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交流互鉴中推动文明传承发展

编者按：研究古典文明，担负互鉴使命。11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本届大会主题是“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共设八个分论坛，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参与分论坛三、分论坛四、分论坛五的协办工作。现将部分参会专家的会议发言依次进行观点摘编，以飨读者，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古典文明、研究古典文明、传播古典文明、弘扬古典文明。  

融通古典与现代  加强交流与互鉴

——分论坛三“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成果综述 

11月7日至8日，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师范大学，以及希腊雅典大学、美国罗格斯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南山大学的中外专家共计6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

开幕式由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潘洵主持，西南大学党委书记张卫国，希腊驻华大使埃夫耶尼奥斯·卡尔佩里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希腊雅典科学院自然科学部院士埃马努伊尔·格杜托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玲杰，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希腊雅典大学哲学与科学史系教授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方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崔延强分别致辞，希腊文化部长门佐尼女士也亲临论坛现场参加开幕式。

该分论坛的主旨报告共分三个主题：汉字中国与文明互鉴、汉语中国与文明互鉴、古典语文与文明互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以《谈建构中国古典学的三个维度》为主题，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决定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的选择，可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开展先秦典籍与上古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特聘荣休教授陈光宇以《东西方古典文明萌芽时期的文字》为题，认为目前国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刻符是否文字还缺乏共识，主要原因是缺乏客观精确的文字定义，往往将图符、记号与文字混为一谈；忽视人种、语言信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天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高岛谦一、西南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邹芙都等学者，分别就汉字汉语、商代占卜、出土文献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该论坛的专题报告同样设置了三个主题：古典语文与文明互鉴、希腊研究与古代文明、中西哲学与古典学。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冯胜君，就中国文献学的早期样态举隅作了学术报告；希腊雅典大学语文学系主任、拜占庭文学教授西奥多拉·安东诺普卢，就中世纪希腊宗教文学中的古希腊传统作了介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张绪山，论述了《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希腊传说；希腊爱琴海史前研究所和东克里特岛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布罗根，系统介绍了罗马关于青铜时代紫色染料生产指南；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江怡，作了题为《汉语哲学的思想特征和时代价值》的报告；希腊雅典大学哲学教授乔治斯·斯泰里斯，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古希腊神话能教给我们什么？”的问题。分论坛最后的环节是圆桌对话，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学院教授李若晖，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孟蓬生，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罗峰，西南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教授孟凡君，希腊文化部雅典卫城修复委员会信息和教育办公室主任埃里尼·凯玛拉，希腊雅典大学哲学教授乔治斯·斯泰里斯等学者，纷纷围绕中希文明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和热烈讨论。

此次分论坛还就涉及中原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作了《中国“古典学”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的主旨报告，认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中，中国将世界古典学与现代多学科、跨学科及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为世界古典学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殷墟的发掘就运用了古典学的相关理论，通过殷墟出土的文物以及对甲骨文的释读，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对商代的记载，这是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明。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历史连在了一起，也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李雪山作了《商代早期国家文明的独特标志和生成道路》的报告，认为商代甲骨文为解读文明的内涵及标准，寻绎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早期国家文明的特质，准确定位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定型期，探索早期国家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成道路，提炼出符合中国早期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成模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作了《从甲骨文之“贞”到周易之“贞”》的报告，认为《易传》及易学注疏文本对《易经》中带有“贞”字的卦爻辞，多以“正、方、固、定”等多种义项来说解，解者不同，歧见叠出，治丝益棼，纷纭杂乱。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学术界对甲骨卜辞中的“贞”字，大多解以占卜、占问。《易传》对“贞”的解释，虽然远离了《易经》本义，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易经》的自足体系，其道德伦理作用和哲学思想意义，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蕴智作了《关于“仓颉文化”的思考》的报告，认为汉字是中华仓颉式先哲人物的伟大发明，“仓颉文化”是一项很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仓颉造字”不只是一种传说，我们应更加切实地从汉字发展史的学术层面探究汉字的源头，把仓颉式先哲当做客观真实的“字祖”，说明汉字从哪里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研究员闫德亮作了《中国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早期形成》的报告，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童年的历史，是先民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与幻想的神圣叙事。在“多元一体”的华夏民族的凝聚过程中，这既是武力的征服，文化的认同，更是神话的融合。古代神话的旗帜作用、精神引领、行为规范与灵魂信仰作用加速了、巩固了华夏部族的凝聚融合，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的统一、祖宗的认同、神话精神的滋养。

