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
2007-07-12
来源：《中州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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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淅川荆紫关镇古城风貌
摘要：明清时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河南的城镇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新城镇兴起，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河南的大小城镇开店经营，活跃了河南的商品经济。然而，明清时期河南城镇的发展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建立起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加工业，加之中原频仍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等，致使河南城镇的发展落后于江南地区。
关键词：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97—03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将人们的买卖活动，从狭小的地方市场引向较远大的市场，担当起货物转输贸易的城镇得到了快速发展，原有的城镇走向繁荣，小城镇开始勃兴。不同地区的城镇因其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河南地处中原，是东西南北的必经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河南城镇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一、明清时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当时国家开通的陆路交通干线可北通北京，南达湖广，东抵安徽、江苏、山东，西向陕西、甘肃。水陆向西以黄河通向关中平原，卫水、贾鲁河贯通南北，颍河、淮河直通山东、安徽及江苏，唐河、白河通向汉中和湖北。河南境内以省城开封为中心，河运与水陆并举。陆路有四条干线：开封至汝宁府、许州路；开封至磁州、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府、陕州路；开封至南阳府路；开封至归德府路，将河南境内一百多个州县连接在一起。正是这些交通线路使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品及日用品得以运到河南城乡市场，河南的粮棉及其他农林牧副产品也通过这些交通线路运送到全国各地。水陆交通的畅通，加速了货物的流转，也促使河南农民转变传统的种植观念，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从而推动了河南城镇的繁荣和发展。
地处中原的河南，既是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也是多种原料的产地，又是南方手工业产品及日用品的销售市场。因而，在河南水陆交通沿线，旧有的城镇更加繁荣，一批又一批的新城镇应运而起，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城乡贸易的中心。如开封城交通十分便利，“北下卫漳，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之交，达与四方，商贾乐聚”①。洛阳处在陕甘地区与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上，因此成为河南西部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品转运的枢纽。经由潼关进出陕西的各种商品，必经洛阳转运。从江浙北上的绸、布等货至洛阳，大致有两条路线：其一，由运河北上，溯淮河、颍河至河南周家口，转沙河抵北舞渡，然后陆运洛阳；其二，由长江溯流而上至汉口，
转汉水抵赊旗镇走陆路抵洛阳。新野县城西靠白河，至明末，这里已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全县生产的粮棉土布、花生、蚕丝等土特产，由此运往荆襄、汉口、宛、洛等地；南方的大米、竹木、瓷器、湘绣以及汉口的日用杂货食品，也都运销于此，再分发全县。因此，到了清中叶，城内的商家已有250余户，其中大的商号有16家。②新乡县乐水关，“在北门外，据卫河，与运河河道相通，居民繁庶，客商辏集”③。这些地处交通要道的城市依靠自身的优势迅速繁荣起来，成为一方商品集散和贸易的中心。
明清时期开辟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经过河南部分城镇，使河南的城镇由以政治职能为主向政治兼贸易型城镇发展，新兴的介于县城和农村集市之间的著名小城镇也多在水陆码头地区。河南的周家口(今周口市)兴起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是河南小城镇发展的典型。周家口位于河南的东部，颍河、沙河与贾鲁河在该镇交汇，东南流入淮河而达于江南地区。周家口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地区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周家口在明朝初年是附近农民交换农副产品的集市。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于淮河、颍河、沙河漕运的开通，集市由明初的沙河北岸扩展到沙河南岸，为了方便两岸的物资交流，在沙河南岸的子午街(今老街)辟一渡口，有一周姓船户往返摆渡，因而取名周家渡口，周家口即从此得名。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贾鲁河在周家口与沙河汇流，舟楫达朱仙镇，航运事业大为发展，码头工人增多，周围百余里的商贩亦多迁入，沿河三岸鼎足之势形成。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三岸相连，商务颇盛，一些商贾大户，开设粮食、茶麻、杂货、饮食、中药等店。由于货物转运频繁，又增辟了义渡口。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天灾，周家口曾一度处于萧条时期。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社会秩序稍安，市场相应繁荣，外省商贾纷纷来此经营，附近的粮、棉、麻和皮毛等农产品聚此成交。市场扩大，行业增多，货物吞吐量日益上升，原有埠口已不能满足物资转运及过往商旅之需要，先后又开辟了大渡口、小渡口、新渡口、上下齐埠口等多处渡口。沿河两岸，街房连接。康乾时期(1662—1795年)，陈州管粮州判(为州之佐史)，由州制内移设周家口，统管全镇市面，周家口遂成繁荣市镇，商务臻于鼎盛。安徽的茶麻、两湖竹木、两广纸糖、山西铜铁、豫西山货、淮阳金针(菜)、附近的皮毛、粮油、牲畜等均在周家口市场交易。其中，粮食是市场上集散的最大宗的商品，据资料显示，从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至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的九个月时间，从周家口运往江南的粮食约有223600余石。④由此可见粮食贸易额之大。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事手工业者有上千户，并且根据经营种类和生产品种分行就市，不少街道以行业命名。在周家口定居的外省商贾分别募捐，兴建同乡及行业性会馆10余座⑤。周家口成为河南省一大商埠，与朱仙镇、道口镇、赊旗镇合称为河南四大名镇。这四大名镇都分布在沿河两岸，以周家口为中心，互相连接在一起，延伸到河南省内外的广大地区。东南安徽、江浙一带的货物，由运河漕运到周家口，再经淮河、贾鲁河、过黄河经卫河到达直隶和京津地区。南方及西南诸省货物，大都由汉口搭船沿汉水、唐河经襄樊、南阳到赊旗镇，再转方城至舞阳的北舞渡，然后沿沙河东下经郾城之漯河到周家口，再沿贾鲁河到朱仙镇，最终转运到北方各地。
