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社会学热点问题述评--2007年院学术年会集锦之五
200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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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社会学学科齐备、学派林立、人才济济，在中国正日益成为一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时代“显学”。为充分发挥社会学的功能和作用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2007年，社会学界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理论探论：
一、社会学学科建设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其举世公认的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这五大经典作家中，有两位是法国人(孔德、迪尔凯姆)，一位是英国人(斯宾塞)，两位是德国人(马克思、韦伯)；英法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德国也是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百余年来社会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但各种理论的思想表现及研究范式均以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为使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驱力表现为人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势表现为被传统社会学理论体系所包容的实证、人文、批判这三种取向在对峙过程中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因此，建构与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不仅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本土特质，更要有前瞻性眼光，铸就与人类社会学主流有效对接与同步发展的世界品牌。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自1979年经邓小平提议恢复以来，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引领下，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形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等为代表的社会运行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等为代表的社会分层论和转型社会论，以北京大学谢立中为代表的社会理论重构论，以清华大学孙立平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断裂论等学派，并且涌现了李培林、李强、李路路、苏国勋等新的社会学领军人物。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央与地方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着“将社会学当作一个大筐，什么样的问题都往里面装”的忽略学术规范和理论创新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导致由描述性研究和数据堆砌的总结性报告过多，从而丧失了社会学所特有的解剖力、想象力和前瞻预测功能，以至不能真正地起到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好智囊和参谋的作用。因此，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地域文化特点构建具有地方特质的社会学思想学派，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从严复翻译《天演进化论》和章太炎撰写《“社会通诠”商兑》一文算起，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已历经近一个半世纪。其间，李景汉、陈达、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融贯东西，深入底层，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及初步形成自身特色做出较大贡献；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联系实际，在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理念，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体系的完善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作为核心价值，借鉴与吸纳国外社会学思想和本土传统社会学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如此，才能消除固守两歧式思维的教条和拘泥于经验的短视这样两种弊端，使中国社会学更好地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求。
二、和谐社会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突破口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1、对和谐社会内涵及特征的理论界定
社会学界主要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有些学者则认为也应包括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即个体身心的和谐。尤其是在温加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时，季羡林先生特别强调了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如今，社会学界在和谐社会的内涵界定方面已达成共识：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它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社会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2、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说，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如何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些学者指出：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合法问题，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失衡，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有其客观必然性。有些学者指出，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建设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可能性而论，由于陆学艺教授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会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3、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略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典型的金字塔形甚至倒丁字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使中国社会整体处于结构性紧张状态，由此而引起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上种种不和谐现象的产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体制改革及政策创新的滞后是影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完全而彻底地实现从“政府—单位”向“政府—社区”的过渡，依然存在着“政社不分”、居民缺乏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参与积极性等弊端，并且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处于较低状态，直接影响基层民主程度的提升及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有些学者认为，那些具有从属性、不完整性、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低效性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社会公正，以至产生新的不平等，干扰和谐社会的构建。此外，学者们普遍感到，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问题较为严重，已成为干扰社会和谐的深层原因。
针对上述情况，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下，可以说这些应对方略实乃通达和谐之路的必然选择。
三、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
概括地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变迁和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针对三大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二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及其特征与社会功能，三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
1、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
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发现政治体制、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连续性使得中国社会改革与结构转型具有渐进性、变通性及精英集团形成的非循环性，并据此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呈现为结构性“断裂”。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观点，这种“断裂”既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体现为政治和经济方面：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并存造成时间上的断裂,两元体制的阻隔酿成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空间上的断裂；在国家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代表民众利益政治祈求的民间精英阶层,形成了政治结构的断裂,在贫富两极之间缺乏一个具有中等收入的中产阶层,出现了经济结构的断裂。孙立平教授的观点因过于注意传统因袭因素对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影响和作用而值得商榷,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李培林、香港的学者边燕杰等人的实证研究则表明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实际上在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中自致性机制与继承性机制共同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因素与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交互影响与综合作用的双向互动过程,只不过归根结底还是前者居主导地位。
2、中间阶层
