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之:中原早期城址研究
2013-07-24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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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古代，它与中国、中州、华夏是同义语。“中原”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仅指河南省域。本文所说的“中原”是狭义概念。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早在仰韶与龙山时代，这里便涌现出一批早期城址，为探索城市起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现就有关问题探讨如下。
一、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
根据考古资料，中原地区迄今已发现早期城址12座：属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有郑州西山；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有温县徐堡与博爱西金城；属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有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属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有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濮阳戚城；属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有淮阳平粮台。
1.郑州西山。城址位于郑州市古荥镇孙庄村西，北依西山，南面为枯河。平面近圆形，面积原有2.5万余平方米，因流水侵蚀，现存面积1.9万余平方米。若将城垣及城壕计算进去，则面积达3.45万平方米。除城壕外，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遗迹有道路、房址、灰坑、墓葬等［1］。据测定，年代约距今5450～4970±70年间［2］29-36，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
2.温县徐堡。城址位于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的沁河南岸，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迹有台地、灰坑、墓葬、陶窑等。年代约为龙山文化晚期［3］。
3.博爱西金城。城址北距太行山脉10公里，运粮河、勒马河分别从西南侧和北面流过。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北墙、东墙和南墙外侧有防御壕沟。东墙外湲土岗上龙山时期居住堆积的灰坑中，发现有五种粮食作物的炭化遗存。建筑和使用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偏早阶段［4］。
4.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的岗地上，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城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城的北、西两面发现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部，由东西骈列的两城组成。东城城墙大都遭到破坏，西城呈边长约90多米的正方形，面积近1万平方米。遗迹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灰坑等。建筑和使用年代约在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又略早于大城［5］。
5.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乡古城寨村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平面呈东西长方形，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西面的溱水为自然屏障。重要遗迹有大型宫庙性质的高台建筑房址（F1）和廊庑建筑基址（F4）［6］。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或推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37年，废弃时期在公元前2018年前后［7］。
6.新密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三面环水，地势略高于四周地面。城址由大城与小城组成，大城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70万平方米。城外筑有城壕，北城墙以北另有一条外壕。城址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从而形成内壕圈占的小城（内城），小城仅存西、北、东三面内壕，面积约6万平方米。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灰坑、制骨作坊等。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8］。
7.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位于平顶山市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的岗地上，平面略呈长方形，现存城址（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2.65万平方米。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瓮棺葬及圆形黄土台建筑基址。建筑和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9］。
8.郾城郝家台。城址位于漯河市郾城区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沙河在遗址南流过。平面呈长方形，面积3.2856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城内有连间式房址、灰坑、陶窑、水井和墓葬等遗迹。郝家台龙山文化可分五期，城墙始建于第二期。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有两个：二期文化距今4606±121年，三期文化距今4590±145年［10］。
