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冰：明代谥法中的改谥探析
2011-09-06
来源：《中州学刊》2011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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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古称“易名之典”，是对地位尊崇或所言所行皆有可称道之处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正如历史上其他制度一样，谥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常存在着与制度不全相符合的现象，有应得美谥而得恶谥者，有初谥与名实不副者，有应得上谥而得下谥者等，这些已得谥号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更改，其目的是谥号与其人的品行业绩名副其实。改谥作为谥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谥法实施之后的补救措施之一。有关改谥的明确记载应自西汉始①，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但是改谥人数不多，这为数不多的改谥之人多是处在国家特殊历史时期，曾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因为国家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后来统治集团的需要，朝廷通过对他们已有谥号的更改，重塑社会楷模，使社会正气得到弘扬，更好地教化官员乃至整个社会黎民百姓。
明代因国家政治影响而改谥的主要是皇帝和官员，其中皇帝1人，官员10人，笔者统计明代得谥号者约2500人左右，改谥者比例之小显而易见。他们有恶谥改美谥、初谥与名实不符而改谥、下谥改上谥、纯粹为溢美而改谥。本文述及的改谥对象是就对明代国家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透过改谥这一现象，重新审视明代国家政治形势变迁对谥号产生的影响。目前明史学界尚未涉及此问题的研究②，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明代谥法中的改谥现象进行介绍和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
恶谥改美谥，是明代改谥的重要内容。谥法旨在褒扬，恶谥多用于帝王、宗室，很少用于百官，尤其明代取消百官恶谥，洪武至崇祯16朝百官无恶谥③。帝王恶谥1人，宗室恶谥16人，相对于宗室得谥1316人来说，④比例之小不言而喻。明代有恶谥改美谥之例，但没有美谥改恶谥之例，这是明代谥法与唐宋的区别之一。
明代最有影响的恶谥改美谥之例是景帝。景帝死后，正统朝赐谥“戾”；成化朝改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景帝谥“戾”，完全是皇权势力较量的结果。景帝在英宗被瓦剌挟持后登上皇位，与朝中主战派同心协力，击退瓦剌对明朝的威胁，为捍卫大明政权功不可没。然而，由于政治风云变幻，英宗再次登上皇位，景帝在忧郁、疾病中死去，其兄英宗对他的不满便发泄在给谥上，即赐谥“戾”。“戾”字的最初谥义是“不悔前过”⑤，其引申意也都离不开“过”。英宗怀恨景帝不该趁自己被瓦剌挟持而即皇位，更可恨的是自己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多，应该说这是景帝最大的“过”。英宗重返皇位后，运用谥号这一劝善惩恶的措施，对死去的景帝灵魂进行鞭击。作为景帝，他没有当皇帝之意，实在冤枉。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英宗仓猝亲征蒙古瓦剌，于这年八月的土木堡一战被瓦剌俘获，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政务，“皇太后敕郕王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⑥英宗亲征前，已谕其弟郕王朱祁钰居守北京暂理政务。至英宗被瓦剌挟持，国难当头，皇太后和大臣们皆拥立郕王即皇位，“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礼部择吉日拥立郕王登皇位，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惊曰：'卿等何为有此议？我有何才何德敢当此？’请退让再三，群臣固请。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⑦郕王以自己的才德难以胜任及国有太子为托辞，再三拒绝即帝位，但终难推卸此任，在皇太后及文武百官的左右劝说下走马上任，并非自愿。因此，景帝谥“戾”，有悖实情。
景帝遭遇谥“戾”之不公正待遇，引发许多人的愤愤不平，他们一再上疏为其鸣冤，其呼声最高的是成化时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守随。他上疏宪宗，陈述大学士陈文作恶多端竟得美谥，而景帝在国家危难之时勇担大任，使国家转危为安，最后竟得恶谥，请求皇帝遵循谥法原则，依据景帝善行改谥。杨守随首先阐释“戾”之谥义，“'戾’者，罪也，乖也，在谥法为'不悔前过’”，并陈述了郕王不当得恶谥的理由：“郕王当英宗北狩之时，奉命监国，以宗社计不得已而即位。北悍戎狄，南平闽广，定人心于将变，安国势于阽危，其有功于社稷甚大。威虏以甲兵啖虏，以金币而迎回大驾，尊养之于南宫，不为贼臣离间，其兄弟之情甚厚，任信大臣，听纳忠谏，兴学劝士，加惠恤民，其善政之在天下甚夥，虽末年少有过愆，岂可以一眚而掩众善耶!”他还揭示了景帝谥“戾”非英宗本意，是奸臣从中作梗而致，有失公道。“况恶谥非出先帝之本意，乃一二造衅幸功奸臣之邪议，至今公论为之不平。”