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构成的识别主要以职业为标准。被社会学界多数学者归入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包括三类：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形成的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群体(“老中产阶级”)； 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出现的行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群体(典型的中间阶层)；三是最近十年工资及生活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群体(“新中产阶级”)。广为社会学者们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特征有：内部显著的异质性；规模较小，且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认同，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尚待观察；流动性很强,整体上有焦虑感和压力感；发展受国际经济关系的制约。
3、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
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完全可能通过融合而重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已经启动已成为社会学界一种普遍性看法。
事实上，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被称作中国的“新产业工人”；人数众多的他们与国企工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以及集体意识的形成上虽然尚有差异，但伴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正逐渐在以上方面与国企工人趋同。更进一层地讲，知识分子也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体力劳动已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显著特征；随着城乡一体化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的缩小，未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仅越来越庞大，而且越来越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主导地位。
四、收入差距
社会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区域、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如果处理不当将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的基本结论。
1、主要表现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已达到0.46甚至更高，超过国际警戒线6个百分点多)，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 倍左右；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城乡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比以往更大；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离退休人员间的工资存在较大差距；各地公务员的收入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2、主要原因
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解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乐国安、宋林飞等学者从宏观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其中，乐国安认为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政府推行的城市偏向的制度和政策、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权力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宋林飞认为，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距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也不乏有一些社会学者从微观的视角入手加以分析，他们认为源于个人的禀赋和能力、努力和勤劳程度、机遇、要素占有状态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收入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
3、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
吴忠民认为不能满足于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现有提法，需要就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问题在理论上进行“逐层递进”的多层面研究。其一，从全方位、多角度对此问题及趋势作出较好描述和概括；其二，以社会公正为视角，研究此问题各个主要环节的具体状况；其三，分析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四，研究发展理念及具体发展政策的误区。
大多数社会学者主张在实践上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观点各异：有人呼吁政府应改革两元管理体制，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有人主张政府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有人建议政府应设立研究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专门机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人提出应改变国家只能作为供给方支持地方发展的传统思想，考虑国家作为需求方刺激落后地区发展的思路，如中央可考虑以项目作为订货方，通过购买来支持地方的产业发展。显而易见，最后两种是较为便捷、较为可行、较见成效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
(作者单位：社会发展研究所)
一、社会学学科建设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其举世公认的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这五大经典作家中，有两位是法国人(孔德、迪尔凯姆)，一位是英国人(斯宾塞)，两位是德国人(马克思、韦伯)；英法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德国也是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百余年来社会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但各种理论的思想表现及研究范式均以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为使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驱力表现为人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势表现为被传统社会学理论体系所包容的实证、人文、批判这三种取向在对峙过程中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因此，建构与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不仅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本土特质，更要有前瞻性眼光，铸就与人类社会学主流有效对接与同步发展的世界品牌。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自1979年经邓小平提议恢复以来，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引领下，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形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等为代表的社会运行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等为代表的社会分层论和转型社会论，以北京大学谢立中为代表的社会理论重构论，以清华大学孙立平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断裂论等学派，并且涌现了李培林、李强、李路路、苏国勋等新的社会学领军人物。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央与地方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着“将社会学当作一个大筐，什么样的问题都往里面装”的忽略学术规范和理论创新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导致由描述性研究和数据堆砌的总结性报告过多，从而丧失了社会学所特有的解剖力、想象力和前瞻预测功能，以至不能真正地起到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好智囊和参谋的作用。因此，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地域文化特点构建具有地方特质的社会学思想学派，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从严复翻译《天演进化论》和章太炎撰写《“社会通诠”商兑》一文算起，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已历经近一个半世纪。其间，李景汉、陈达、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融贯东西，深入底层，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及初步形成自身特色做出较大贡献；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联系实际，在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理念，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体系的完善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作为核心价值，借鉴与吸纳国外社会学思想和本土传统社会学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如此，才能消除固守两歧式思维的教条和拘泥于经验的短视这样两种弊端，使中国社会学更好地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求。
二、和谐社会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突破口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1、对和谐社会内涵及特征的理论界定