9.安阳后岗。城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一舌形河湾的高岗上，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迹有房址、夯土台基和水井。后岗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三期，早期聚落限于岗顶附近，中期以后不断扩大，晚期扩展到整个遗址。据测定，中期距今约4500～4300年，晚期距今约4300～4100年［11］。该城建筑与使用年代应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
10.辉县孟庄。城址位于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台地上，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12万余平方米。城墙内外两侧，都发现有壕沟环绕。遗迹主要有房址和水井等。孟庄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三期，该城始建于一期中段，毁于三期较晚阶段［12］。
11.濮阳戚城。位于濮阳市城区内，平面基本呈方形，面积14.4万平方米。连城墙在内，面积近16万平方米。城外有城壕环绕。遗迹有房址、高台建筑基址、灰坑和陶窑等［13］。
12.淮阳平粮台。位于淮阳县大连乡大朱庄西南台地上，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平方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有房址、道路、排水管道、陶窑、墓葬和灰坑等。始建年代为4500年前，距今4100年时仍在使用［14］。
二、从环壕聚落到早期城址的
演进轨迹
城址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是由环壕聚落逐渐演进而成。考古发现的环壕聚落甚多，裴李岗文化时期有新郑唐户，仰韶文化早中期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灵宝西坡等。
唐户遗址位于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西部和南部潩水河与九龙河汇流的夹角地带，为一处跨时代聚落群址。其西北部主要为裴李岗文化堆积，面积约30万平方米。北部有条长达300米的壕沟（真正长度还需进一步钻探）。壕沟与潩水河、九龙河一起将遗址包围起来，形成一个环壕聚落［15］。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城东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居住区中部有三条小沟，围绕着居住区有条壕堑，从而形成内外二重式环壕聚落［16］。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临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居住区四周有三条壕沟环绕，中央有处广场，围绕中心广场环列有五组建筑群［17］。西坡遗址位于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村西，灵湖河与夫夫河由南向北自遗址东西两侧流过。在东、西两条河流之间，聚落南、北分别有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壕沟，形成了一个方形环壕聚落［18］。
环壕聚落是人类历史上时代甚早的防御性聚落遗存。作为特定的聚落形态，它较之同时代大量存在的无壕聚落而言，在规模与防御性方面的特征是明显的，把它视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也未尝不可。从发展角度看，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城的出现。“壕沟无需多言，就连城墙事实上亦为当源于环壕聚落的土垄式围墙或栅栏类辅助设施。在布局结构及构成要素方面，早期城址与环壕聚落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承袭发展关系。两者在防御方面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作用，不过城的防御性能更趋严密。在形式上，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防御设施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城的主要标志和防御设施是城墙，城墙外侧的壕沟已演变为辅助性的外围设施，有别于环壕聚落。”［19］古代居民挖掘环壕时，将土堆放在环壕沟沿，逐渐认识到其防护功能。但这些堆土松散，易被雨水冲走或倒塌，经常淤塞壕沟，必须夯实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度，起到护卫作用。夯筑技术发明以后，有的环壕土垄逐渐演变为城墙，城邑方才应运而生。郑州西山城址，就是从环壕聚落发展到早期城址的一个代表性聚落。该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外有双重环壕，说明它承袭了唐户、半坡、姜寨和西坡等环壕聚落的壕堑防御设施，而在内壕的内侧又建起了夯筑城墙，表明彼时环壕土垄已经演变为城墙，新的防御设施出现了，也就是说从环壕聚落已经完成了到城址的演变过程。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像淮阳平粮台一类的方形城址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壕聚落发展为城址，中国城邑的历史由此揭开序幕。
三、中原早期城址的特征
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址约有七八十座，其中中原地区占有很大比例，据初步分析，考古发掘的中原早期城址有如下特征：
1.城址依山傍水，一般坐落在山麓或河滨台地上，地势都较周围略高，具有多种地形
西山城址北依西山，南临枯河；西金城城址位于运粮河与勒马河的河滨土丘上；王城岗城址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1～2米；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地处嵩山东麓丘陵地带；平粮台城址位于新蔡河西岸台地上，地处黄淮大平原黄河冲积扇南沿地带，遗址高出附近地面3～5米。早期城址的地理位置，往往具有山地、高原、平原和小盆地等多种地形，这种地形是人类流动最频繁的地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两种不同地形、地貌交接的地方往往是城市兴起的良好场所。”［20］
2.城墙多建在原始村落之上