并建议朝廷根据谥法原则，取其善行而改谥，还谥法以公道，“古之定谥者，苟有一善，以一善谥，兼有众善，节以一惠，惟无善可称，方得恶谥。近时大臣有奸回贪墨者尚滥美谥。岂可以陛下之至亲，乃泯其善而使久蒙恶谥乎？乞敕廷臣会议取其善行而改谥之，则公道昭明，谥法允当”⑧。为景帝谥“戾”鸣不平的呼声持续到成化十一年(1465)，伴随着官场上趋炎附势、贪污腐化之风的公开化，一些玩弄权术的官员左右朝中大权，生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贪污受贿；死后窃取美谥，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宪宗准备通过对景帝的平反昭雪及改谥手段，整肃社会风气。他敕廷臣：“曩者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先帝寻知诬枉，深怀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敦念亲亲，诞告在廷，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尊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毌乖典礼。”⑨宪宗肯定其叔郕王“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之功，并就父皇英宗对景帝不公待遇归为听信贪功奸臣的谗言，下诏礼部复皇帝之号，重新议定尊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给其叔郕王上尊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洗雪了景帝所受不白之冤，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上一任皇帝在政治上的偏颇，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
景帝由恶谥改美谥经历了18年的漫长时间，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根据明代谥法，皇帝17字，而景帝谥号7字，显然有权给景帝改谥的宪宗没能把他放在与明代正常伦序皇帝的同等位置上去看待，其中的偏见自不待言，从中可以窥见专制社会下正统观念的主导作用。
二
初谥未与名实不符而改谥，是明代改谥的又一主要内容。这类改谥者能够誓死抵抗异族入侵或者打击朝中邪恶势力，维护了国家和百姓的切身利益。他们所行所为符合正统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大明政权的脊梁。朝廷给他们改谥，社会效应大，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
明代官员中有初谥未涵盖其死之忠，后有地方官员向朝廷提出改谥之请，得到皇帝允准的。英宗时重臣于谦即是一例。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杭州人，官至兵部尚书。英宗被瓦剌挟持后，他力排南迁之议，主张坚守北京，亲自督战，击退瓦剌对京都的威胁，保卫了国家安全。拥立英宗重新登上皇位的徐有贞、石亨之流怀恨于谦对其陷害，最后将其车裂西市。尽管于谦官品、德行业绩都符合明代谥法的要求，但他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得到谥号这一殊荣。成化初，于谦之子于冕赦归，上疏为父讼冤，仅得复官赐祭，而赐谥被搁置。弘治二年(1489)，于冕再次奏乞为父赠谥，礼部上奏皇帝：“谓古今忠义之臣，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时之功，实以为后来人臣之劝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当正统十四年虏寇犯顺，中外危惧，而能奋其忠义，卫安宗社。一时修武备，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间斥和议立团营之功尤大己。”孝宗允准礼部的奏疏，对于谦加封赐谥，云：“谦能安社稷以遏寇略，其定国捍患之绩著矣，中罹权奸之害，虽先帝已尝昭雪优加褒恤，然不使之庙食于后犹未足为。为国效忠者劝其祠额，可赐曰'旌功’，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谥忠愍(按：应为肃愍)。’”⑩《明史》载：“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尽管史料对于谦初谥记载有出入，但是一致之处在于弘治二年于谦谥号最终定音。然而，“肃愍”一谥引发了时人的质疑，他们认为与于谦尽忠报国的品行不符。万历时的张瀚对其谥号颇为不平，他说：“夫公之精忠，庙谥'肃愍’，诚为未当。”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浙江巡抚傅孟春请修于谦乡祠，因言：“谦社稷名臣，被谗蒙戮，得谥'肃愍’，于谥法似未尽协，欲改谥'忠愍’，以慰九原。部覆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第当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合将'肃愍’二字并为更拟，报允后，更赐曰'忠肃’。”
有明一代，诸如于谦等有功于社稷的改谥官员，还有正统十四年七月随英宗亲征、死于土木堡之役的大学士曹鼐，景帝谥“文襄”，天顺改谥“文忠”；正统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不畏宦官王振的权势，正身立朝，打击邪恶，景泰谥“文毅”，成化间改谥“忠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改谥号的共同之处都含有“忠”字，涵盖了他们对朝廷忠心不贰的实行。
