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德：刍议社会学的想象力
200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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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首创的社会学概念。米尔斯就此写道：“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1］在我们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提升了社会学工作者在学术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自觉精神,使他们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在行动与结构对立统一运动的迷网中能够运用自如地发挥自身思想上的反思能力及批判能力,而不至于落入在学科建设上僵化和保守的心理窠臼。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得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对于社会生活时相、社会事件内幕及社会发展态势的洞察能力及判断能力。这种洞察能力及判断能力乃是社会学思想理论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联结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它使那些伟大的社会学者得以集思想的凝重、深厚、前卫和广阔于一身,并且以辩证思维加兼容思维的“千里眼”,超越历史的羁绊和时代的制约而在思维的运动中特立独行。
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宠儿, 社会学可以按照自身发展的需求尽情地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汲取学术养分。换句话来说, 只有将哲学的睿智、经济学的算计、历史学的老道、政治学的沉稳、文学的激情、心理学的平和、统计学的精确等人文社科思想精华加以融会贯通，社会学的想象力方能厚积勃发，脱颖而出。可以断言，离开哲学的慎思明辨、经济学的理性直觉、历史学的老谋深算、政治学的从容不迫、文学的艺术构想、心理学的感同身受等高端文化品性的启示，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就犹如镜中花和水中月,不可理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但凡那些社会学大师，他们社会学想象力的迸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现象，实乃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之功力深厚的体现。就拿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说，他学贯中西且不尚空谈，孜孜不倦于田野工作,堪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现代学人之楷模，正是如此他方能提出“差序格局”、“生育制度”、“小城镇,大问题”、“西方社会学经典与东方文化的接轨”等振聋发聩的社会学命题,为人类社会学思想宝库增光添彩。此外,以李培林、李强、苏国勋、周晓虹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也立足于中国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并且博采古今中外社会学学说之众长,在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社会体制机制与社会心理、社会安全与社会建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创造性进行了社会学理论概括和思想提升。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社会学工作者来说，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实属异常艰难之事，但只要我们诉诸持之以恒的思想理论的积累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既要十分注重对古今中外社会学思想大家经典著作的认真阅读和用心体悟,也要积极参与对实际国情民意和社情民风的调查研究。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我们在虚心学习西方社会学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应认真对待并发扬光大中国优良的社会学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做的还十分不够。如果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缺乏知根知底、彻里彻外的深入了解,要想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结构形塑和变化的轨迹以及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脉络,无疑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方面,我们在不断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同时,也应恭恭敬敬地“以民为师”,向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人请教自己所不懂得的或似懂非懂的一切事物。否则,别说是充分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和表达民声,就连对我们自己身边经常发生的事,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正确的解读和科学的把握。此外,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我们要努力克服急躁和浮躁情绪,乐于坐“冷板凳”,下大决心并持之以恒地刻苦攻读有关经典著作。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芜杂的各种社会思潮面前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2］,当今我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郑杭生教授也认为“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是中国社会学尚未成熟的一种标志” ［3］,而著名社会学者苏国勋更是明言“时下在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中存在着只罗列经验事实不做理论思考的流弊” 。显而易见,要培养和发展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就要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人文性的高度统一,而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方面则要切实做到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力避那种坐而论道的空谈、浮光掠影的调查及支离破碎的分析。一方面,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而照抄照搬外国的洋教条,必然会忽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缺乏正确思想理论指导的所谓实证研究,那些局部的或掺假的资料和数据往往会成为导致人们做出错误判断及结论的诱因。当年,作为思想家的列宁就曾对那种想当然的研究方式嗤之以鼻,他认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通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4］对于列宁的警示,我们应当牢记心间。
总之,要避免理论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这样两种弊端,惟有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着力提高我们的社会学素养。这就诚如苏国勋先生所言：“要增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大家, 舍此别无他途。” 此外,从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一致性的视角看, 社会学工作者也应将贴近生活的草根意识、为民诉求的大众情怀及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生思想道德境界上实现自身从“职业型”学者向“济世型”学者的精神提升。因此,我们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惟有努力学习、善于思考、勤于实践且坚持学术原则和端正学术作风,才能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学术活动中不断地焕发出社会学想象力的思想火花。