筑城之前，当地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可分为两个类型：a.城墙建在遗址之上，城址又是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西山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处；王城岗城址位于遗址中北部；平粮台城址在遗址东南部。b.城墙囊括整个遗址。如新砦、后岗等。这两种类型的城墙均建在原有的村落之上。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1］高耸的城墙和深而宽的城壕将村落变成了城邑。
3.城墙均系夯筑而成
以西山城址为例，其筑法为，在拟建城墙的区段，将原有文化层堆积全部清除，构成城墙基槽。把基底清理平整后，再在基槽上逐段逐层逐块夯筑城墙。所用的土方，取自城内外两侧。内侧沟在城墙筑起后为保护城墙基础不受破坏，即予封填。外沟相连，成为城墙外的护城沟或护城河。城墙的基底较宽，随着城墙高度增加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的台阶。城墙内侧收的幅度较大，外侧收幅较小，并另筑宽度不等的城墙，以形成陡峭的斜面，达到防御的目的。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采取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周同时逐块夯筑方法，在同一层板块夯筑完成后，立柱和夹板同时取走；在另一些地段则依次逐块夯筑，筑造过程中在一些板块内直接填土稍经夯打而成。板块大小不等，宽窄有别。现存城墙平面横排三板，西北隅城墙较宽，横排五板。在城墙夹角处，夹板和用于固定夹板的立柱则未取出，留在城墙夯土层中，可以起到加固作用［22］。这种板块夯筑法，为龙山时代城址所承袭。
4.双重与多重防御体系
早期城址一般城墙外侧筑有城壕，形成双重防御体系。个别增设外壕，建成多重防御体系。如西山城址除城墙与城壕外，另设有外壕；王城岗城址的西、北两侧发现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新砦城址城内西南部设有内壕，城墙外面有城壕，北城墙以外另有一条外壕；郝家台城址城墙外侧筑有壕沟；濮阳戚城和淮阳平粮台，城墙外侧也有城壕。中国古代的城墙或称垣，城壕或称隍、池。秦蕙田《五礼通考•社稷》云：“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湟为城，亦土之功也。”是说从隍内挖出的土可以直接用来筑城。《孟子•梁惠王下》说：“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可见城池的防御功能。
5.城址平面多呈方形
除西山、后岗城址平面近圆形或不规则椭圆形外，其余城址多呈方形，如徐堡、西金城、古城寨、蒲城店等为长方形，王城岗、新砦、孟庄、平粮台等基本上近正方形。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之所以为圆形，主要是受圆形房屋和环壕聚落的影响。龙山时代，受“方块田”规划概念和“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影响，城的平面多呈方形。这种格局所体现的方正对称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6.城址规模有一定悬殊
西山、蒲城店、郝家台、平粮台等城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后岗、孟庄、古城寨、戚城等城址，面积均超过了10万平方米；徐堡、西金城的城址面积达到20～30万平方米；王城岗城址面积34.8万平方米，新砦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各城址的面积相差悬殊，应与各自所处邦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有关。”［23］35
7.布局经过统一规划
早期城址的布局，似经过统一规划，城址分布有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等。郑州西山F144、F129分别位于一号道路东、西两侧，门皆向北，朝向北城门。F136位于城内东北部，门向西。F105位于城内西北部，两间并排，门皆开向东南。以上房址似可分为两组，即门向北的一组和门向城内中心的一组。此外，西门内东侧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周围有数座房址环绕。
8.城址使用时间一般较短
西山城址大体沿用约500年，其间经过大规模的重建过程；平粮台城址大体沿用四五百年，其间经过废弃、修补、重建的过程。除此而外，其他城址沿用时间一般较短。王城岗城址的小城沿用了几十年时间，大城城墙使用了几十年时间；西金城城址建筑与使用年代很可能在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进入龙山晚期已经废弃；新砦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蒲城店城址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据此而论，“这些城址的使用时间较为短暂。即，所在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但作为拥有城垣的城址，其存在时间只是龙山时代中极为有限的一段”［23］19。或曰：“纵然每处遗址都长期发展延续，有着丰富的堆积，但城址存在的时间却只是其间极有限的一段，不久即城毁池废。”［24］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和剧烈变革［2］29-36。
四、城市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
村落与城市的径迹，构成了人类社会结构的两翼。“城市的出现是社会生活方式演进过程中的大事。这种特定形态的聚落使人类生产与生活行为再一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观，由村居生活所开辟的生活方式革命和种种分化在此被充分放大、加强并深化。一些人不但距离直接的食物生产愈来愈远，程度愈来愈甚，而且借着城市这种全新的聚落形态，他们甚至在文化价值上反宾为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领导着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潮流，为新的社会变化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25］中国古代关于“城”与“市”的记载甚多，但“城市”连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文献中却仅有三条，分别见于《韩非子•爱臣》、《战国策•赵一》、《战国策•赵四》中，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城市这种聚落已经与其他聚落形态相分离并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称谓，城市与邑的连用，说明城市作为邑的一种特殊形态被人们普遍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其出现时间远早于战国，不少学者都把中原早期城址列入“城市”之列，为同后世城市有所区别，一般都把它们称为“雏形城市”或“初期城市”。