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张之象与《唐诗类苑》*

2011-09-14   来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点击量: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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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象(1508—1587),字玄超,一字月鹿,别号王屋,自称碧山外史,人称王屋先生、王屋山人。松江上海(今上海市)人。《明史》有传。他编纂于嘉靖中期的《唐诗类苑》①,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分类唐诗总集,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却一直未能进入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视野。重新考察和审视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对于探究明代士人的生存状态,了解历代唐诗总集的编纂情况,甚至在今天编纂一部更加完备或精要的唐诗总集等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一

    张之象一生历经明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明史》卷二八七对其有简单的记载,附于《文征明传》后。文曰:

    张之象,字月鹿。祖萱,湖广参议。父鸣谦,顺天通判。之象由诸生入国学,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以吏隐自命。归益务撰著。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卒年八十一岁。②

    关于张之象的籍贯,说法不一。张之象自称“云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作“华亭”,朱彝尊《明诗综》作“松江华亭”等。自《明史》卷二八七《何良俊传》称其为“上海张之象”,后世很多史料因之。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八收录了崔桐《湖广布政司参议张君萱传》,是关于其籍贯和家世较为权威的记录。文曰:“张君讳萱,字德晖,号颐拙,松江上海人也。自其先桂五居上海之高阳里,得名张家浜,张姓始著。”③无论莫如忠《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中的“上海之龙华里”,还是其祖父张萱传中的“上海之高阳里”,均可确定张之象籍贯为松江上海。《同治上海县志》称之象“年四十八遭倭乱,第宅悉被焚掠,遂从西牌楼再徙于郡,子孙遂入华亭籍”,是以后世以之为华亭人。而张之象自称云间,是举其郡望,陶宗仪《辍耕录•诗谶》云:“'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语。谷水、云间,皆松江别名也。”即为明证。

    关于生卒年。莫如忠《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公卒之岁为万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据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农历正德丁卯年十二月十二日,当为西历1508年1月14日;万历丁亥正月朔,当为西历1587年2月7日。故按照西历纪年,张之象享年当为八十岁;按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或虚龄纪年,张之象享年为八十有一。

    关于家世与科举。莫如忠《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首先概述了张之象的家世背景:

    公讳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别号王屋。先世有铁一者,自严陵徙上海之龙华里,家焉。由铁一而下七世为余姚令杰。八世为莱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广布政司参议萱。九世为公考顺天通判文洲公鸣谦及从父博野令鸣岐。渊源名阀,簪冕蝉联,郁然盛矣。

    张之象出身于“科名累累不绝”的上海龙华世家,所谓“渊源名阀,簪冕蝉联”,“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绝怜之,谓亢张氏者必公也”,这些都是张之象积极进取、锐意科举的直接动力。

    据何三畏《张宪幕王屋公传》载:“(张之象)尝渡泖,中流风恶,舟中皆失色。公神宇恬然,口占云:'暗想平生何所忏,三辰晏起一科头。’危坐,略不为动。”这里的“三辰”,分别指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这三年朝廷均设大考,张之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中,故有此感慨。《张王屋集》收录张之象嘉靖四十三年以前金陵之作七十多首,隐约可见其积极进取的心志。试举几例证之:

    《与姚如晦冯子乔朱邦宪夜集顾汝修馆中话旧》:

    明月依然海上城,故人重此叙平生。

    喜看银烛簾前影,愁听铜刀槛外声。

    伏枥岂忘千里志,凌云空负十年情。

    共怜身世浑无定,一曲悲歌泪满缨。

    《金陵杂咏三首》其一《凤台春色》:

    帝城南望有荒台,千古曾经彩凤来。

    春色满前题不得,只惭人拟谪仙才。

    其三《天印樵歌》:

    樵路行歌且负薪,猗兰空谷不胜春。

    清音缥缈云深处,谁向山中识买臣。

    这里,张之象自比谪仙李白和朱买臣,“伏枥岂忘千里志,凌云空负十年情”,“春色满前题不得,只惭人拟谪仙才”,“清音缥缈云深处,谁向山中识买臣”,将其志存高远、渴望建功立业却怀才难售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然而,他孜孜不倦地参加科考三十余年,却屡试屡蹶。《朱邦宪集》卷五《题桥集序》就详述了张之象空有才华却求仕不遇的情形:

    山人结发好读书,猎渔坟记,收捃众家。体不胜衣,而口所诵忆者,车不能胜。诗歌丽则,种种合作,文章隽永尔雅,可以横骛西京。故海内缀文之士,倚以扬声,愿望履幕。尝挟策于有司,屡见摈斥。岁己酉(1549)复修故业,与都下士决命争首,自谓莫能当矣。数奇,复不偶。④

