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踏访康百万庄园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河洛地区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史记·封禅书》中称：“昔三代（夏商周）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黄河）洛（洛河）汇流处明清商人典型代表——康百万家族的兴衰沉浮，恰是中华文化核心区典型的“豫商故事”。

康百万家族自明初从山西迁居河洛汇流处的巩县（今巩义市）康店镇，以地利起家，因“大河行船”造就“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庞大商业帝国（三省是豫鲁陕，六河指黄河、洛河、隋唐大运河巩义段、泾河、渭河、沂河），因“大河沉船”由盛转衰，又因现代铁路运输兴起，彻底丧失地利走向衰败。

康百万家族因地处中华文化核心区，数百年经商史彰显浓郁的豫商色彩，体现了豫商崇尚中庸、诚信义利、乐善好施的文化品格。康氏家族以“留余”为代表的家风家训，在新时代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寨上主宅区是核心

冬日，万花纷谢，寒风凛冽，我从郑州往西60余公里，嵩山巍巍，邙岭苍苍，黄河滔滔，洛水清清。在嵩山、邙岭、黄河、洛河交汇处，坐落着一处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大型明清建筑群——巩义康百万庄园，主人是豫商巨贾康氏家族，纵跨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辉煌400余年。

走近高大如城门的康百万庄园大门，门额上题写着“康百万庄园”五个大字，由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题写。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就进入庄园核心区域——寨上主宅区，此处沿邙岭从山脚到山腰分布七个独立院落，七个院落又分为北院建筑群和南院建筑群。北院建筑群有五个院落，为康氏家族主人居所。南院建筑群有两个院落，系长工佣人等居住之所。

北院建筑群是寨上主宅区精华所在，由东向西依次是花楼重辉院、秀芝亭院、克慎厥猷院、知所止院、芝兰茂院，最东侧的“花楼重辉院”由康百万家族第十二世当家人康大勇在清乾隆年间修建，又称“老院”，为两进四合院，沿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有倒座、过厅、垂花门楼和堂屋等建筑。

“老院”前院的过厅，陈列古玩字画贵重家具，用来接待贵宾，它长宽皆三丈，宽敞明亮，雕造华丽，是庄园过厅建筑代表作。过厅正上方悬挂着庄园镇馆之宝“留余”家训匾额，匾额上除“留余”二字外，还刻写着宋代名士王伯大的《四留铭》文。《四留铭》写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意在告诫子孙无论经商还是为人处世，务必留有余地，忌盈忌满，过犹不及。恰与“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传统理念和儒家中庸之道相合，一匾一铭，是康氏家风家训的核心，彰显出浓郁的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烙印。

从“花楼重辉院”向西过“秀芝亭院”，再向西进入“克慎厥猷院”，这座院子，因清代监察御史刘毓楠题写匾额“克慎厥猷”得名，意即小心谨慎地恪守君子之道。它也是两进四合院，前院东西花厅和通后院的垂花门楼，遍布砖雕、石雕、木雕，堪称全庄园最精美的宅院。

“克慎厥猷院”再西侧为“知所止院”，俗称“新院”，建于清同治年间，同样是两进四合院。前院的倒座为前出檐硬山式，建筑风格精巧华丽，是庄园倒座建筑中的佼佼者。通往后院的元宝式垂花门楼，门额前书“知所止”，后书“谦受益”，寓意深远。

寨上主宅区东寨墙外，是狭长呈条状分布的作坊区，作坊区东侧，是方方正正的栈房区。这是当年康家的商业活动区，分布着顺记、魁记、崇义德等院落，承载着客房、接待处、办事处、仓库等多种功能，从一个侧面展示着当年康家实业集团的庞大。

栈房区南面为南大院，这是庄园中最高大宏伟的官式建筑，其主院坐南面北，建于洛河西侧台地上，当年门前曾建有戏台、立有旗杆，风光无限，今已不存。其西院曾有一口丁字窑，晚清时曾悬挂慈禧太后赐封的“神州甲富康百万”匾额，因洛河涨水匾额被冲走，丁字窑也已坍毁。整个南大院建筑上有大量雀替木雕、砖础石雕，皆是精品。