张光直先生指出：“在近东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称这新形式为‘城市’。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也称这新形式为‘城市’。这两种形式如有不同，并不能因为两者同称城市而说这种定名是不适当的，或说因此其中之一不能称为城市。”［26］61-67许宏先生认为：“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商业贸易一直不甚发达，是构成上述特色的原因所在。过分强调城市的商贸职能，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早期城市由作为权力中心而派生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23］9据此，他将中原早期城址均列入中国城市起源的聚落形态考察之列。
西山城址建立起多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少见的；城墙建造，采用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建筑技术的进步；在房址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城内道路系统的形成，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证。杨肇清先生指出，西山城址“应当是聚落中心，也是统领一方的经济中心，也许还是统领一方的管理中心”［27］。李鑫先生说：“但可以肯定，西山古城具有更多经济方面的功能。它首先可能是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了这一地区固定的经济交换中心和手工业中心。由于其他聚落都与其进行交易，从而使它们与西山聚落形成了一种互补与依赖的关系，西山聚落的财富积聚能力便要优越于其他聚落，因此才有能力修建起这座夯土城墙……通过对西山城址的分析，可以肯定，由经济交换中心进而发展成为有城墙的政治中心可能是中国早期城市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20］72-80由此可知，西山城址不仅已发展为最初的原始城市，而且代表了早期城市起源的一种重要模式。
西金城城址中曾浮选碳化粮食作物，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由以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渐转变为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这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小麦遗存在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对研究小麦在我国出现和传播路线以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人地关系演变，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农业生产对人类的贡献不可估量，“特别是城市出现后，没有雄厚的农业基础是不可能的”［28］。从当时发展水平来看，暗示着西金城城址已经脱离了围墙加村落的聚落形态，似已演变成为新的原始城市了。
王城岗城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的碳化粮食作物种子，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体现；出土大批龙山时代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认为当时已经驯化了猪、狗、黄牛和绵羊，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进入了开始型阶段；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出土的陶碗腹部和陶瓮肩部，均刻有“×”形符号。H473出土的一件黑陶杯外底残片上，有一个形似“共”字的文字。此字系由两个符号组成，像两手有所持执，已超越了象形文字阶段，而是比较成熟的会意字了；H617内出土一件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部分残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这需要比较高超的冶铸技术；此外，这里还发现了用人奠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遗存和白陶器、玉石琮等高规格的器物。上述重要发现，说明王城岗城址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特别是文字的产生，更具有重大意义。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主张城市的十大标准中有两条与文字有关。仅从文字出现来看，王城岗城址已经发展成为初期城市了。
古城寨城址内重要考古发现，是两座大型建筑遗存。杜金鹏先生认为，这两座建筑遗址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乃至文明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具有四合院特征的大型建筑，而这种建筑格局，奠定了我国数千年帝王宫殿的基本格局。第二，主体殿堂和廊庑建筑，均使用了擎檐柱，这就为建筑的高大而出现的檐墙庇护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出路，客观上为回廊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出现了室内没有隔墙无堂室分割的大型厅堂，这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第四，如果F1、F4只是某建筑群的一个院落中部分建筑，即F1的东面还有一个院落的话，它就开启了后世宫殿建筑多进院落前后连缀的先河［29］。城市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反映的因素之一，就是宫庙建筑，古城寨城址发现的F1与F4大型建筑基址，很能说明此一问题。
新砦城址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是河南境内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多方面考察，“反映出新砦城址非普通意义上的一般聚落，应是都邑级的重要城址”［30］。