    但是,作为士人阶层的最下一层,张之象在根本上是维护现存制度的。他没有抱怨自己在科举道路上的偃蹇,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其子张云门,字九夏,隆庆庚午科举人;张云门子张齐颜,字伯颜,万历己卯科举人;张齐颜子张荩臣,字子念,万历乙卯科举人,官南京工部郎中。子孙多为举人出身,间接反映了张之象对科举求仕的不懈追求,也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下层文士的生存状态。

    嘉靖四十五年前后,年近六旬的张之象才“以例监补浙司幕职”⑤,终因“会御史某者任,苛政,为声虐使公。公不可,遂以岁丁卯(1567)飘然投劾归”⑥,结束了短暂的仕宦生涯。

    二

    官场不遇后,张之象乃下帷愤发,读室中藏书万卷,囊括而精研之,勒成一家言,与海内名士建旗鼓而相向。莫如忠称道“其诗尔雅冲澹,兴寄寥远,有魏晋风;其文闳深奥衍,出入东西京,不作晚近语。及若缓颊盱衡,考据前闻,剖析疑义,虽当世宿学,皆自以为不如。单辞片楮,传之好事,无不视若拱璧,争购为奇”,一时间纸贵洛阳。

    张氏著作宏富,很多著作虽已亡佚,但根据莫如忠《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张公墓志铭》的著录,仍能判断其学术旨趣和创作盛况:

    所著书有《剪綵》、《翔鸿》、《听莺》、《避暑》、《题桥》、《猗蘭》、《撃辕》、《佩剑》、《林棲》、《隐仙》、《秀林》、《新草》诸集,所辑有《诗学指南》、《韵苑连珠》、《韵学统宗》、《楚语》、《楚范》、《楚林》、《楚翼》、《赋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记发微》、《新旧注盐铁论》、《唐雅》、《回文类聚》、《诗纪类林》等编,夥不胜纪。

    张之象躬行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生信仰,曾涉雁荡、登燕台、历下邳、遵淮阴、渡采石,倣司马之奇游,追郭隗之远致,怀晋侯之业,吊王孙之墟,而慕谪仙之达,相与寓目,写心以宣泄郁结,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亲手编成的分类诗歌总集《唐诗类苑》与《古诗类苑》,就是自己脱离科场与官场后积极思考与实践的智慧结晶。

    《唐诗类苑》共二百卷,是一部规模宏大、收录有唐一代诗歌的断代总集。全书分三十九部(大类),一千零九十四类(小类)。借用类书的方法,以类系诗的编排原则,是张之象编纂《唐诗类苑》时遵循的总原则,也是《唐诗类苑》的学术价值所在。《唐诗类苑凡例》第一则曰:

    诗无类书,诗之有类书也,自兹刻始。盖玄超先生苦心历二十余年而就,以汉魏至六朝诗汇为一集,以初唐至晚唐诗汇为一集,总名之曰《诗纪类林》。兹刻惟唐诗,因题曰《唐诗类苑》。

    书中所分大小类目,随处可见仿效《艺文类聚》、《初学记》分类的痕迹。书稿约编成于嘉靖中期,因家贫不能杀青,张之象把稿本托付给俞显卿;俞显卿“业已缮写雠校,一旦捐宾客而不能卒业,笥而藏者十余载”;直至万历二十九年,《唐诗类苑》才“始刻于吴门曹氏家坊”。次年,《古诗类苑》一百三十卷亦由俞显谟刻于海上。

    《唐诗类苑》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我们整理和研究唐五代诗歌的重要文献依据。

    《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分类唐诗总集。

    历代总集常见的类型有三种,即分体、分类、编年。唐诗选本自唐顾陶《唐诗类选》始以类编排,继之以北宋李昉等人的《文苑英华》、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分类本今存残卷)、南宋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宋末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至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的出现,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分类编纂的唐诗总集。原因在于:顾陶《唐诗类选》已佚,惟《文苑英华》卷七一四载有顾陶《唐诗类选序》和《唐诗类选后序》,能推知此书概貌一二。《文苑英华》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总集,而是一部收录南朝梁末至唐五代的诗文总集,其编纂体例是先分体后分类。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分类本现存只有宋刻残本,即《百宋一廛赋》所注在小读书堆的分类宋椠残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静嘉堂文库于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影印宋刻分类本。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已残缺,现存仅十一卷,即“天地山川类”五卷,“草木虫鱼类”六卷,今有宛委别藏录绛云楼藏本《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十一卷。方回的《瀛奎律髓》是一部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的诗歌选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唐诗选本。因此,作为分类编排体系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体系相对完备的著作,是分类唐诗总集的扛鼎之作。