参加第三分论坛的与会学者，在一天半的议程中，纷纷围绕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的相关议题，深入交流、相互碰撞、坦诚对话，不断推动古典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展现新的时代价值，取得了较为丰硕的交流成果。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李娟整理） 

传播古典文明  担负互鉴使命

——分论坛四“古典学与文明互鉴”成果综述 

11月7日下午，由四川大学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联合协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分论坛四“古典学与文明互鉴”顺利开幕。来自阿根廷、埃及、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美国、斯里兰卡、土耳其、希腊、新加坡、意大利、英国、越南等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60余人济济一堂，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精彩发言，共同探讨中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持续夯实文明互鉴的学理根基。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古典学是中华文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体现，建构中国古典学是民族复兴、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古典学热”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返本开新的学术旨趣，在重新认识古代经典和古代文明，推动中外文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分论坛专题研讨环节，与会者依次围绕“中外文明互鉴”“古希腊哲学研究”“中西古典文学研究”“罗马法研究”以及其他古典文明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将部分专家观点摘录如下：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教授以“古典文学与文明互鉴”为题，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两个独特丰富的文学传统，两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让人类的文学遗产更加丰富多样、互相融合，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曹顺庆以“加强文明互鉴，推动世界古典学研究”为题展开讨论，指出西方古典传统受东方文明影响，文明交流互鉴是关键。中西古典学研究不应拘囿于整理与诠释本土文献、译介与内化西方文本，更应秉持全人类古典文明互鉴的广阔视野和比较意识，揭示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影响，为建构中国古典学体系、推动世界古典学研究开辟全新路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霍巍围绕“汉唐考古与中国古典学”这一选题，指出中国古典学的构建离不开考古学，汉唐考古对于构建中国古典考古学具有典型意义，也将为中国古典学的建设提供科学的实物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跃进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典学”为题，指出“三代两汉的经学是古典学的灵魂，是古典学中不可抹去的基因”。他以“五经”为例，分析古典学在当今的文化价值、美育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传统儒家倡导的礼、诗、乐所代表的真、善、美，属于审美范畴，三者在逻辑发展中逐步确立了中国传统美育的核心，即“修齐治平、家国一体”。因此，河南在重视考古发掘的同时，也要重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古典文献，这是中国的传统和优势。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张新斌以“以中原为视角的中华历史文化的交流交融与文明的互鉴”为题，指出“从人类诞生到文明形成与发展，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环节”，以中原历史与考古资料为依托，通过百万年的人类史、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三千多年的建都史，对各个时期文化的交流交融，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行梳理，进而得出“文化的交流交融，是族群发展壮大的关键；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关键；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生动结论。

外籍嘉宾的发言也非常精彩。英国伦敦哲学与经济科学学院文艺复兴研究负责人瓦莱里·里斯重点分析了柏拉图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复兴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影响；国际哲学院与国际科学哲学院、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荣休主席尤里·佐夫科重点考察了“轴心时代概念背景下的苏格拉底哲学”；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塞奥佐罗斯·帕潘赫里斯，重点分析了“古老的智慧：东西之异”的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古典学与文明互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古典学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础，而丰富多样的文明互鉴则能够推动古典学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加强古典学研究，有利于更好认清文明源头、增进相互理解、把握当代与未来，进一步激活古典文明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杨波整理） 

探求经史传统  弘扬古典文明

——分论坛五“古典学与经史传统”成果综述

 11月7日下午至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承办，清华大学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世界古典学大会分论坛五“古典学与经史传统”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美国耶鲁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等9个国家的3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分论坛五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丹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战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志强分别致辞。论坛主要围绕“古典文明与学术传统”“古典学与经学史学”“古典学与汉学传统”“古典学与儒释道”“比较古典学及方法”“经典研究与古典学的未来”等6个专题展开研讨。现将发言摘要如下: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作了《“物”之系谱与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的报告，认为伴随着天理的成立，古典字宙论的模式发生了以理气二分为中心的重大变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极等有关起源与本体的概念，而是“格物”这一在儒学思想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主题，成为儒学反复争论的焦点。理学与心学的分化，宋学与清学的殊途，以及儒学内部的其他一些更为细微的差异，均与对这一主题的不同理解有关。