明代官员中还有初谥与品行不相符的，因议谥不慎而造成名实不符。大学士殷士儋就是一例。殷士儋字正甫，号文通，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政治生涯主要在隆庆年间，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柄政，屡加排挤，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致仕。殷士儋于万历十年六月去世，十一年正月谥“文通”。后佥都御史郑汝璧巡抚山东时，济南府儒学生员于化等查勘殷士儋品行与谥“文通”不符，经历城县申准，上疏请求改谥，疏中就揭示了殷士儋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初谥“文通”的“通”字相悖，题请礼部、内阁据实查证，给以改谥，“盖棺始终一节，绝无脂韦之态，表里洞然，纯乎刚正之风，谥之以'通’，殊为不类，似应更谥，庶肖生平合，候裁夺。具题等因，通详到臣案照先准礼部咨，该中书舍人殷盘具奏前来，本部移咨内阁，烦将已故乡宦大学士殷士儋宦迹乡评逐一查勘明确，原赐谥号应否改拟，明白具题前来，以凭覆议，上请施行等因”。并陈述巡按、科道官查证之实情：“准此，已行该司道查勘去后，今据前因，臣会同按臣议照历城县已故乡宦原任大学士殷士儋，朴忠许国，耿介禔躬，登翰苑而翌侍青宫，九经明于讲幄；由宗伯而入参黄阁，一德简自帝心。议大政则侃侃不阿，义形词色赞机务，每翼翼自靖，志励风云，偶未谐时，坚请归里，皋皮谭学，师严而道益尊，门径张罗，身退而名愈重。臣夷考乡评，博询士论，咸谓本宦进则正言正色，不与世以推移；退则淑己淑人，能视道为消息。”最后阐释了赐谥“文通”之不当，乞请皇上下诏更改，“言皆可述，动足为模，赐谥'文通’，虽蒙恩于华衮，爰稽名实似未肖其生平，盖任质绝不类于圆融，而尚通殊无当于直谅，拟于其伦，佥谓未协，既经各衙门查勘前来，相应据实具题，至于改谥，恩典出自朝廷，非臣所敢擅议，伏乞敕下，礼部覆议上”。万历二十三年七月，神宗下诏准许殷士儋改谥，重申了他的品行业绩及谥“文通”的不妥，“士儋起家庶常，由翰简历宫詹，任教习，典礼敷文，皆勤慎足纪。在阁争北虏马市，遂拂衣去。家居清俭，讲学湖南，以初谥曰'通’，不类其耿直，故命改焉”。万历二十四年二月，改殷士儋谥“文庄”。
以上所述初谥与名实不符的官员改谥情况，由于其子孙或地方官的呼吁，通过改谥这一方式，得到了名实相符的谥号。皇帝利用赐谥权，更改官员已有谥号，还谥法以公正，再次向社会传布精英品行业绩，有着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
下谥改美谥，是明代官员改谥的又一重要内容。明代皇权高度集中，官员谥号最终由皇帝裁决。即使官员的品级和德行业绩符合得谥标准，如果生前不能讨皇帝欢心，死后仍赐以下谥。历史最终是公正的，改朝换代之后，新朝廷重新赐以名实相符的谥号。嘉靖时大学士石珤、张治都属此类。
石珤、张治都是嘉靖朝的官员，因“大礼议”站在世宗的立场上而得到重用，入阁参与机务。但二人对世宗崇信道教、求长生不老持不合作态度，石珤忤圣旨，张治不随波逐流，拒绝向皇帝供玄撰。二人死后，嘉靖皇帝皆赐谥“文隐”。《弇山堂别集》载：“嘉靖六年，大学士石珤卒，上亲定谥曰'文隐’，取'勤学好问，违拂不成’为义也。至嘉靖二十九年，大学士张治卒，上复亲定谥曰'文隐’，则取'勤学好问，怀情不尽’为义。”二人同在内阁，张治还是石珤主持会试所取第一人，按明代开科取士的潜规则，会试主持人与被录取人为师生关系，所以，石珤与张治为师生关系，二人同赐下谥。就石、张二人在朝廷的所言所行看，皇帝赐予他们下谥是不公允的。隆庆改元，为刷新政治，革除嘉靖朝积弊，平反昭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雷稽古题请礼部更改张治“文隐”之谥，礼部上疏皇帝议张治改谥：“看得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雷稽古题称先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文隐’之谥，未究其蕴，乞要再加议拟，上请一节为照。本官学有渊源，才优经济，存心制行，则正大光明，辅政宣猷，则公忠直亮，声实兼懋，朝野具瞻。虽大业之未终，实群情之系望。所据'文隐’之谥，委属未安，既经巡按御史查核，明白具奏前来。又经该司查有大学士石珤改谥前例，相应依拟合，候命下翰林院，查照本官行述酌议改拟，惟复仍照旧谥。臣等未敢擅便，伏乞圣裁。”礼部、巡按等官虽查明张治品行业绩俱优，但未敢改谥，“伏乞圣裁”，须有皇帝最后裁定。隆庆四年(1570)六月，穆宗亲下改谥诰文，制曰：“朕于国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赐施行，实以付之公议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孕灵湘汉，际会风云，擢抡魁于鸿渐之辰，获利见于龙飞之岁，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余年往殿南都，以长六卿，寻被召还，置之丞弼，忠诚直亮，庶几有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恤，君臣之义可谓有终始矣。间于妒嫉之臣，易名未当。顷有言者，朕下之礼官，考论其世，以尔词尚理要，制作浑雄，心存世务，议论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陆贽之识韩愈，因公正而发愤，若汲黯之斥张汤，引以同升，悉为今日之宰辅与之异趣，实乃当时之大奸，是以朝廷服其节概，天下想其风采。昔我先正，良用怀思，不有嘉名，曷称舆论，是用谥尔'文毅’，盖公议久而后定，非乐于有所改，亦必归于是，而后已也。”穆宗对张治易名未当归于官员之间的相互嫉妒，有一定的道理，实乃替前朝皇帝开脱责任，并指出改谥目的使谥号更趋向公正，使官员名实相符，令世人信服，起到激劝世人的目的。石珤、张治是明代得下谥仅有的二人，他们自身的品行业绩及官阶均符合得美谥的标准，而明代谥法由皇帝操纵，违抗皇命，赐谥也会遭惩罚。
四
皇帝为溢美前朝重臣而改谥，是明代改谥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们的初谥并未与谥法不相符，朝廷给他们改谥，旨在放大他们誓死忠君的思想，为时人树立典范。这是明代继续推行中国古代强调的“君臣大义”、“为君尽忠”之再现。
