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文化热点“点睛”--2007年院学术年会集锦之六
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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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中国文化，热点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从年初的“文化超女”于丹到岁尾的《色•戒》之争，从诸葛亮是否应该请下神坛到“水浒好汉”究竟是不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从中学语文教科书改革引起的争论到教育部新公布的171条汉语新词语选目引起的热议，从“新锐作家”的评选到“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颁奖，从传统中医的存废之争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风水”，热点不断，争议不断，各种爆料也接连不断。总结和梳理2007年的文化热点，对其产生的原因，争论的焦点，以及争论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限于篇幅，仅对几大热点问题略加“点睛”。
(一)“文化超女”于丹及相关争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出现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解读《论语》，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其讲稿《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首印60万册。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庄子》，3月3日，于丹《庄子心得》在北京首发，当天就售出1.5万册。于丹借助央视《百家讲坛》与出版界的合力，迅速走红。于是，有人借用王小峰评价易中天的文章《“学术超男”易中天》来评价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或“文化超女”。于此同时，围绕着于丹及其《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赞扬者以为，于丹以朴素平实的风格、生活化、故事化的语言解读传统文化经典，打开了当代人通向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现代人强烈的情感诉求和精神渴望找到了归宿。
反对者则认为，于丹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讲解属于典型的“文化快餐”，直白有余，内涵不足，这种大白话式的解读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有人甚至用很激烈的言辞来评价于丹，指责其势必将中国传统文化撕成碎片，使之散落并淹没在现代文明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十博士”联名反对于丹，他们表示“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自2007年初开始，有关“文化超女”于丹的争论一直不断。凤凰卫视评论栏目“一虎一席谈”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邀请有关人士就于丹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展开争论。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一时难分伯仲。
有关“文化超女”于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人们面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新文化的重构所产生的焦躁不安心态。它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如何使严肃的学术走近民众，如何让传统文化教育先天不足的当代人认识和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通过传统文化构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等诸多深层次的社会与学术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解决的。
应该承认，“文化超女”或“学术超男”现象的出现，是当代人解读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它促使人们认真地思考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传统文化、解读传统文化的问题，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当代文化建设。
(二)诸葛亮该不该请下神坛
诸葛亮是三国蜀汉丞相，是贤相的象征，智慧的化身。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经固化为一种传统美德。三国以后，随着诸葛亮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尤其是《三国演义》问世以后，诸葛亮的形象逐渐被神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论及这一问题。多年来，关于诸葛亮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到了2007年，有关诸葛亮的争论突然间多了起来，原因之一，是陕西省社科院长安文化研究中心曾经邀请西安史学界学者，召开了一次《出师表》的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出师表》应当撤出中学语文课本，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并非充满智慧的军事家，不过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陕西省委党校退休历史教授胡觉照在其博客上提出，诸葛亮的《出师表》作为初三语文的必修课文，宣扬一种“愚忠”，不利于辨识能力不完全的中学生形成“止战生息”等正确的军事观，要求将此文撤出中学教材，换上同时代华歆提倡民本思想的《止战疏》。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
支持把《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的人认为，《出师表》宣扬的“愚忠”是一种落后愚昧的思想，因此应该把诸葛亮请下神坛，还原历史真相。他们认为，看一部文学作品，首先应该看它的思想价值，看它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否正确，其次才是艺术价值。如果思想上是错误的，艺术价值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反对者则认为，《出师表》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主要的在其文学价值。诸葛亮的形象被拔高，被神化，是民间向往美好的结果，是一种属于文化范畴的无害现象，不会也不应与历史相混淆。讨论《出师表》，不能把历史上的诸葛亮与民间的诸葛亮混为一谈。那种建议把《出师表》从中学课本中撤下来的观点，是把初中课本的取舍刻意地与政治挂钩，有某种功利目的，有炒作之嫌。