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井川义次作了《中国“四书”在现代欧洲的传播与影响》的报告，提到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一直在积极收集有关中国的广泛知识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地理和天文学等多个领域。为了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耶稣会士广泛学习中国文学，并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传到欧洲，可称其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体系。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博雅学院双聘教授陈少明围绕朱子“四书”论说的三个文本：《集注》《或问》与《语类》展开了讨论 。他认为，从四书到四书学，再到“四书”系统，是一个跨越上千年的历程，宋代儒者先后为之贡献，朱熹则集其大成。朱熹的“四书”学，是理解这个系统的论述结构的范本。《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与《朱子语类》结合拓展“四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朱熹的“四书”系统是集经学与理学于一体的思想丰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思劢分享了他从三部早期传记（《史记》、《列仙传》、《神仙传》）重新审视老子的看法，认为不同的早期道教团体，或者说不同的阐释学派，对老子有着各自的理解。黄老道将老子看作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天师道则视其为一位宇宙神灵，而养生道则认为老子是身体修炼的大师。通过探讨《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分析了一些早期老子传记如何通过因果关系与这些不同的视角紧密相连。

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作了《古典学与经学》的报告，认为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的经学具有内在的关联。经学的文本和从义理层面经典学切入并理解文本的这两个方面与西方古典学的文献研究及《圣经》神学的信仰系统，无疑具有一致之处。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考察，西方的神学系统与中国传统经学的义理系统，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郑文泉作了《东南亚华人‘以史代经’是什么意思？》的报告。按王赓武在《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所作《序》中所言，新加坡国家没有公认的“经”并不是一个缺点，因为它有公认的历史和建国经验，将此一经验加以撰写成“史”，即可起到“以史代经”的作用。通过进一步讨论，以总成当代“经史关系”的东南亚意义与说法。

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人文教育中心主任、教授李天承作了《韩国朱子学的理学传统和栗谷性理说的意义》的报告，提到在韩国朱子学的发展过程中，以退溪和栗谷为代表的16世纪值得特别关注。从理气关系的尊理角度来看，退溪学和栗谷学之间的共同点大于差异。因此，要超越对立视角揭示出从退溪学发展为栗谷学的理学史的普遍指向。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董平作了《中国古典学的返本与开新》的报告，认为“古典学”大致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关于“古典”的研究，一是基于“古典”所显现的文化（价值）理念而展开的关于“他者”的研究。“古典”本身通常是诠释的对象或新义衍生、形成的根据，“古典”研究便总是包含着“保守”与“创新”的内在张力。

美国耶鲁大学宗教与生态论坛联合主任玛丽·伊芙琳·塔克作了《生态文明与儒家价值观》的报告，认为为实现生态文明，需要共同构建一个繁荣的地球共同体，要向以生态为中心的世界观转变，而非以人类为中心。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环境挑战的背景下，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中国正在积极复兴其传统文化根基，重新发掘儒家、道家和佛教传统中的生态智慧。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分享了船山《诗广传》 的相关研究，指出《诗广传》是王夫之诗学的集大成，他在对《诗经》的阐释和发挥中，总结并升华了对诗歌的哲学理解。以孔子“兴”“观”“群”“怨”的诗学理念为核心，展开对诗歌之体和诗歌之用的系统论说。《诗广传》体大思微，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美国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公正中心附属教员约翰·格瑞姆作了《民族群体、人权与经典文献》的报告，提出少数民族提供了理解人权和经典文献的独特文化视角，构成了宇宙观的重要维度。对土著传统中的宗教生态、地点和实践的考量，可深化基于文本的人文研究。祖先的普遍观念，不仅体现了种族概念，还渗透进文学经典中。认识到不同种族经历及其对经典文献的影响，将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柯平作了《柏拉图的玩偶喻说——游戏说的古典原型》的报告，认为在西方美学或艺术哲学领域，可与模仿说和表现说相提并论的当属游戏说，游戏说的古典原型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遗作《法礼篇》。他基于柏拉图的玩偶喻说（Plato’s plaything allegory），从五个角度揭示了游戏说古典原型的内在意蕴与目的论追求。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区域研究系研究教授马良文作了《中国传统中的“执中”：其存在论与社会意涵》的报告，认为“中心”或焦点、中间点等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各个层面都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社会和个人心理的构成（在这一概念的两种意义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同源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何俊作了《中庸之道及其根源性》的报告，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合目的与手段为一体的思想与行动之极至。中庸之道的根源性存于历史中的人及其实践，在充分彰显根源性的同时，中庸之道以形上形下的一体贯通赋予自身以理据与意义，亦因此转而成为根源性的哲学。