这些前朝重臣的共同之处在于能临危奉上，以身事朝，洪武初年死于说服云南元朝遗留势力归附明政权而死节的翰林待制王祎即是一例，建文朝谥“文节”，正统朝谥“忠文”。为协助朱元璋和平完成全国最终统一，王祎于洪武五年(1372)奉诏至云南抚谕元宗室梁王接受明廷统治，元室官员想用权势胁迫王祎降服，王祎慷慨骂曰：“天既灭汝，元命眷我，大明混一天下，汝如嚼火余尽，岂能与日月争光，我奉上命，必不为汝屈，汝以凶威逼我，我宁畏死耶？遂自刎。”王祎誓死坚守臣节，历朝历代皇帝都需这样的忠臣。建文即位后，政权受到来自藩王们的威胁，尤其势力强大的燕王。为倡导臣节，建文元年(1399)赐谥他“文节”，此谥号的记载虽非出自官方所修史籍，但从当时情况推测应有可能。至正统朝又赐谥他“忠文”，且英宗特下赐谥诰文，云：“为臣奉君命出疆，能毅然守节捐躯，以明君臣之大义者，虽死必旌异之荣，此风化之所系，帝王之令典也。尔祎事我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之初，暨奉命往谕南诏，怀忠秉义，不屈而死，臣节凛然，光明俊事，历年已久，虽没不亡。今特赠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谥'忠文’，服此光荣，垂休无斁。”王祎于建文、正统两朝先后给他赐谥，正是看重他在危难之时，能坚守君臣大义，誓死效忠明政权，这种精神不仅是明代也是专制社会巩固统治的基石，如何弘扬都不为过。
还有燕王朱棣的大将张玉，初为官元朝枢密院，洪武期间降明，累擢都指挥佥事，以骁勇善谋画，为成祖所亲信，靖难之役战死。成祖即位，亲发赐谥诰文，追封荣国公，谥“忠显”。成祖的赐谥诰文中历数张玉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勋，“尔同知都指挥使司事张玉事朕藩邸，厥既有年，秉德不回，始终如一。顷者，建文在位，崇信奸邪，戕害宗亲，将危宗社，朕方遵祖训以兴师。尔即赞戎机而贾勇，首擒群丑，遂夺九门、遵化、密云，长驱无敌，漠州、雄县所向有功，韦成、真定之功，复献、永平之捷，坝上溃围而受降既众，白沟突阵而斩馘尤多。及转战于东昌，益奋扬其威武，爰欲争光而效力，岂其临敌以捐躯。”并给予很高的封赠，“今竑大业，底定功赏，诞颁不有追崇，曷彰茂烈？特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显’”。仁宗即位后，给予张玉最高封赠“王”，于洪熙元年(1425)三月，亲下赐谥诰文，谥“忠武”。仁宗在给张玉的赐谥诰文中云：“国家之于旧臣，其有非常之功德者，则必有极盛之爵号以显之，所以荣奖忠贤而称报之义也，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贤’。张玉秉正直之节，缊雄武之才，沉毅有谋，英果能断，事朕皇考太宗文皇帝于潜邸，多历岁年，克效忠尽属。当临危之际，首赞靖难之图，毕力一心，催克馘丑，算无遗策，勋有奇功，暨大业之垂成，竟奋躯而死义。我皇考畴其纬烈，赐爵上公，虽已备于哀荣，轸圣情而未已，肆于今日，复举彝章，特加封为河间王，进谥'忠武’。”仁宗另赐张玉一谥，有其深远之义，目的希望新朝出现更多像张玉这样忠于朝廷的大臣，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明代的改谥重在改对政治变换有重大影响的正面人物的初谥，意在褒扬他们正身立朝，刚正不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能够击退异族，直陈时弊，敢于揭露和打击朝中邪恶势力。他们是社会正义的使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皇权运用改谥的手段，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取向，向社会弘扬正气，教化官员乃至整个社会，以此净化社会风气，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有序和谐运转。
注释
①④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7、154页。②关于改谥研究不多，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7—148页)，潘洪钢《论清代谥法》《文史哲》2007年第2期有所涉及，但未展开讨论。③南明弘光政权曾赐泄密建文朝政于朱棣且陷害忠臣的陈瑛以恶谥“丑厉”，但这已非洪武至崇祯朝事。陈梦雷辑，蒋廷锡重辑《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二《明谥考·文臣谥下》，中华书局，1934年。⑤司马迁：《史记·史记正义》，《谥法解》，中华书局，1959年。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⑦《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⑧《明宪宗实录》卷八二，成化六年八月乙卯，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⑨《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子，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⑩《明孝宗实录》卷三三，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台湾史语所校影本。《明史》卷一七○，《于谦传》，中华书局，1974年。张瀚著，萧国亮点校《松窗梦语》卷七，《忠廉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丙子，台湾史语所校影本。郑汝璧：《由庚堂集》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56册，第637—639页。《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庚辰条，台湾史语所校影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3页。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常熟归氏》，清光绪六年刻本。《明英宗实录》卷八六，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己巳，台湾史语所校影本。胡谧等：《成化河南总志》卷一二，《圣制》，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作者简介：田冰，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西安71006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450002)。