康百万庄园的建造，以邙山为骨架，以洛水为血脉，依山傍水，依偱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理念，它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滨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它始建于明，历史上曾经规模宏大。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571间房屋，总占地面积16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相当于山西乔家大院的十几倍，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

康百万家族鼎盛时期，“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多达18万亩，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民谚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尊为“民间三大活财神”。民国时期，“康百万”仍是中原三巨富之一，民间流传着“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的谚语，“东刘”指开封尉氏刘（小五）家，西张即新安张（钫）家，中间的“老康”就是康家了。

解放战争时期，康百万庄园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所在地，培养了众多巾帼英才。2001年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

从寨上主宅区向北走300余米，来到了康氏祠堂。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三进祠院，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有前殿、牌楼、祭殿、享殿等，祠堂内留存了精致的石雕、砖雕、彩绘木雕。祠堂东侧有座侧院，是祭祀时供人食宿之地，平时存放祭祀用具。

康氏祠堂内原存有《康氏家谱》，向我们讲述了康家明初从山西迁居河洛汇流处，不断开枝散叶的家族故事。

康百万家族始祖康守信系明初从山西洪洞迁居河南府巩县康店，他有另外六个兄弟同时迁居河南其他府县。兄弟七人同迁，为何只有巩县康氏成就财富传奇呢？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七兄弟同迁，天时相同，明朝为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开中法”（政府以盐、茶为中介，招募商人运输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政策），实行盐业官督商办，清代康熙皇帝重视漕运，这些都是天时因素，但能否顺时而动有所作为？只有巩县康氏一支，借助地利与人和优势，做到了。

巩县地处洛阳郑州之间，有“东都锁钥”之称，又地处河洛汇流处，从康店乘船不过半个时辰就能进入黄河。入黄河后，可以“上溯陕西，下浮济南，时或远达海口，南入江淮”。现代铁路未通之前，水运是巩县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后来康家能大河行船造就庞大商业帝国，正是充分利用这一地利。

独特的地利，又造就了巩县康氏的“人和”优势。微观方面，康家始祖康守信及其子孙耕读之余，在洛河边开了饭馆兼旅店的“康家店”，生意兴隆，与南来北往客的接触，造就了康家人的开阔视野，增强了人际交往能力，锻炼了捕捉商机的眼光，这些均内化为独特的康氏家族文化。宏观方面，康店地处中原文化核心区，正统儒家思想积淀深厚。康家世代读孔孟之书、行孔孟之礼，康百万庄园中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等，都体现出深厚的儒家文化。院落匾额“出惧让、入畏之”“端洁退让”彰显着谦虚正直清廉的品格，院落匾额“花楼重晖”“知所止”，提倡团结和睦的精神。过宅门匾额“居贵敬”“行贵简”倡导修身养性、处世中庸，它们和“留余”匾额及《四留铭》铭文，均折射出以康氏为代表的豫商崇尚中庸、诚信义利、乐善好施的文化品格。

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巩县康氏蒸蒸日上，辉煌了400余年。

◎﹃大河行船﹄造就商业帝国

洛河边上，曾建有康家接待外地宾客的集贤庄，造船厂和木材厂（供给船材）沿河分布。

基于河洛汇流处的独特地利，康家最初在家门口的洛河上做航运生意，后来进入黄河、运河等更重要的河道行船，航运业成为家族支柱产业。又开辟了山东基地，经商范围由中原扩大到山东等地，是为“大河行船”。此举始于康家第六世康绍敬，兴旺于第十二世康大勇，大成于十四世康应魁。

康绍敬以读书出仕，初任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境内）驿丞，后迁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大使，官职不高，却是个管理地方水陆交通和官盐、税务的美差。康家借机将山东的盐、海产品运到河南，再将河南的粮、棉、油等销往山东，来回不跑空。走上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发展快车道。