有关诸葛亮的争论由来已久，而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是源于对诸葛亮形象的不同认识。诸葛亮的形象比较复杂，有历史上的诸葛亮，有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有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这是三种不同的形象范畴，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像看三国一样，有不同的视角和纬度，应分别来看。对于《出师表》，还是应该把它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它的思想性和文学价值，同样也应有它的历史定位。看待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应处在同一向度上，如果不在同一向度上，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三)水浒好汉是不是劫富济贫的英雄
这一争论是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和《水浒》研究者吴越引起的。
周思源新解《水浒传》对以往的《水浒》研究进行大胆颠覆。他说，一直以来，梁山好汉被认为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但是，梁山好汉并没有劫富济贫。在他看来，梁山108将中许多人都不是好汉，至少有43位不是好汉。他说：“把李逵树为英雄，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亵渎，李逵是一个典型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理无理都要杀人。”
吴越的《吴越评水浒》也是一部颠覆既往研究成果的书。他采用“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以是否对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有益为立论依据，彻底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水浒》是写强盗土匪及其成因”的看法。他认为，宋江并非英雄而是盗匪，《水浒》宣扬的是以暴制暴，主张暴力，跟目前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特别是青少年，看《水浒传》会对其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错误的人生观。
周思源、吴越的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不应该用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所作所为，更不应该将封建统治阶级视作“国家”和“民族”的化身，进而对梁山好汉大加斥伐。梁山好汉虽然极少杀富济贫、救赎百姓，但他们以牙还牙，愤然除暴，一度对横征暴敛的封建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暗无天日的封建时代，这种闹得达官贵人、流氓地痞惶惶不可终日的“强盗土匪”，虽然不能解民于倒悬，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人多一点至少不是什么坏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认为，梁山泊108将算不算好汉要从总体上看，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汉主要代表什么，“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和斗争的性质了。
有关诸葛亮和梁山好汉的争论，既是大家所关注的文化热点，同时也是一种学术争鸣，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面对由学术超男、文化超女引起的国学热，面对研究界出现的一些具有颠覆性质的见解，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思考，去接受，去甄别，去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对传统价值观念、评判标准、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乃至研究语境，是否需要加以反思？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究竟是应立足于维护、解读和继承，还是应着眼于发现、解构和扬弃？文化研究如何摆脱困境，与时代同步，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相衔接？诸如此类的相关争论，则可以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上述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四)有关《色•戒》的争论
李安执导的《色•戒》改编于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故事取材于1939年的“丁默村遇刺案”。电影中的易先生(梁朝伟饰演)是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双手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一班热血知识青年必欲除之而后快，派年轻貌美的女学生王佳芝(汤唯饰演)扮成少妇，假装因香港沦陷搬到上海从商，施展美人计，刺杀易先生。就在谋刺即将大功告成之时，王佳芝却是感情战胜了理智，放跑了易先生，包括王佳芝在内的一班热血青年，最后全部倒在汪伪政权的枪口下。李安凭着这部电影再夺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电影《色•戒》用硬派小生梁朝伟饰演易先生，把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两条线索交互进行，其中“感情”或者说“情欲”这一部分占了很重的份量，以至于电影公演后，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政治、道德、艺术三个层面。
政治层面：《色•戒》是不是在美化汉奸？有人认为，电影《色•戒》脱胎于张爱玲的小说，而张爱玲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作家，她的前夫胡兰成就是一个汉奸，曾任汪伪政权主办的《大楚报》的社长。《色•戒》用梁朝伟饰演汉奸易先生，利用了观众对明星的偶像心理，不知不觉中把汉奸美化了，以至于有观众表示，如果有易先生那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像易先生那样；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电影借助其特殊的语言，对汉奸易先生的残忍、奸诈和灭绝人性的一面有充分表现，并没有美化他。
道德层面：《色•戒》的叫座是不是靠情色？《色•戒》有大段大段的“床戏”。针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李安需要借重这些来吸引观众，已有兜售“情色”之嫌。有人干脆认为《色•戒》就是“三级片”。反对者则针锋相对，认为判断或评价电影中的“裸戏”，应着眼于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果必须，即使有一些裸露镜头，也不必大惊小怪。在《色•戒》中，“情色”是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所必须的，因而应以平常心态来看待。
艺术层面：《色•戒》的艺术价值究竟在哪里？《色•戒》虽然获得了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但对其艺术价值，人们还是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不论主要演员的表演，还是其他艺术手段的运用，《色•戒》皆属上乘。有人则不这么看，认为汤唯的表演还显稚嫩，一些艺术手段的运用有明显的人为痕迹，综合来看较为平平。
凤凰卫视中文台为此专门做了几期节目，就《色•戒》展开争论。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自打《色•戒》以各种渠道被众多电影爱好者或热闹爱好者观摩之后，鲜花与口水充斥网络。所谓，色者见色，淫者见淫，道学者看的是色即是空，学者看的是文学变革，政客看的是触目惊心，附庸风雅者看的是光影流离，别有用心者看的是戏里人生……一部《色•戒》，百样人生!