（C）
明代因国家政治影响而改谥的主要是皇帝和官员，其中皇帝1人，官员10人，笔者统计明代得谥号者约2500人左右，改谥者比例之小显而易见。他们有恶谥改美谥、初谥与名实不符而改谥、下谥改上谥、纯粹为溢美而改谥。本文述及的改谥对象是就对明代国家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透过改谥这一现象，重新审视明代国家政治形势变迁对谥号产生的影响。目前明史学界尚未涉及此问题的研究②，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明代谥法中的改谥现象进行介绍和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
恶谥改美谥，是明代改谥的重要内容。谥法旨在褒扬，恶谥多用于帝王、宗室，很少用于百官，尤其明代取消百官恶谥，洪武至崇祯16朝百官无恶谥③。帝王恶谥1人，宗室恶谥16人，相对于宗室得谥1316人来说，④比例之小不言而喻。明代有恶谥改美谥之例，但没有美谥改恶谥之例，这是明代谥法与唐宋的区别之一。
明代最有影响的恶谥改美谥之例是景帝。景帝死后，正统朝赐谥“戾”；成化朝改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景帝谥“戾”，完全是皇权势力较量的结果。景帝在英宗被瓦剌挟持后登上皇位，与朝中主战派同心协力，击退瓦剌对明朝的威胁，为捍卫大明政权功不可没。然而，由于政治风云变幻，英宗再次登上皇位，景帝在忧郁、疾病中死去，其兄英宗对他的不满便发泄在给谥上，即赐谥“戾”。“戾”字的最初谥义是“不悔前过”⑤，其引申意也都离不开“过”。英宗怀恨景帝不该趁自己被瓦剌挟持而即皇位，更可恨的是自己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多，应该说这是景帝最大的“过”。英宗重返皇位后，运用谥号这一劝善惩恶的措施，对死去的景帝灵魂进行鞭击。作为景帝，他没有当皇帝之意，实在冤枉。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英宗仓猝亲征蒙古瓦剌，于这年八月的土木堡一战被瓦剌俘获，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政务，“皇太后敕郕王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⑥英宗亲征前，已谕其弟郕王朱祁钰居守北京暂理政务。至英宗被瓦剌挟持，国难当头，皇太后和大臣们皆拥立郕王即皇位，“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礼部择吉日拥立郕王登皇位，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惊曰：'卿等何为有此议？我有何才何德敢当此？’请退让再三，群臣固请。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⑦郕王以自己的才德难以胜任及国有太子为托辞，再三拒绝即帝位，但终难推卸此任，在皇太后及文武百官的左右劝说下走马上任，并非自愿。因此，景帝谥“戾”，有悖实情。
景帝遭遇谥“戾”之不公正待遇，引发许多人的愤愤不平，他们一再上疏为其鸣冤，其呼声最高的是成化时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守随。他上疏宪宗，陈述大学士陈文作恶多端竟得美谥，而景帝在国家危难之时勇担大任，使国家转危为安，最后竟得恶谥，请求皇帝遵循谥法原则，依据景帝善行改谥。杨守随首先阐释“戾”之谥义，“'戾’者，罪也，乖也，在谥法为'不悔前过’”，并陈述了郕王不当得恶谥的理由：“郕王当英宗北狩之时，奉命监国，以宗社计不得已而即位。北悍戎狄，南平闽广，定人心于将变，安国势于阽危，其有功于社稷甚大。威虏以甲兵啖虏，以金币而迎回大驾，尊养之于南宫，不为贼臣离间，其兄弟之情甚厚，任信大臣，听纳忠谏，兴学劝士，加惠恤民，其善政之在天下甚夥，虽末年少有过愆，岂可以一眚而掩众善耶!”他还揭示了景帝谥“戾”非英宗本意，是奸臣从中作梗而致，有失公道。“况恶谥非出先帝之本意，乃一二造衅幸功奸臣之邪议，至今公论为之不平。”并建议朝廷根据谥法原则，取其善行而改谥，还谥法以公道，“古之定谥者，苟有一善，以一善谥，兼有众善，节以一惠，惟无善可称，方得恶谥。近时大臣有奸回贪墨者尚滥美谥。岂可以陛下之至亲，乃泯其善而使久蒙恶谥乎？乞敕廷臣会议取其善行而改谥之，则公道昭明，谥法允当”⑧。为景帝谥“戾”鸣不平的呼声持续到成化十一年(1465)，伴随着官场上趋炎附势、贪污腐化之风的公开化，一些玩弄权术的官员左右朝中大权，生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贪污受贿；死后窃取美谥，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宪宗准备通过对景帝的平反昭雪及改谥手段，整肃社会风气。他敕廷臣：“曩者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先帝寻知诬枉，深怀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敦念亲亲，诞告在廷，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尊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毌乖典礼。”