    《唐诗类苑》集中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唐诗史料。

    《唐诗类苑》规模宏大,仅采录的唐五代诗文别集就达到107种,共收录1472位诗人(无名氏除外)的28067首诗作。其中诗篇数目位居前80名的主要诗人诗数,占清编《全唐诗》的百分之八十一强。全书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这与其“妍搔并收,庶存一代之制作”的编纂宗旨密切相关。

    唐五代有许多诗人,虽有文学作品见诸《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或其他的书目文献著录等,但其事迹不见于其他文献。《唐诗类苑》在保存唐诗史料方面功不可没。《唐诗类苑》中保留的文学史料往往被分类集中在一起,比分散在别集中的资料更便于采择或进行比较研究;它既是直接按类研究唐代诗歌的重要文献,又可对在后代已经亡佚的诗集的编选、流传与存世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又大致反映出明代学术的分类状况。尽管《唐诗类苑》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诗类苑》也具有很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

    《唐诗类苑》编成以来,流传范围较小,真正利用也较少。但仍有一些颇具眼光的学者,利用《唐诗类苑》进行辑佚,从中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补充到一些唐人别集和总集中。如清代学者席启宀禹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时,就曾从《唐诗类苑》中辑佚不少资料。据清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载:

    《唐百家诗》二百八十卷:右《唐百家诗》,席启宀禹刻。因宋刊本摹工锓板,自大历、贞元讫唐末、五代,更检《文粹》、《英华》、《纪事》、《类隽》、《类苑》诸书及家藏诸书,集为《补遗》,于各卷之末注明字有异同,总计为卷二百八十有奇,为帙四十。不刻李、杜以前诸集及元、白、皮、陆,以善本多而卷帙繁也。唐人诗集各有原书,名目一时汇萃不易,赖有此集得见宋刊规模。

    ⑦

    《唐诗类苑》又是我们对唐五代诗文集进行校勘的重要文献。明人编订的唐人文集,所据资料往往与《唐诗类苑》来源有所不同,故可以互相比勘文字,订正讹误。仅以清编《全唐诗》为例,《全唐诗》中的诗人殷文圭,《唐诗类苑》均写作殷文珪;《全唐诗》中的童翰卿,《唐诗类苑》却写作童汉卿等等,比比皆是。他如《全唐诗》以诗人的姓名字号称而《唐诗类苑》以诗人的职官称,《全唐诗》阙名而《唐诗类苑》著录,某甲诗录作某乙诗、同诗异题等,不一而足。所以说《唐诗类苑》的校勘价值还是很大的。

    《唐诗类苑》的著录,还反映出某些诗文集在后世的存佚与流传情况。中晚唐诗人章孝标的诗作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为“《章孝标诗》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章孝标集》七卷”,《百川书志》录作“《章孝标集》一卷”,名称变化不大;唯有《唐诗类苑•《引用书目》著录为“《章进士集》”,从而说明其作品有多种版本流传。

    三

    张之象在编纂《唐诗类苑》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类书与通行的各种别集、总集对勘,以订正文献刊刻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上的讹脱衍倒;同时还大量利用前代和当代的研究成果,收罗了当时相对完备的唐诗资料。由于是分类编排的诗歌总集,《唐诗类苑》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集和类书的编纂两个方面。

    《唐诗类苑》对明代中后期诗文总集编纂的影响极大。

    嘉靖、万历年间,正是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也是明代学者大量编选前代诗文总集的鼎盛时期。张之象孜孜于诗文总集的编纂,编选了《楚范》六卷、《太史史例》一百卷、《楚骚绮语》六卷、《唐雅》二十六卷、《彤管新编》八卷等诗文总集。而他编纂的《古诗类苑》一百三十卷、《唐诗类苑》二百卷,引领了此期古诗和唐诗合选的潮流,在当时诗坛上具有首开风气之功。除了张氏这两部书,较为有名的系列选本还有以下几部:

    冯惟讷《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吴琯、黄德水等《唐诗纪》一百七十卷;臧懋循《古诗所》五十六卷,《唐诗所》四十七卷;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唐汝谔《古诗解》二十四卷,唐汝询《唐诗解》五十卷;陆时雍《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等等。

    清修四库馆臣对张之象“以类系诗”的编排方法颇有微词,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诗宿提要》云:

    是编采周、秦、汉、魏、六朝、三唐之诗,区别差次,为部二十八,子目一百五十有四。陈、隋以上,诗体不甚异者都称古诗,惟以时代为序;唐则类以题分,人以诗分,诗以体分,亦张之象《唐诗类苑》之流亚也。⑧