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田炳郁分享了他对程复心《四书章图》的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不少学者怀疑朱子晚年也放弃其“周程授受”的观点，但是《四书章图》全面讨论《太极图说》的渊源、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图解明确揭示其理气二元论，心性二元论，可是其二元论又是本体论的特点。

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菲利波·科斯坦蒂尼介绍了《老子》从欧洲至拉丁美洲之旅的跨文化接受历程。20世纪初《老子》在拉丁美洲的众多亚洲经典著作译本中脱颖而出，说明了东亚经典著作在拉丁美洲的接受过程中所展现的复杂性，探讨连接欧洲与拉丁美洲的知识网络如何促进了这一道教经典在全球的传播和共鸣。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王承哲作了《经史传统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之道》的报告，认为基于经史传统建立起的中国古典学，其精神特质依赖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和传承，明体达用，推陈出新，将经典从传统形态的注释和附庸中解放出来，置于当代语境，重建经典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重建文化自信，为人类前途与时代走向提供中国智慧。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邰谧侠作了《全球老学视角下的中西经典》的报告，指出在西方和中国，都存在一个用古代语言撰写的“经典”集，这些经典至今仍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研究经典时，不仅要追寻它们的原始意义，还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干春松作了《民族国家目标下的文化自信培育——章太炎国学观的内在张力》的报告，认为章太炎是晚清至民国国学思潮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以历史、典章制度和人物作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国学在确立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建立现代国家作为他提倡国学的核心诉求。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珉准从跨文化的逻辑学角度探讨了晚明时期汉译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挑战，认为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翻译成截然不同的汉语时，一个核心难题是希腊语中存在而汉语中缺失的派生词。介绍了首尔国立大学研究团队在研究《明理探》时所采用的方法，探讨了目前学术界就此话题进行的讨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作了《无用的外交与被无视的爱国——韩非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报告，认为韩非子关于国与国关系的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且仍有其现代意义。韩非子否认外交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和平理论，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相呼应，且尤其注重国家安全，特别是小国的自保。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哲学副教授乔希作了《权力、美德、焦点、影响力：经典文本中的“德”》的报告，认为“德”赋予了经典作品持久的魅力，并使其成为各个年代历史学家和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探讨了经典作品如何展现其力量、美德、专注性以及影响力，从而形成对现代世界仍有意义的历史传统。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达尔文学院研究员阿瑟·哈里斯作了《早期希腊与中国医学中对魔法的拒斥》的报告，认为对魔法明确、普遍的批判是早期希腊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早期中国医生并未撰写任何反对魔法的文章，也未形成一套因果解释的标准体系。基于古希腊、中国、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比较研究证据，探讨了学者们是如何摈弃魔法思想的。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周博群作了《机与mēchanē：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机械概念》的报告，通过分析“机”一词在古汉语中的涵义，探讨了古代中国对机械概念的理解，尝试对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文化背景中的机械概念进行初步比较。

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平泽步作了《迮鹤寿对五际说的解读》的报告。在连鹤寿的著作《齐诗翼氏学》中，他对“五际说”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巧妙地将《诗经》的章节数目与中国传统生肖的十二支以及阴阳学说相结合，发展出一套与社会变革周期紧密相关的计算方法。迮鹤寿认为，这一方法甚至能够解释如清朝建立的具体年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刘未沫作了《古代希腊与中国的宇宙论及其论争：如何比较？比较什么？》的报告，认为许多学者忽视了每种文化内部存在的不同子传统，未能认识到在跨越文化界限的相似辩论中所体现的共同关切。他通过揭示定义各自传统的复杂辩论、采用新的方法论，阐明在历史上塑造古代宇宙观思想的共同知识关切，并重新理解宇宙中的秩序、生命和治理的意义。

在一天半的议程中，与会专家学者从“学古知古、以古鉴今”到“借古开新”，将古典学与经史传统置于现代语境之下，对文明传统加以研究和传承，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
（组织人事部李丽整理）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供稿：李娟、杨波、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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