⑨宪宗肯定其叔郕王“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之功，并就父皇英宗对景帝不公待遇归为听信贪功奸臣的谗言，下诏礼部复皇帝之号，重新议定尊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给其叔郕王上尊谥“恭仁康定景皇帝”，洗雪了景帝所受不白之冤，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上一任皇帝在政治上的偏颇，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
景帝由恶谥改美谥经历了18年的漫长时间，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根据明代谥法，皇帝17字，而景帝谥号7字，显然有权给景帝改谥的宪宗没能把他放在与明代正常伦序皇帝的同等位置上去看待，其中的偏见自不待言，从中可以窥见专制社会下正统观念的主导作用。
二
初谥未与名实不符而改谥，是明代改谥的又一主要内容。这类改谥者能够誓死抵抗异族入侵或者打击朝中邪恶势力，维护了国家和百姓的切身利益。他们所行所为符合正统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是大明政权的脊梁。朝廷给他们改谥，社会效应大，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
明代官员中有初谥未涵盖其死之忠，后有地方官员向朝廷提出改谥之请，得到皇帝允准的。英宗时重臣于谦即是一例。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杭州人，官至兵部尚书。英宗被瓦剌挟持后，他力排南迁之议，主张坚守北京，亲自督战，击退瓦剌对京都的威胁，保卫了国家安全。拥立英宗重新登上皇位的徐有贞、石亨之流怀恨于谦对其陷害，最后将其车裂西市。尽管于谦官品、德行业绩都符合明代谥法的要求，但他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得到谥号这一殊荣。成化初，于谦之子于冕赦归，上疏为父讼冤，仅得复官赐祭，而赐谥被搁置。弘治二年(1489)，于冕再次奏乞为父赠谥，礼部上奏皇帝：“谓古今忠义之臣，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时之功，实以为后来人臣之劝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当正统十四年虏寇犯顺，中外危惧，而能奋其忠义，卫安宗社。一时修武备，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间斥和议立团营之功尤大己。”孝宗允准礼部的奏疏，对于谦加封赐谥，云：“谦能安社稷以遏寇略，其定国捍患之绩著矣，中罹权奸之害，虽先帝已尝昭雪优加褒恤，然不使之庙食于后犹未足为。为国效忠者劝其祠额，可赐曰'旌功’，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谥忠愍(按：应为肃愍)。’”⑩《明史》载：“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尽管史料对于谦初谥记载有出入，但是一致之处在于弘治二年于谦谥号最终定音。然而，“肃愍”一谥引发了时人的质疑，他们认为与于谦尽忠报国的品行不符。万历时的张瀚对其谥号颇为不平，他说：“夫公之精忠，庙谥'肃愍’，诚为未当。”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浙江巡抚傅孟春请修于谦乡祠，因言：“谦社稷名臣，被谗蒙戮，得谥'肃愍’，于谥法似未尽协，欲改谥'忠愍’，以慰九原。部覆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第当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合将'肃愍’二字并为更拟，报允后，更赐曰'忠肃’。”
有明一代，诸如于谦等有功于社稷的改谥官员，还有正统十四年七月随英宗亲征、死于土木堡之役的大学士曹鼐，景帝谥“文襄”，天顺改谥“文忠”；正统时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不畏宦官王振的权势，正身立朝，打击邪恶，景泰谥“文毅”，成化间改谥“忠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改谥号的共同之处都含有“忠”字，涵盖了他们对朝廷忠心不贰的实行。
明代官员中还有初谥与品行不相符的，因议谥不慎而造成名实不符。大学士殷士儋就是一例。殷士儋字正甫，号文通，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政治生涯主要在隆庆年间，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柄政，屡加排挤，隆庆五年(1571)十一月致仕。殷士儋于万历十年六月去世，十一年正月谥“文通”。后佥都御史郑汝璧巡抚山东时，济南府儒学生员于化等查勘殷士儋品行与谥“文通”不符，经历城县申准，上疏请求改谥，疏中就揭示了殷士儋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初谥“文通”的“通”字相悖，题请礼部、内阁据实查证，给以改谥，“盖棺始终一节，绝无脂韦之态，表里洞然，纯乎刚正之风，谥之以'通’，殊为不类，似应更谥，庶肖生平合，候裁夺。具题等因，通详到臣案照先准礼部咨，该中书舍人殷盘具奏前来，本部移咨内阁，烦将已故乡宦大学士殷士儋宦迹乡评逐一查勘明确，原赐谥号应否改拟，明白具题前来，以凭覆议，上请施行等因”。并陈述巡按、科道官查证之实情：“准此，已行该司道查勘去后，今据前因，臣会同按臣议照历城县已故乡宦原任大学士殷士儋，朴忠许国，耿介禔躬，登翰苑而翌侍青宫，九经明于讲幄；由宗伯而入参黄阁，一德简自帝心。议大政则侃侃不阿，义形词色赞机务，每翼翼自靖，志励风云，偶未谐时，坚请归里，皋皮谭学，师严而道益尊，门径张罗，身退而名愈重。臣夷考乡评，博询士论，咸谓本宦进则正言正色，不与世以推移；退则淑己淑人，能视道为消息。”最后阐释了赐谥“文通”之不当，乞请皇上下诏更改，“言皆可述，动足为模，赐谥'文通’，虽蒙恩于华衮，爰稽名实似未肖其生平，盖任质绝不类于圆融，而尚通殊无当于直谅，拟于其伦，佥谓未协，既经各衙门查勘前来，相应据实具题，至于改谥，恩典出自朝廷，非臣所敢擅议，伏乞敕下，礼部覆议上”。万历二十三年七月，神宗下诏准许殷士儋改谥，重申了他的品行业绩及谥“文通”的不妥，“士儋起家庶常，由翰简历宫詹，任教习，典礼敷文，皆勤慎足纪。在阁争北虏马市，遂拂衣去。家居清俭，讲学湖南，以初谥曰'通’，不类其耿直，故命改焉”。万历二十四年二月，改殷士儋谥“文庄”。