平粮台城址龙山文化遗存较多，曾受到学界青睐。对于陶排水管道，俞伟超先生说：“在中国古代，这种公共的排水设施，常见于以后的城市遗址，村落遗址中则从未发现过。从这些局部情况来判断，平粮台遗址似已发展为最初的城市。”［31］张光直先生说：“平粮台的城门口有‘门卫房’，有铜渣和排水管道……看来三代时期城市型聚落在龙山晚期已具雏形。”［26］61-67许宏先生也说过：“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排水系统，是一组距今4000多年前、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它们出土于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时代城址。在中国古代，夯土城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洪。值得注意的是，这处中原国家形成期的城址，是同时代的城址中布局最为方正规矩的一座。而此后，（长）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它的南北两门大体居中，已颇有中轴线的味道。南门门道两侧还有门卫房。城内的建筑也颇为讲究，规格较高。有学者推测这应是一处贵族专用的‘门禁社区’，因而应属雏形的城市或都邑。”［32］严文明先生认为城址具有“规划整齐”、“防卫设施严密”、“有公共下水管道设施”、“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有手工业设施”、“有宗教活动的遗迹”等六个特点。足以说明，像平粮台那样的城址，已具备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它应是政治中心，因而有较高级的房屋与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因而才有炼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和烧制陶器的遗迹，以及宰杀大牲畜祭奠的遗迹。正因为如此重要，才会修建坚固的城堡。这种城堡显然已不是一般村落的土围子，而是一个雏形的城市了［33］。
综上所述，中原早期城址大都具备了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可以被视为雏形城市了。这些城址一般都有城墙、城壕、大型建筑和手工业作坊，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城内布局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同原始村落相比，属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中原初期城市一般都是某一地区或古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尽管它并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但它仍有一定的商贸职能，某些城址可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交换的中心。
参考文献(省略)
作者简介：马世之，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2），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
一、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
根据考古资料，中原地区迄今已发现早期城址12座：属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有郑州西山；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有温县徐堡与博爱西金城；属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有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属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有安阳后岗、辉县孟庄、濮阳戚城；属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有淮阳平粮台。
1.郑州西山。城址位于郑州市古荥镇孙庄村西，北依西山，南面为枯河。平面近圆形，面积原有2.5万余平方米，因流水侵蚀，现存面积1.9万余平方米。若将城垣及城壕计算进去，则面积达3.45万平方米。除城壕外，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遗迹有道路、房址、灰坑、墓葬等［1］。据测定，年代约距今5450～4970±70年间［2］29-36，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
2.温县徐堡。城址位于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的沁河南岸，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迹有台地、灰坑、墓葬、陶窑等。年代约为龙山文化晚期［3］。
3.博爱西金城。城址北距太行山脉10公里，运粮河、勒马河分别从西南侧和北面流过。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城内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北墙、东墙和南墙外侧有防御壕沟。东墙外湲土岗上龙山时期居住堆积的灰坑中，发现有五种粮食作物的炭化遗存。建筑和使用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偏早阶段［4］。
4.登封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的岗地上，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城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城的北、西两面发现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部，由东西骈列的两城组成。东城城墙大都遭到破坏，西城呈边长约90多米的正方形，面积近1万平方米。遗迹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灰坑等。建筑和使用年代约在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又略早于大城［5］。
5.新密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乡古城寨村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平面呈东西长方形，面积17.65万平方米。城外南、北、东三面有壕沟，西面的溱水为自然屏障。重要遗迹有大型宫庙性质的高台建筑房址（F1）和廊庑建筑基址（F4）［6］。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或推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37年，废弃时期在公元前2018年前后［7］。
