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德：关于“好事难做”的理性思考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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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京“彭宇”案曾一度闹腾得沸沸扬扬，让国人发出“好人难做”的感慨，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还是一扫国人心头上的阴影，让他们在德耀中华的辉映下，发出“好人辈出”的赞叹。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到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和孝老爱亲，54名全国道德模范用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表明道德的血液依然在许多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只是让人们略感遗憾的是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多半是“活在人们心中的英雄”。即便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也难免会使人产生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社会道德与法律尊严的联想。吾以为，营造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就能在较大程度上使英雄模范人物不再孤军奋斗，从而减少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
德者，得也。据有人考证“德”和“得”在其元典意义上十分相近，譬如秦末汉初时期的黄石公就曾认为：“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素书•原始章第一》联系到社会现实生活，假如德与福不能一致即德行高尚者遭遇不幸者甚多，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践履道德的后继者则将愈来愈少。时下，不乏有一些英模人物只是在死后才为人知晓，才能享受迟来的殊荣。此种殉道者的道德荣光固然可以给人们以震撼和力量，但其真正能触动的效行者却总归是少数人。因为，多数人毕竟会顾忌道德风险指数的增加而踟躇不前。再者，往昔某些媒体将一些英模无限拔高和精心包装，其初衷虽无可非议，但其社会成效却往往发人深思。殊不知英模人物本身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人们的信任、尊重乃至社会对其个人正当利益的呵护。一旦从平凡中见其伟大的雷锋精神被演绎为无私无欲的“圣洁”精神，并且被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那么人们则将有可能逃避“崇高”，对这些道德“偶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让国人足以欣慰的是此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和表彰的道德楷模，大都属于自下而上从民间社会推介出来的草根人物。他们平凡、朴实、真切的事迹，仿佛我们似曾相见的身边的事情，让我们为之动容，久久难以释怀。与此同时，我们自然也会对那些英年早逝的道德楷模深感惋惜：倘若能形成正气压倒邪气的社会氛围，人人都能伸出力所能及的救援之手，或许他们如今还会在我们的行列，与我们一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快慰。可是，眼下不仅“被增长”、“被幸福”的质疑声声入耳，而且“被宣传”的疑虑也在一些人的心中难以排遣。为何有人做了好事总是不敢吱声且深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恐怕这种迹象表明某些部门拔苗助长式的宣传或某些媒体脱离生活常规的张扬，还是使他们望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
我国古代先哲荀子曰：“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这里，他以其睿智揭示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对人们物欲加以制衡和调适的客观需求。无独有偶，马克思也曾留给后人一句“'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的名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揭示了利益乃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回到现实来说，所谓“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的社会窘况无非是说明，现阶段做好事的风险实在太大，而能得到好的回报的几率又实在是太小。鉴于此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些人在不可预知的风险面前选择明哲保身的理性行为，就对他们横加指责和大加讨伐。反过来想一想，倘若救援者大都能得到被救援者的精神慰籍及社会的有效保护，他们何至于如此谨小慎微而该出手时不出手？人的良好德行实乃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并非生而有之，反之亦然。因此，与其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还不如深究导致个人失德行为发生的社会症结。诸多社会事实启示我们：惟有将提倡伦理道德与善用政策法规有机结合，方能营造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就此而论，南京“彭宇”案堪称一部最好的反面教材。该案虽然最后以撤诉和解而告终，但原审法院当初依据“常理推定”作出的判决却毫不顾及社会舆论之反响，固执地以所谓“法律工具理性”排斥道德人文情感，其不良后果则是造成近年来“老人倒了无人扶”事件的频发。显而易见，恪守僵化的法律条文与宣扬脱离利益的道德，均无益于营造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目前，我们依然生活在从农业礼俗社会向工业法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道德与法律、理性与情感、契约关系与个人德行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避免“拉美陷阱”的同时，也在思想道德上杜绝良知丢失和底线失守？这就需要在新型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下，国家和政府通过德法兼施的治国方略、合理的制度安排及科学的政策制订，来匡正世道人心，从而营造一种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