社会学界主要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有些学者则认为也应包括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即个体身心的和谐。尤其是在温加宝总理看望季羡林先生时，季羡林先生特别强调了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如今，社会学界在和谐社会的内涵界定方面已达成共识：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它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社会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2、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说，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如何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些学者指出：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合法问题，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失衡，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有其客观必然性。有些学者指出，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建设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可能性而论，由于陆学艺教授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会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3、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略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典型的金字塔形甚至倒丁字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使中国社会整体处于结构性紧张状态，由此而引起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上种种不和谐现象的产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体制改革及政策创新的滞后是影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完全而彻底地实现从“政府—单位”向“政府—社区”的过渡，依然存在着“政社不分”、居民缺乏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参与积极性等弊端，并且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处于较低状态，直接影响基层民主程度的提升及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有些学者认为，那些具有从属性、不完整性、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低效性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社会公正，以至产生新的不平等，干扰和谐社会的构建。此外，学者们普遍感到，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问题较为严重，已成为干扰社会和谐的深层原因。
针对上述情况，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下，可以说这些应对方略实乃通达和谐之路的必然选择。
三、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
概括地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变迁和阶层分化的研究主要针对三大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二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及其特征与社会功能，三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
1、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
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发现政治体制、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连续性使得中国社会改革与结构转型具有渐进性、变通性及精英集团形成的非循环性，并据此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呈现为结构性“断裂”。按照孙立平教授的观点，这种“断裂”既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体现为政治和经济方面：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并存造成时间上的断裂,两元体制的阻隔酿成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空间上的断裂；在国家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代表民众利益政治祈求的民间精英阶层,形成了政治结构的断裂,在贫富两极之间缺乏一个具有中等收入的中产阶层,出现了经济结构的断裂。孙立平教授的观点因过于注意传统因袭因素对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的影响和作用而值得商榷,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李培林、香港的学者边燕杰等人的实证研究则表明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实际上在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分层中自致性机制与继承性机制共同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因素与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交互影响与综合作用的双向互动过程,只不过归根结底还是前者居主导地位。
2、中间阶层
对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构成的识别主要以职业为标准。被社会学界多数学者归入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包括三类：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形成的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群体(“老中产阶级”)； 二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出现的行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群体(典型的中间阶层)；三是最近十年工资及生活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群体(“新中产阶级”)。广为社会学者们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特征有：内部显著的异质性；规模较小，且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认同，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尚待观察；流动性很强,整体上有焦虑感和压力感；发展受国际经济关系的制约。
3、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
农民工和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完全可能通过融合而重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已经启动已成为社会学界一种普遍性看法。
事实上，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被称作中国的“新产业工人”；人数众多的他们与国企工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以及集体意识的形成上虽然尚有差异，但伴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正逐渐在以上方面与国企工人趋同。更进一层地讲，知识分子也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体力劳动已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显著特征；随着城乡一体化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的缩小，未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仅越来越庞大，而且越来越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主导地位。
四、收入差距
社会学界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区域、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如果处理不当将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的基本结论。
1、主要表现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已达到0.46甚至更高，超过国际警戒线6个百分点多)，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 倍左右；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城乡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比以往更大；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离退休人员间的工资存在较大差距；各地公务员的收入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2、主要原因
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解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乐国安、宋林飞等学者从宏观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其中，乐国安认为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政府推行的城市偏向的制度和政策、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权力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宋林飞认为，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距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也不乏有一些社会学者从微观的视角入手加以分析，他们认为源于个人的禀赋和能力、努力和勤劳程度、机遇、要素占有状态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收入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
3、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
吴忠民认为不能满足于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现有提法，需要就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问题在理论上进行“逐层递进”的多层面研究。其一，从全方位、多角度对此问题及趋势作出较好描述和概括；其二，以社会公正为视角，研究此问题各个主要环节的具体状况；其三，分析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四，研究发展理念及具体发展政策的误区。
大多数社会学者主张在实践上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观点各异：有人呼吁政府应改革两元管理体制，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有人主张政府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有人建议政府应设立研究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专门机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人提出应改变国家只能作为供给方支持地方发展的传统思想，考虑国家作为需求方刺激落后地区发展的思路，如中央可考虑以项目作为订货方，通过购买来支持地方的产业发展。显而易见，最后两种是较为便捷、较为可行、较见成效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
(作者单位：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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