6.新密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三面环水，地势略高于四周地面。城址由大城与小城组成，大城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70万平方米。城外筑有城壕，北城墙以北另有一条外壕。城址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从而形成内壕圈占的小城（内城），小城仅存西、北、东三面内壕，面积约6万平方米。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灰坑、制骨作坊等。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8］。
7.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位于平顶山市东高皇乡蒲城店村北的岗地上，平面略呈长方形，现存城址（含城壕）面积约4.1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2.65万平方米。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瓮棺葬及圆形黄土台建筑基址。建筑和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9］。
8.郾城郝家台。城址位于漯河市郾城区石槽赵村东北的台地上，沙河在遗址南流过。平面呈长方形，面积3.2856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城内有连间式房址、灰坑、陶窑、水井和墓葬等遗迹。郝家台龙山文化可分五期，城墙始建于第二期。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有两个：二期文化距今4606±121年，三期文化距今4590±145年［10］。
9.安阳后岗。城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一舌形河湾的高岗上，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迹有房址、夯土台基和水井。后岗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三期，早期聚落限于岗顶附近，中期以后不断扩大，晚期扩展到整个遗址。据测定，中期距今约4500～4300年，晚期距今约4300～4100年［11］。该城建筑与使用年代应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
10.辉县孟庄。城址位于辉县市东南孟庄镇东侧的台地上，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12万余平方米。城墙内外两侧，都发现有壕沟环绕。遗迹主要有房址和水井等。孟庄龙山文化遗存可分三期，该城始建于一期中段，毁于三期较晚阶段［12］。
11.濮阳戚城。位于濮阳市城区内，平面基本呈方形，面积14.4万平方米。连城墙在内，面积近16万平方米。城外有城壕环绕。遗迹有房址、高台建筑基址、灰坑和陶窑等［13］。
12.淮阳平粮台。位于淮阳县大连乡大朱庄西南台地上，平面呈正方形，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平方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有房址、道路、排水管道、陶窑、墓葬和灰坑等。始建年代为4500年前，距今4100年时仍在使用［14］。
二、从环壕聚落到早期城址的
演进轨迹
城址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是由环壕聚落逐渐演进而成。考古发现的环壕聚落甚多，裴李岗文化时期有新郑唐户，仰韶文化早中期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灵宝西坡等。
唐户遗址位于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西部和南部潩水河与九龙河汇流的夹角地带，为一处跨时代聚落群址。其西北部主要为裴李岗文化堆积，面积约30万平方米。北部有条长达300米的壕沟（真正长度还需进一步钻探）。壕沟与潩水河、九龙河一起将遗址包围起来，形成一个环壕聚落［15］。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城东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居住区中部有三条小沟，围绕着居住区有条壕堑，从而形成内外二重式环壕聚落［16］。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临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居住区四周有三条壕沟环绕，中央有处广场，围绕中心广场环列有五组建筑群［17］。西坡遗址位于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村西，灵湖河与夫夫河由南向北自遗址东西两侧流过。在东、西两条河流之间，聚落南、北分别有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壕沟，形成了一个方形环壕聚落［18］。
环壕聚落是人类历史上时代甚早的防御性聚落遗存。作为特定的聚落形态，它较之同时代大量存在的无壕聚落而言，在规模与防御性方面的特征是明显的，把它视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聚落或次中心聚落，也未尝不可。从发展角度看，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城的出现。“壕沟无需多言，就连城墙事实上亦为当源于环壕聚落的土垄式围墙或栅栏类辅助设施。在布局结构及构成要素方面，早期城址与环壕聚落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承袭发展关系。两者在防御方面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作用，不过城的防御性能更趋严密。在形式上，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防御设施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城的主要标志和防御设施是城墙，城墙外侧的壕沟已演变为辅助性的外围设施，有别于环壕聚落。”［19］古代居民挖掘环壕时，将土堆放在环壕沟沿，逐渐认识到其防护功能。但这些堆土松散，易被雨水冲走或倒塌，经常淤塞壕沟，必须夯实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度，起到护卫作用。夯筑技术发明以后，有的环壕土垄逐渐演变为城墙，城邑方才应运而生。郑州西山城址，就是从环壕聚落发展到早期城址的一个代表性聚落。该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外有双重环壕，说明它承袭了唐户、半坡、姜寨和西坡等环壕聚落的壕堑防御设施，而在内壕的内侧又建起了夯筑城墙，表明彼时环壕土垄已经演变为城墙，新的防御设施出现了，也就是说从环壕聚落已经完成了到城址的演变过程。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像淮阳平粮台一类的方形城址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壕聚落发展为城址，中国城邑的历史由此揭开序幕。