总之，当今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个人行为与社会规则相互制衡、相互协调且良性循环的公民社会。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需要良好的公民道德的支撑，而良好的公民道德的形成则又需要执政者秉持社会公正的阳光和雨露。因此，为所谓“该出手时不出手”的“道德沉默”现象苛责公众，乃是于理不通和于情不合的荒谬之见。究其根源，在GDP主义呵护下的权力异化及疏于社会建设的种种后遗症，实乃党风政风民风备受侵扰、公平正义缺失及思想道德衰颓的主因。如何在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落实社会公正以匡正社会风气，堪称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要务。
周全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德者，得也。据有人考证“德”和“得”在其元典意义上十分相近，譬如秦末汉初时期的黄石公就曾认为：“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素书•原始章第一》联系到社会现实生活，假如德与福不能一致即德行高尚者遭遇不幸者甚多，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践履道德的后继者则将愈来愈少。时下，不乏有一些英模人物只是在死后才为人知晓，才能享受迟来的殊荣。此种殉道者的道德荣光固然可以给人们以震撼和力量，但其真正能触动的效行者却总归是少数人。因为，多数人毕竟会顾忌道德风险指数的增加而踟躇不前。再者，往昔某些媒体将一些英模无限拔高和精心包装，其初衷虽无可非议，但其社会成效却往往发人深思。殊不知英模人物本身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人们的信任、尊重乃至社会对其个人正当利益的呵护。一旦从平凡中见其伟大的雷锋精神被演绎为无私无欲的“圣洁”精神，并且被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那么人们则将有可能逃避“崇高”，对这些道德“偶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让国人足以欣慰的是此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和表彰的道德楷模，大都属于自下而上从民间社会推介出来的草根人物。他们平凡、朴实、真切的事迹，仿佛我们似曾相见的身边的事情，让我们为之动容，久久难以释怀。与此同时，我们自然也会对那些英年早逝的道德楷模深感惋惜：倘若能形成正气压倒邪气的社会氛围，人人都能伸出力所能及的救援之手，或许他们如今还会在我们的行列，与我们一起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快慰。可是，眼下不仅“被增长”、“被幸福”的质疑声声入耳，而且“被宣传”的疑虑也在一些人的心中难以排遣。为何有人做了好事总是不敢吱声且深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恐怕这种迹象表明某些部门拔苗助长式的宣传或某些媒体脱离生活常规的张扬，还是使他们望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
我国古代先哲荀子曰：“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这里，他以其睿智揭示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对人们物欲加以制衡和调适的客观需求。无独有偶，马克思也曾留给后人一句“'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的名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揭示了利益乃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回到现实来说，所谓“老人倒了无人扶”、“带着摄像头才敢做好事”的社会窘况无非是说明，现阶段做好事的风险实在太大，而能得到好的回报的几率又实在是太小。鉴于此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些人在不可预知的风险面前选择明哲保身的理性行为，就对他们横加指责和大加讨伐。反过来想一想，倘若救援者大都能得到被救援者的精神慰籍及社会的有效保护，他们何至于如此谨小慎微而该出手时不出手？人的良好德行实乃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并非生而有之，反之亦然。因此，与其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还不如深究导致个人失德行为发生的社会症结。诸多社会事实启示我们：惟有将提倡伦理道德与善用政策法规有机结合，方能营造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就此而论，南京“彭宇”案堪称一部最好的反面教材。该案虽然最后以撤诉和解而告终，但原审法院当初依据“常理推定”作出的判决却毫不顾及社会舆论之反响，固执地以所谓“法律工具理性”排斥道德人文情感，其不良后果则是造成近年来“老人倒了无人扶”事件的频发。显而易见，恪守僵化的法律条文与宣扬脱离利益的道德，均无益于营造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目前，我们依然生活在从农业礼俗社会向工业法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道德与法律、理性与情感、契约关系与个人德行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避免“拉美陷阱”的同时，也在思想道德上杜绝良知丢失和底线失守？这就需要在新型现代性的发展背景下，国家和政府通过德法兼施的治国方略、合理的制度安排及科学的政策制订，来匡正世道人心，从而营造一种人人甘于做好事的社会氛围。
总之，当今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个人行为与社会规则相互制衡、相互协调且良性循环的公民社会。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需要良好的公民道德的支撑，而良好的公民道德的形成则又需要执政者秉持社会公正的阳光和雨露。因此，为所谓“该出手时不出手”的“道德沉默”现象苛责公众，乃是于理不通和于情不合的荒谬之见。究其根源，在GDP主义呵护下的权力异化及疏于社会建设的种种后遗症，实乃党风政风民风备受侵扰、公平正义缺失及思想道德衰颓的主因。如何在推动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中落实社会公正以匡正社会风气，堪称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要务。
周全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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