以上所述初谥与名实不符的官员改谥情况，由于其子孙或地方官的呼吁，通过改谥这一方式，得到了名实相符的谥号。皇帝利用赐谥权，更改官员已有谥号，还谥法以公正，再次向社会传布精英品行业绩，有着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
三
下谥改美谥，是明代官员改谥的又一重要内容。明代皇权高度集中，官员谥号最终由皇帝裁决。即使官员的品级和德行业绩符合得谥标准，如果生前不能讨皇帝欢心，死后仍赐以下谥。历史最终是公正的，改朝换代之后，新朝廷重新赐以名实相符的谥号。嘉靖时大学士石珤、张治都属此类。
石珤、张治都是嘉靖朝的官员，因“大礼议”站在世宗的立场上而得到重用，入阁参与机务。但二人对世宗崇信道教、求长生不老持不合作态度，石珤忤圣旨，张治不随波逐流，拒绝向皇帝供玄撰。二人死后，嘉靖皇帝皆赐谥“文隐”。《弇山堂别集》载：“嘉靖六年，大学士石珤卒，上亲定谥曰'文隐’，取'勤学好问，违拂不成’为义也。至嘉靖二十九年，大学士张治卒，上复亲定谥曰'文隐’，则取'勤学好问，怀情不尽’为义。”二人同在内阁，张治还是石珤主持会试所取第一人，按明代开科取士的潜规则，会试主持人与被录取人为师生关系，所以，石珤与张治为师生关系，二人同赐下谥。就石、张二人在朝廷的所言所行看，皇帝赐予他们下谥是不公允的。隆庆改元，为刷新政治，革除嘉靖朝积弊，平反昭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雷稽古题请礼部更改张治“文隐”之谥，礼部上疏皇帝议张治改谥：“看得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雷稽古题称先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文隐’之谥，未究其蕴，乞要再加议拟，上请一节为照。本官学有渊源，才优经济，存心制行，则正大光明，辅政宣猷，则公忠直亮，声实兼懋，朝野具瞻。虽大业之未终，实群情之系望。所据'文隐’之谥，委属未安，既经巡按御史查核，明白具奏前来。又经该司查有大学士石珤改谥前例，相应依拟合，候命下翰林院，查照本官行述酌议改拟，惟复仍照旧谥。臣等未敢擅便，伏乞圣裁。”礼部、巡按等官虽查明张治品行业绩俱优，但未敢改谥，“伏乞圣裁”，须有皇帝最后裁定。隆庆四年(1570)六月，穆宗亲下改谥诰文，制曰：“朕于国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赐施行，实以付之公议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孕灵湘汉，际会风云，擢抡魁于鸿渐之辰，获利见于龙飞之岁，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余年往殿南都，以长六卿，寻被召还，置之丞弼，忠诚直亮，庶几有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恤，君臣之义可谓有终始矣。间于妒嫉之臣，易名未当。顷有言者，朕下之礼官，考论其世，以尔词尚理要，制作浑雄，心存世务，议论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陆贽之识韩愈，因公正而发愤，若汲黯之斥张汤，引以同升，悉为今日之宰辅与之异趣，实乃当时之大奸，是以朝廷服其节概，天下想其风采。昔我先正，良用怀思，不有嘉名，曷称舆论，是用谥尔'文毅’，盖公议久而后定，非乐于有所改，亦必归于是，而后已也。”穆宗对张治易名未当归于官员之间的相互嫉妒，有一定的道理，实乃替前朝皇帝开脱责任，并指出改谥目的使谥号更趋向公正，使官员名实相符，令世人信服，起到激劝世人的目的。石珤、张治是明代得下谥仅有的二人，他们自身的品行业绩及官阶均符合得美谥的标准，而明代谥法由皇帝操纵，违抗皇命，赐谥也会遭惩罚。
四
皇帝为溢美前朝重臣而改谥，是明代改谥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们的初谥并未与谥法不相符，朝廷给他们改谥，旨在放大他们誓死忠君的思想，为时人树立典范。这是明代继续推行中国古代强调的“君臣大义”、“为君尽忠”之再现。
这些前朝重臣的共同之处在于能临危奉上，以身事朝，洪武初年死于说服云南元朝遗留势力归附明政权而死节的翰林待制王祎即是一例，建文朝谥“文节”，正统朝谥“忠文”。为协助朱元璋和平完成全国最终统一，王祎于洪武五年(1372)奉诏至云南抚谕元宗室梁王接受明廷统治，元室官员想用权势胁迫王祎降服，王祎慷慨骂曰：“天既灭汝，元命眷我，大明混一天下，汝如嚼火余尽，岂能与日月争光，我奉上命，必不为汝屈，汝以凶威逼我，我宁畏死耶？遂自刎。”王祎誓死坚守臣节，历朝历代皇帝都需这样的忠臣。建文即位后，政权受到来自藩王们的威胁，尤其势力强大的燕王。为倡导臣节，建文元年(1399)赐谥他“文节”，此谥号的记载虽非出自官方所修史籍，但从当时情况推测应有可能。至正统朝又赐谥他“忠文”，且英宗特下赐谥诰文，云：“为臣奉君命出疆，能毅然守节捐躯，以明君臣之大义者，虽死必旌异之荣，此风化之所系，帝王之令典也。尔祎事我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之初，暨奉命往谕南诏，怀忠秉义，不屈而死，臣节凛然，光明俊事，历年已久，虽没不亡。今特赠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谥'忠文’，服此光荣，垂休无斁。”王祎于建文、正统两朝先后给他赐谥，正是看重他在危难之时，能坚守君臣大义，誓死效忠明政权，这种精神不仅是明代也是专制社会巩固统治的基石，如何弘扬都不为过。