《色•戒》是一部当代人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读的电影。既然是重新解读，自然要融入解读者的个人情感和爱好。观众欣赏这部电影，也会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作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个人以为，看待这样一部极具争议性的电影，不能不联系历史事件，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事件，重要的是看编导借助电影语言进行的新诠释和新解读是否合乎事理逻辑，看其主体倾向是否有悖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看其渲染或制造的文化氛围与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否吻合。至于其他细微末节，譬如主要演员在戏中是否暴露太多、大段的“床戏”有没有必要，等等，应看剧情是否需要，没必要就此纠缠不清。
(作者：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文化超女”于丹及相关争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出现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解读《论语》，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其讲稿《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首印60万册。2007年春节期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庄子》，3月3日，于丹《庄子心得》在北京首发，当天就售出1.5万册。于丹借助央视《百家讲坛》与出版界的合力，迅速走红。于是，有人借用王小峰评价易中天的文章《“学术超男”易中天》来评价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或“文化超女”。于此同时，围绕着于丹及其《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赞扬者以为，于丹以朴素平实的风格、生活化、故事化的语言解读传统文化经典，打开了当代人通向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现代人强烈的情感诉求和精神渴望找到了归宿。
反对者则认为，于丹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讲解属于典型的“文化快餐”，直白有余，内涵不足，这种大白话式的解读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有人甚至用很激烈的言辞来评价于丹，指责其势必将中国传统文化撕成碎片，使之散落并淹没在现代文明中。最为典型的是所谓“十博士”联名反对于丹，他们表示“要将于丹抵制到底”。
自2007年初开始，有关“文化超女”于丹的争论一直不断。凤凰卫视评论栏目“一虎一席谈”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邀请有关人士就于丹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展开争论。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一时难分伯仲。
有关“文化超女”于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人们面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新文化的重构所产生的焦躁不安心态。它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如何使严肃的学术走近民众，如何让传统文化教育先天不足的当代人认识和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通过传统文化构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等诸多深层次的社会与学术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解决的。
应该承认，“文化超女”或“学术超男”现象的出现，是当代人解读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它促使人们认真地思考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对待传统文化、解读传统文化的问题，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当代文化建设。
(二)诸葛亮该不该请下神坛
诸葛亮是三国蜀汉丞相，是贤相的象征，智慧的化身。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经固化为一种传统美德。三国以后，随着诸葛亮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尤其是《三国演义》问世以后，诸葛亮的形象逐渐被神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论及这一问题。多年来，关于诸葛亮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到了2007年，有关诸葛亮的争论突然间多了起来，原因之一，是陕西省社科院长安文化研究中心曾经邀请西安史学界学者，召开了一次《出师表》的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出师表》应当撤出中学语文课本，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并非充满智慧的军事家，不过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陕西省委党校退休历史教授胡觉照在其博客上提出，诸葛亮的《出师表》作为初三语文的必修课文，宣扬一种“愚忠”，不利于辨识能力不完全的中学生形成“止战生息”等正确的军事观，要求将此文撤出中学教材，换上同时代华歆提倡民本思想的《止战疏》。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
支持把《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的人认为，《出师表》宣扬的“愚忠”是一种落后愚昧的思想，因此应该把诸葛亮请下神坛，还原历史真相。他们认为，看一部文学作品，首先应该看它的思想价值，看它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否正确，其次才是艺术价值。如果思想上是错误的，艺术价值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反对者则认为，《出师表》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主要的在其文学价值。诸葛亮的形象被拔高，被神化，是民间向往美好的结果，是一种属于文化范畴的无害现象，不会也不应与历史相混淆。讨论《出师表》，不能把历史上的诸葛亮与民间的诸葛亮混为一谈。那种建议把《出师表》从中学课本中撤下来的观点，是把初中课本的取舍刻意地与政治挂钩，有某种功利目的，有炒作之嫌。
有关诸葛亮的争论由来已久，而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是源于对诸葛亮形象的不同认识。诸葛亮的形象比较复杂，有历史上的诸葛亮，有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有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这是三种不同的形象范畴，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像看三国一样，有不同的视角和纬度，应分别来看。对于《出师表》，还是应该把它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它的思想性和文学价值，同样也应有它的历史定位。看待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应处在同一向度上，如果不在同一向度上，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三)水浒好汉是不是劫富济贫的英雄
这一争论是由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和《水浒》研究者吴越引起的。
