的成功率则提高到近30%。研究表明，戒烟是挽救生命最经济的干预措施，戒烟治疗是最具有临床价值的预防性服务，用作戒烟干预的成本远远低于生存干预的社会平均成本。通过戒烟预防疾病，从而降低由此引起的成年人疾病负担，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讲，还有更广泛的经济利益。由此可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吸烟者居多的国家，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戒烟对于吸烟者来说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出路是将戒烟服务作为公共补偿的一部分，将戒烟药品纳入国家医保报销目录，将戒烟药物列入制定合理的报销比例。
总而言之，全民戒烟的确要算算经济帐。不仅要算“收益”帐，也要算“付出”帐，既要看“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利益”。“收益”与“付出”的比较已如上所述，至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很清楚的。如果全民戒烟保障了国民健康，减少医疗费等于增加了社会收益，更多的国民保持健康又能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至于全民戒烟会带来GDP和税收减少，则由于人们用于消费香烟的费用完全可以转为其他消费，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全民戒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科学的，可行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更为全面、系统、坚决的措施，教育、引导和限制全民戒烟。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烟草业对中国GDP和财税的贡献大幅下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一定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和转型崛起之日。为了这一天，让“全民戒烟”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2010年5月31日于郑州
喻新安：经济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重点学科（区域经济）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国家统计局“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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