    同卷《唐诗所提要》亦谓“每门之内又各以题目类从,饾饤割裂,亦张之象《唐诗类苑》之流也”。但张之象的做法仍逐渐受到当时和后世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冯惟讷的《古诗纪》一书,借鉴了张之象《古诗类苑》和《唐诗类苑》的体例和内容,并以其“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旨”⑨的编纂意图和“诗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时次”的编排特点,为古诗的辑佚与研究提供了借鉴。

    《唐诗类苑》对后世类书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唐诗类苑》由于所选作品的多样性与同类作品的相对集中性,经常被人当做类书来使用,清代官修类书《渊鉴类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康熙四十年(1701),张英、王士祯、王掞、张榕端等人奉敕编成大型类书《渊鉴类函》。《渊鉴类函凡例》对此书的文献来源记载颇详,称此书蒐采“今自初唐以后,五代、宋、辽、金、元,至明嘉靖年止。所采《太平御览》、《事类合璧》、《玉海》、《孔帖》、《万花谷》、《事文类聚》、《文苑英华》、《山堂考索》、《潜确类书》、《天中记》、《山堂肆考》、《纪纂渊海》、《问奇类林》、《王氏类苑》、《事词类奇》、《翰苑新书》、《唐诗类苑》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编,咸与蒐罗,悉遵前例编入”⑩。

    《渊鉴类函》共四百五十卷,分为四十五大类。其中天部、岁时部、地部、帝王部、帝戚部、乐部、边塞部、人部、道部、方术部、巧艺部、州郡部、居处部、产业部、器物部、果部、花部、草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等二十三类与《唐诗类苑》完全一样;较《唐诗类苑》多出后妃部、储宫部、火部、珍宝部、五谷部和药部六类,而少了山部、水部、儒部、寺观部、祠庙部和杂部;另外还有一些部类,与《唐诗类苑》名异而实近,如《渊鉴类函》中的类目“京邑部、设官部、封爵部、政术部、礼仪部、文学部、武功部、释教部、灵异部、仪饰部、服饰部、食物部、布帛部”与《唐诗类苑》中的“京都部、职官部、治政部、礼部、文部、武部、释部、祥异部、服食部、玉帛部”分别对应,可见后者对前者影响之深。

    《唐诗类苑》对清编《全唐诗》也有影响。

    清编《全唐诗》九百卷,是康熙时彭定求等人奉敕编纂的。全书共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将有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荟萃于一编,是唐五代诗歌的集大成之作。从成书时间和编纂人员的构成来看,清编《全唐诗》除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清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为底本外,对《唐诗类苑》亦采录不少。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江宁织造曹寅奉康熙之命,征调江浙两省的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位在籍翰林,在扬州天宁寺开局编纂《全唐诗》。经过一年五个月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全唐诗》九百卷的编纂工作。而据《渊鉴类函•职名》所载,《渊鉴类函》以张英、王士祯、王掞、张榕端等四人为总裁,翰林院编修杨中讷等十六人任分纂官,翰林院编修汪士鋐、潘从律、查嗣瑮、俞梅等人任校勘官。则《全唐诗》的十位编纂者中,同时又有五人系《渊鉴类函》的编修人员,故这两部大书的文献来源当有很多交叉或重合。

    《全唐诗》编纂前后,康熙皇帝命人先后编成的大型类书《渊鉴类函》、总集《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均以《唐诗类苑》为一大文献来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提要》:“自《艺文类聚》、《初学记》始以咏物之诗分隶各类;后宋绶、蒲积中有《岁时杂咏》,专收节序之篇;陈景沂有《全芳备祖》,惟采草木之什;未有蒐合遗篇、包括历代、分门列目、共为一总集者。明张之象始有《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两集,然亦多以人事分编,不专于咏物。其全辑咏物之诗者,实始自是编。所录上起古初,下讫明代,凡四百八十六类,又附见者四十九类,诸体咸备,庶汇毕陈,洋洋乎词苑之大观也。”《唐诗类苑》是内府所藏唐诗总集,政府同一时段组织编修的两部大书都把《唐诗类苑》作为采录对象,《全唐诗》与其有着某种渊源,亦为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唐诗类苑》自身也存在不少缺陷,如署名紊乱、体例不一、作家作品归属错误等,反映了编选时的粗疏。书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确实是张之象学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图书资料查阅不便、一些珍贵文献尚未面世有关。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传〉》一文中所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注释(省略)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诗类苑>研究》(11CZW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波,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郑州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