三、中原早期城址的特征
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城址约有七八十座，其中中原地区占有很大比例，据初步分析，考古发掘的中原早期城址有如下特征：
1.城址依山傍水，一般坐落在山麓或河滨台地上，地势都较周围略高，具有多种地形
西山城址北依西山，南临枯河；西金城城址位于运粮河与勒马河的河滨土丘上；王城岗城址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地势高出周围地面约1～2米；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地处嵩山东麓丘陵地带；平粮台城址位于新蔡河西岸台地上，地处黄淮大平原黄河冲积扇南沿地带，遗址高出附近地面3～5米。早期城址的地理位置，往往具有山地、高原、平原和小盆地等多种地形，这种地形是人类流动最频繁的地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两种不同地形、地貌交接的地方往往是城市兴起的良好场所。”［20］
2.城墙多建在原始村落之上
筑城之前，当地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可分为两个类型：a.城墙建在遗址之上，城址又是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西山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处；王城岗城址位于遗址中北部；平粮台城址在遗址东南部。b.城墙囊括整个遗址。如新砦、后岗等。这两种类型的城墙均建在原有的村落之上。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1］高耸的城墙和深而宽的城壕将村落变成了城邑。
3.城墙均系夯筑而成
以西山城址为例，其筑法为，在拟建城墙的区段，将原有文化层堆积全部清除，构成城墙基槽。把基底清理平整后，再在基槽上逐段逐层逐块夯筑城墙。所用的土方，取自城内外两侧。内侧沟在城墙筑起后为保护城墙基础不受破坏，即予封填。外沟相连，成为城墙外的护城沟或护城河。城墙的基底较宽，随着城墙高度增加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的台阶。城墙内侧收的幅度较大，外侧收幅较小，并另筑宽度不等的城墙，以形成陡峭的斜面，达到防御的目的。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采取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周同时逐块夯筑方法，在同一层板块夯筑完成后，立柱和夹板同时取走；在另一些地段则依次逐块夯筑，筑造过程中在一些板块内直接填土稍经夯打而成。板块大小不等，宽窄有别。现存城墙平面横排三板，西北隅城墙较宽，横排五板。在城墙夹角处，夹板和用于固定夹板的立柱则未取出，留在城墙夯土层中，可以起到加固作用［22］。这种板块夯筑法，为龙山时代城址所承袭。
4.双重与多重防御体系
早期城址一般城墙外侧筑有城壕，形成双重防御体系。个别增设外壕，建成多重防御体系。如西山城址除城墙与城壕外，另设有外壕；王城岗城址的西、北两侧发现有城壕，东、南两侧利用自然河道作为城壕；新砦城址城内西南部设有内壕，城墙外面有城壕，北城墙以外另有一条外壕；郝家台城址城墙外侧筑有壕沟；濮阳戚城和淮阳平粮台，城墙外侧也有城壕。中国古代的城墙或称垣，城壕或称隍、池。秦蕙田《五礼通考•社稷》云：“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湟为城，亦土之功也。”是说从隍内挖出的土可以直接用来筑城。《孟子•梁惠王下》说：“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可见城池的防御功能。
5.城址平面多呈方形
除西山、后岗城址平面近圆形或不规则椭圆形外，其余城址多呈方形，如徐堡、西金城、古城寨、蒲城店等为长方形，王城岗、新砦、孟庄、平粮台等基本上近正方形。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之所以为圆形，主要是受圆形房屋和环壕聚落的影响。龙山时代，受“方块田”规划概念和“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影响，城的平面多呈方形。这种格局所体现的方正对称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6.城址规模有一定悬殊
西山、蒲城店、郝家台、平粮台等城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后岗、孟庄、古城寨、戚城等城址，面积均超过了10万平方米；徐堡、西金城的城址面积达到20～30万平方米；王城岗城址面积34.8万平方米，新砦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各城址的面积相差悬殊，应与各自所处邦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有关。”［23］35
7.布局经过统一规划
早期城址的布局，似经过统一规划，城址分布有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等。郑州西山F144、F129分别位于一号道路东、西两侧，门皆向北，朝向北城门。F136位于城内东北部，门向西。F105位于城内西北部，两间并排，门皆开向东南。以上房址似可分为两组，即门向北的一组和门向城内中心的一组。此外，西门内东侧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周围有数座房址环绕。
8.城址使用时间一般较短
西山城址大体沿用约500年，其间经过大规模的重建过程；平粮台城址大体沿用四五百年，其间经过废弃、修补、重建的过程。除此而外，其他城址沿用时间一般较短。王城岗城址的小城沿用了几十年时间，大城城墙使用了几十年时间；西金城城址建筑与使用年代很可能在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进入龙山晚期已经废弃；新砦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蒲城店城址建筑与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据此而论，“这些城址的使用时间较为短暂。即，所在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但作为拥有城垣的城址，其存在时间只是龙山时代中极为有限的一段”［23］19。或曰：“纵然每处遗址都长期发展延续，有着丰富的堆积，但城址存在的时间却只是其间极有限的一段，不久即城毁池废。”［24］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和剧烈变革［2］29-36。