周思源新解《水浒传》对以往的《水浒》研究进行大胆颠覆。他说，一直以来，梁山好汉被认为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但是，梁山好汉并没有劫富济贫。在他看来，梁山108将中许多人都不是好汉，至少有43位不是好汉。他说：“把李逵树为英雄，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亵渎，李逵是一个典型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理无理都要杀人。”
吴越的《吴越评水浒》也是一部颠覆既往研究成果的书。他采用“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以是否对国家、民族、社会、人民有益为立论依据，彻底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水浒》是写强盗土匪及其成因”的看法。他认为，宋江并非英雄而是盗匪，《水浒》宣扬的是以暴制暴，主张暴力，跟目前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特别是青少年，看《水浒传》会对其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造成错误的人生观。
周思源、吴越的观点一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不应该用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所作所为，更不应该将封建统治阶级视作“国家”和“民族”的化身，进而对梁山好汉大加斥伐。梁山好汉虽然极少杀富济贫、救赎百姓，但他们以牙还牙，愤然除暴，一度对横征暴敛的封建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暗无天日的封建时代，这种闹得达官贵人、流氓地痞惶惶不可终日的“强盗土匪”，虽然不能解民于倒悬，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这样的人多一点至少不是什么坏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认为，梁山泊108将算不算好汉要从总体上看，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汉主要代表什么，“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和斗争的性质了。
有关诸葛亮和梁山好汉的争论，既是大家所关注的文化热点，同时也是一种学术争鸣，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面对由学术超男、文化超女引起的国学热，面对研究界出现的一些具有颠覆性质的见解，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思考，去接受，去甄别，去研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对传统价值观念、评判标准、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乃至研究语境，是否需要加以反思？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究竟是应立足于维护、解读和继承，还是应着眼于发现、解构和扬弃？文化研究如何摆脱困境，与时代同步，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相衔接？诸如此类的相关争论，则可以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上述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四)有关《色•戒》的争论
李安执导的《色•戒》改编于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故事取材于1939年的“丁默村遇刺案”。电影中的易先生(梁朝伟饰演)是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双手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一班热血知识青年必欲除之而后快，派年轻貌美的女学生王佳芝(汤唯饰演)扮成少妇，假装因香港沦陷搬到上海从商，施展美人计，刺杀易先生。就在谋刺即将大功告成之时，王佳芝却是感情战胜了理智，放跑了易先生，包括王佳芝在内的一班热血青年，最后全部倒在汪伪政权的枪口下。李安凭着这部电影再夺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电影《色•戒》用硬派小生梁朝伟饰演易先生，把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两条线索交互进行，其中“感情”或者说“情欲”这一部分占了很重的份量，以至于电影公演后，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政治、道德、艺术三个层面。
政治层面：《色•戒》是不是在美化汉奸？有人认为，电影《色•戒》脱胎于张爱玲的小说，而张爱玲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作家，她的前夫胡兰成就是一个汉奸，曾任汪伪政权主办的《大楚报》的社长。《色•戒》用梁朝伟饰演汉奸易先生，利用了观众对明星的偶像心理，不知不觉中把汉奸美化了，以至于有观众表示，如果有易先生那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像易先生那样；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电影借助其特殊的语言，对汉奸易先生的残忍、奸诈和灭绝人性的一面有充分表现，并没有美化他。
道德层面：《色•戒》的叫座是不是靠情色？《色•戒》有大段大段的“床戏”。针对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李安需要借重这些来吸引观众，已有兜售“情色”之嫌。有人干脆认为《色•戒》就是“三级片”。反对者则针锋相对，认为判断或评价电影中的“裸戏”，应着眼于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果必须，即使有一些裸露镜头，也不必大惊小怪。在《色•戒》中，“情色”是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所必须的，因而应以平常心态来看待。
艺术层面：《色•戒》的艺术价值究竟在哪里？《色•戒》虽然获得了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但对其艺术价值，人们还是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不论主要演员的表演，还是其他艺术手段的运用，《色•戒》皆属上乘。有人则不这么看，认为汤唯的表演还显稚嫩，一些艺术手段的运用有明显的人为痕迹，综合来看较为平平。
凤凰卫视中文台为此专门做了几期节目，就《色•戒》展开争论。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自打《色•戒》以各种渠道被众多电影爱好者或热闹爱好者观摩之后，鲜花与口水充斥网络。所谓，色者见色，淫者见淫，道学者看的是色即是空，学者看的是文学变革，政客看的是触目惊心，附庸风雅者看的是光影流离，别有用心者看的是戏里人生……一部《色•戒》，百样人生!
《色•戒》是一部当代人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读的电影。既然是重新解读，自然要融入解读者的个人情感和爱好。观众欣赏这部电影，也会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作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个人以为，看待这样一部极具争议性的电影，不能不联系历史事件，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事件，重要的是看编导借助电影语言进行的新诠释和新解读是否合乎事理逻辑，看其主体倾向是否有悖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看其渲染或制造的文化氛围与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否吻合。至于其他细微末节，譬如主要演员在戏中是否暴露太多、大段的“床戏”有没有必要，等等，应看剧情是否需要，没必要就此纠缠不清。
(作者：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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