还有燕王朱棣的大将张玉，初为官元朝枢密院，洪武期间降明，累擢都指挥佥事，以骁勇善谋画，为成祖所亲信，靖难之役战死。成祖即位，亲发赐谥诰文，追封荣国公，谥“忠显”。成祖的赐谥诰文中历数张玉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勋，“尔同知都指挥使司事张玉事朕藩邸，厥既有年，秉德不回，始终如一。顷者，建文在位，崇信奸邪，戕害宗亲，将危宗社，朕方遵祖训以兴师。尔即赞戎机而贾勇，首擒群丑，遂夺九门、遵化、密云，长驱无敌，漠州、雄县所向有功，韦成、真定之功，复献、永平之捷，坝上溃围而受降既众，白沟突阵而斩馘尤多。及转战于东昌，益奋扬其威武，爰欲争光而效力，岂其临敌以捐躯。”并给予很高的封赠，“今竑大业，底定功赏，诞颁不有追崇，曷彰茂烈？特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显’”。仁宗即位后，给予张玉最高封赠“王”，于洪熙元年(1425)三月，亲下赐谥诰文，谥“忠武”。仁宗在给张玉的赐谥诰文中云：“国家之于旧臣，其有非常之功德者，则必有极盛之爵号以显之，所以荣奖忠贤而称报之义也，赠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追封荣国公，谥'忠贤’。张玉秉正直之节，缊雄武之才，沉毅有谋，英果能断，事朕皇考太宗文皇帝于潜邸，多历岁年，克效忠尽属。当临危之际，首赞靖难之图，毕力一心，催克馘丑，算无遗策，勋有奇功，暨大业之垂成，竟奋躯而死义。我皇考畴其纬烈，赐爵上公，虽已备于哀荣，轸圣情而未已，肆于今日，复举彝章，特加封为河间王，进谥'忠武’。”仁宗另赐张玉一谥，有其深远之义，目的希望新朝出现更多像张玉这样忠于朝廷的大臣，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明代的改谥重在改对政治变换有重大影响的正面人物的初谥，意在褒扬他们正身立朝，刚正不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能够击退异族，直陈时弊，敢于揭露和打击朝中邪恶势力。他们是社会正义的使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皇权运用改谥的手段，彰显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取向，向社会弘扬正气，教化官员乃至整个社会，以此净化社会风气，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社会有序和谐运转。
注释
①④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7、154页。②关于改谥研究不多，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7—148页)，潘洪钢《论清代谥法》《文史哲》2007年第2期有所涉及，但未展开讨论。③南明弘光政权曾赐泄密建文朝政于朱棣且陷害忠臣的陈瑛以恶谥“丑厉”，但这已非洪武至崇祯朝事。陈梦雷辑，蒋廷锡重辑《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二《明谥考·文臣谥下》，中华书局，1934年。⑤司马迁：《史记·史记正义》，《谥法解》，中华书局，1959年。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⑦《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⑧《明宪宗实录》卷八二，成化六年八月乙卯，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⑨《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子，台湾史语所校影本。⑩《明孝宗实录》卷三三，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台湾史语所校影本。《明史》卷一七○，《于谦传》，中华书局，1974年。张瀚著，萧国亮点校《松窗梦语》卷七，《忠廉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9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丙子，台湾史语所校影本。郑汝璧：《由庚堂集》卷二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56册，第637—639页。《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七，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庚辰条，台湾史语所校影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3页。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三，《常熟归氏》，清光绪六年刻本。《明英宗实录》卷八六，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己巳，台湾史语所校影本。胡谧等：《成化河南总志》卷一二，《圣制》，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作者简介：田冰，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西安71006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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