康大勇有魄力和远见卓识，他看到康熙皇帝大规模整顿漕运，敏锐捕捉到商机，广修大船，由洛河出黄河，东进山东，开辟临沂、兰水市场，康家势力由河洛地区最终扩大到江淮一带。“康百万”之誉称，就是从康大勇时代传开的。现存的康百万庄园建筑，多建于这一时期。

康家第十四世康应魁，造就了康百万家族的“黄金时代”。康应魁操作康家实业集团，有两个大手笔。一是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之机，拿到了清廷河南驻军长达十年的棉花、布匹军需供应大单。二是拿下陕西泾阳的布匹批发市场。陕西泾阳的黄土地适宜种棉花，泾阳布市雄霸西北诸省。拿下泾阳市场，康家等于掌控了一个辐射半个中国的布匹批发市场。

康应魁主事时期，康百万家族土地多达18万亩，真正实现了“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全是康家田”。

◎﹃大河沉船﹄导致由盛转衰

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捻军多次攻入巩县，康家出资训练兵勇，保卫乡里，今天邙岭上与寨上主宅区遥遥相对的金谷寨，就是当年康家保卫家园的见证。康家建金谷寨耗费巨大，加上河南连年灾荒，康家开始转入渐衰期。

1861年，太平军经龙门入偃师，来势凶猛。1862年前后，清政府封锁黄河、运河等河道，并烧毁、凿沉大河上所有来往船只，希望以此阻断太平军进攻步伐。航运业是康家的支柱产业，“大河沉船”，断绝了它的航运盈利之路，对它是致命打击，这一事件，是康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时的康家，虽仍有大量土地，但土地盈利的能力和速度，完全比不上水运与经商，康家衰败无可避免。到了20世纪初，现代铁路运输兴起，“汴洛铁道，横贯县中”，水运地位下降，康家地利也彻底丧失。

康家渐衰过程中，也有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即黑石关接驾慈禧太后。

黑石关在巩县西南，离康百万庄园4公里，它是洛水渡口之一，西与邙岭夹岸相对如门，扼控巩洛之中，为历代交通的咽喉。

庚子事发，慈禧、光绪西逃，回京时路过巩县，康家十七世康建德（鸿猷）出巨资监工修造黑石关行宫迎驾，又向朝廷贡献不少银子，被慈禧太后赐封“神州甲富康百万”匾额。

康家接驾慈禧，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在清末战乱频仍的时代大局下，巨额的花费，令康家雪上加霜。

到了民国初期，康百万家族十八世虽有二十五六个男儿，但康家已家道艰难。康氏后人贤愚不一，贤者有康庭兰发愤图强，以郑州为中心，利用铁路、水路一度将生意做到了天津、上海，但不久因日寇入侵和商业内讧衰败。康家别的子弟，多沾染骄奢淫逸之气，吃喝嫖赌抽，庄园内现存十八杆烟枪，正是当年康氏不肖子弟吸食鸦片的见证。后人不成器，也是这个巨商家族彻底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横明清400余年，康百万家族“以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因贡献得官”，形成了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最盛时土地商号遍布黄河中下游。

康百万家族传承400余年，形成了崇尚中庸、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诚信义利的豫商精神。康百万版本的“豫商故事”，演奏着明清以来天时（国家政策与时局变迁）、地利（河洛汇流、背邙面洛）、人和（以“留余”为代表的家训）的三重奏，其前期的崛起和辉煌，是乘天时、就地利、应人和；后期的衰亡，则是晚清以来时局恶化、地利衰减、子弟骄奢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的康百万庄园内，有一棵300多岁名叫“龙凤呈祥”的葡萄树，历经岁月沧桑，每到夏天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正像康百万家族历代传承的豫商精神一样，历久弥新，充满生机。而豫商精神，已成为中原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河南日报》（2020年12月04日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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