参考文献：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引自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J］新华文摘,2008(18)
［3］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4］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79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得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对于社会生活时相、社会事件内幕及社会发展态势的洞察能力及判断能力。这种洞察能力及判断能力乃是社会学思想理论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联结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它使那些伟大的社会学者得以集思想的凝重、深厚、前卫和广阔于一身,并且以辩证思维加兼容思维的“千里眼”,超越历史的羁绊和时代的制约而在思维的运动中特立独行。
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宠儿, 社会学可以按照自身发展的需求尽情地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汲取学术养分。换句话来说, 只有将哲学的睿智、经济学的算计、历史学的老道、政治学的沉稳、文学的激情、心理学的平和、统计学的精确等人文社科思想精华加以融会贯通，社会学的想象力方能厚积勃发，脱颖而出。可以断言，离开哲学的慎思明辨、经济学的理性直觉、历史学的老谋深算、政治学的从容不迫、文学的艺术构想、心理学的感同身受等高端文化品性的启示，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就犹如镜中花和水中月,不可理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但凡那些社会学大师，他们社会学想象力的迸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现象，实乃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之功力深厚的体现。就拿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说，他学贯中西且不尚空谈，孜孜不倦于田野工作,堪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现代学人之楷模，正是如此他方能提出“差序格局”、“生育制度”、“小城镇,大问题”、“西方社会学经典与东方文化的接轨”等振聋发聩的社会学命题,为人类社会学思想宝库增光添彩。此外,以李培林、李强、苏国勋、周晓虹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也立足于中国丰富的改革开放实践,并且博采古今中外社会学学说之众长,在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社会体制机制与社会心理、社会安全与社会建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创造性进行了社会学理论概括和思想提升。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的社会学工作者来说，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实属异常艰难之事，但只要我们诉诸持之以恒的思想理论的积累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既要十分注重对古今中外社会学思想大家经典著作的认真阅读和用心体悟,也要积极参与对实际国情民意和社情民风的调查研究。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我们在虚心学习西方社会学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应认真对待并发扬光大中国优良的社会学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做的还十分不够。如果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缺乏知根知底、彻里彻外的深入了解,要想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结构形塑和变化的轨迹以及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脉络,无疑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方面,我们在不断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同时,也应恭恭敬敬地“以民为师”,向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人请教自己所不懂得的或似懂非懂的一切事物。否则,别说是充分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和表达民声,就连对我们自己身边经常发生的事,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正确的解读和科学的把握。此外,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我们要努力克服急躁和浮躁情绪,乐于坐“冷板凳”,下大决心并持之以恒地刻苦攻读有关经典著作。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芜杂的各种社会思潮面前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2］,当今我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郑杭生教授也认为“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是中国社会学尚未成熟的一种标志” ［3］,而著名社会学者苏国勋更是明言“时下在一些号称'实证研究’的著述中存在着只罗列经验事实不做理论思考的流弊” 。显而易见,要培养和发展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思想理论的积累方面就要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人文性的高度统一,而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方面则要切实做到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力避那种坐而论道的空谈、浮光掠影的调查及支离破碎的分析。一方面,脱离我国的实际国情而照抄照搬外国的洋教条,必然会忽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缺乏正确思想理论指导的所谓实证研究,那些局部的或掺假的资料和数据往往会成为导致人们做出错误判断及结论的诱因。当年,作为思想家的列宁就曾对那种想当然的研究方式嗤之以鼻,他认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通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4］对于列宁的警示,我们应当牢记心间。
总之,要避免理论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这样两种弊端,惟有从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着力提高我们的社会学素养。这就诚如苏国勋先生所言：“要增强社会学的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大家, 舍此别无他途。” 此外,从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一致性的视角看, 社会学工作者也应将贴近生活的草根意识、为民诉求的大众情怀及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生思想道德境界上实现自身从“职业型”学者向“济世型”学者的精神提升。因此,我们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惟有努力学习、善于思考、勤于实践且坚持学术原则和端正学术作风,才能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学术活动中不断地焕发出社会学想象力的思想火花。
参考文献：
［1］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引自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J］新华文摘,2008(18)
［3］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4］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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