周家口镇是河南小城镇发展的一个缩影，因为交通便利，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一旦失去交通枢纽的优势，这种类型的城镇就衰落下去，像周家口、朱仙镇等小城镇现在都变成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商业贸易主要是为满足本地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丧失了明清时期处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商业中心的地位。造成河南小城镇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除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原战乱较多以及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是河南的城镇没有发展起支撑自己的加工业，依靠交通位置兴起的商业是不长久的。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小城镇都是依托加工业发展起来的，像松江镇、双林镇等都是全国有名的棉丝织业生产中心，直到现在加工业仍很发达。
二、明清时期，中原地区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市场广阔，具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天然优势，按理说，具有近水楼台优越条件的河南土著商人应当比较活跃，然而除河南、巩县、洛阳等少数几个县区的本地商人比较活跃外，其他地区本地商人极少。这是由于明清时期河南商品经济较之金元时期的确是发展了，但与同一时期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比，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由于处于封建社会后期，政府的城镇制度和政策本身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再加上河南为理学故乡，重义轻利，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视商业为下贱的职业。因而，“善农不善贾”⑥，“为商者甚少”⑦。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众多的人口，以极大的诱惑力吸引着国内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前来河南的城镇投资经营。史载：“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买不断。”⑧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歧路灯》载有：“省城做生意的人，多是山、陕、江、浙。”⑨山西人焦丹在省城开杂货铺。关中武功人闫楷在开封开一大书店。北直隶南宫人窦丛，在河南省城贩卖棉花，开白布店，有三四百两银子本钱。⑩这些在开封投资经营的外地商人相继结成商帮，创建自己的会馆。据有关材料的记载，寓居开封的山西、陕西商人在康熙年间在今老会馆街即龙亭东侧修建了开封第一家山西会馆。乾隆时，山西和陕西商人联合集资在开封明徐府旧址上新建山陕会馆。此外，还有浙江会馆、两湖会馆、江西会馆等。他们不仅云集省城开封，而且在河南的府州县城及大小集镇上也不乏外省商人。鄢陵县“凡坐列贩卖，操其奇赢居货待价者，皆四方客贾也”。明代最大的商业集团——徽商，在河南经营的为数甚多。据有人统计，时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光山县“商贾虽少，不能贸易，以济有无。江右、湖湘、金陵一带客商皆反牟利，以至置产起家，娶妻生子，如土著者少”。邓州人“善农而不善贾，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归焉。西江来者尤众”。江西新喻人黄铉“商于南阳之邓州，守御百户所李兴见铉文雅，以女妻之”。山西阳城商人王海，“弱冠，从父为贾，占永城，为永城人，居韩家道口”。康乾以后，河南的大小城镇活跃着更多的外省商人，最多的是山西人，以汾、潞、泽三地商人为最著名，乾隆《林县志》说，中州“操奇赢罗市利者率三晋之人为之。县属泽潞间人为盛，大者则盐当二商”。内黄县“向无富商大贾贸易他方，间有一二圜坐贾，半属汾、潞广、冀寄寓侨户”。孟津，“盐当各商多晋人”。其次是陕西、河北商人，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邑人率务农力穑，无远服贾者”。徽商和江南商人数量也不在少数。睢州(今睢县)“若布帛盐卤诸利，皆秦陇徽苏侨寓于此者，辐辏于市”。可以这样说，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康乾以后，随着河南城乡经济的发展，河南的大小城镇都有外省商人忙碌的身影。这些商人在他们活动的城镇都建有自己的同乡会馆，作为联络同乡人的纽带，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确保在商业竞争中取胜。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遍布河南各地的雄伟的会馆建筑，都是他们在河南城乡活动的历史见证。
河南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是理想的商业活动场所，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来河南经商，对繁荣河南城镇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依靠交通优势发展起来的河南城镇，没有抓住有利的时机，充分利用河南丰富的资源和外省商人的资金，就地发展加工业，而是作为交通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把商业作为城镇发展的依托，城乡加工业只是辅助商业而已，这样的城镇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很难长久繁荣。再者，外省商人利用明清时期河南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有利时机，靠贱买贵卖，攫取了大量财富，这部分财富未投资于河南经济的发展，而是流到河南境外，影响了河南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考察明清时期河南城镇经济发展的状况，首先要抓住城镇发展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加快城市化建设，促进中原经济崛起提供历史的借鉴。
①张翰：《松窗梦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②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4页。③《新乡县志》卷十，乾隆三十二年纂修，民国十年重刊。④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河南巡抚胡宝瑔折，《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⑤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⑥李贤：《古穰集》卷九、卷九、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⑦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卷一，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⑧《如梦录》街市纪第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⑨⑩李绿园：《歧路灯》第六十九回、第五十一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鄢陵县志》卷六，道光十二年。《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四，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光山县志》卷一，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永城县志》卷六，上海书店，1990年。《林县志》卷五，乾隆十七年。《内黄县志》卷八，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孟津县志》卷四，嘉庆刻本。《嵩县志》卷九，乾隆三十二年。《睢州志》卷十，康熙三十二年。
作者简介：田冰，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