四、城市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
村落与城市的径迹，构成了人类社会结构的两翼。“城市的出现是社会生活方式演进过程中的大事。这种特定形态的聚落使人类生产与生活行为再一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观，由村居生活所开辟的生活方式革命和种种分化在此被充分放大、加强并深化。一些人不但距离直接的食物生产愈来愈远，程度愈来愈甚，而且借着城市这种全新的聚落形态，他们甚至在文化价值上反宾为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领导着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潮流，为新的社会变化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25］中国古代关于“城”与“市”的记载甚多，但“城市”连称最早出现于战国文献中却仅有三条，分别见于《韩非子•爱臣》、《战国策•赵一》、《战国策•赵四》中，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城市这种聚落已经与其他聚落形态相分离并且有了自己独立的称谓，城市与邑的连用，说明城市作为邑的一种特殊形态被人们普遍认识。
从考古发现看，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其出现时间远早于战国，不少学者都把中原早期城址列入“城市”之列，为同后世城市有所区别，一般都把它们称为“雏形城市”或“初期城市”。张光直先生指出：“在近东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称这新形式为‘城市’。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也称这新形式为‘城市’。这两种形式如有不同，并不能因为两者同称城市而说这种定名是不适当的，或说因此其中之一不能称为城市。”［26］61-67许宏先生认为：“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商业贸易一直不甚发达，是构成上述特色的原因所在。过分强调城市的商贸职能，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早期城市由作为权力中心而派生出的经济中心的职能，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23］9据此，他将中原早期城址均列入中国城市起源的聚落形态考察之列。
西山城址建立起多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少见的；城墙建造，采用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建筑技术的进步；在房址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城内道路系统的形成，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证。杨肇清先生指出，西山城址“应当是聚落中心，也是统领一方的经济中心，也许还是统领一方的管理中心”［27］。李鑫先生说：“但可以肯定，西山古城具有更多经济方面的功能。它首先可能是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了这一地区固定的经济交换中心和手工业中心。由于其他聚落都与其进行交易，从而使它们与西山聚落形成了一种互补与依赖的关系，西山聚落的财富积聚能力便要优越于其他聚落，因此才有能力修建起这座夯土城墙……通过对西山城址的分析，可以肯定，由经济交换中心进而发展成为有城墙的政治中心可能是中国早期城市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式。”［20］72-80由此可知，西山城址不仅已发展为最初的原始城市，而且代表了早期城市起源的一种重要模式。
西金城城址中曾浮选碳化粮食作物，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由以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渐转变为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这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小麦遗存在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对研究小麦在我国出现和传播路线以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人地关系演变，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农业生产对人类的贡献不可估量，“特别是城市出现后，没有雄厚的农业基础是不可能的”［28］。从当时发展水平来看，暗示着西金城城址已经脱离了围墙加村落的聚落形态，似已演变成为新的原始城市了。
王城岗城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的碳化粮食作物种子，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体现；出土大批龙山时代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认为当时已经驯化了猪、狗、黄牛和绵羊，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进入了开始型阶段；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出土的陶碗腹部和陶瓮肩部，均刻有“×”形符号。H473出土的一件黑陶杯外底残片上，有一个形似“共”字的文字。此字系由两个符号组成，像两手有所持执，已超越了象形文字阶段，而是比较成熟的会意字了；H617内出土一件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部分残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这需要比较高超的冶铸技术；此外，这里还发现了用人奠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遗存和白陶器、玉石琮等高规格的器物。上述重要发现，说明王城岗城址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特别是文字的产生，更具有重大意义。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主张城市的十大标准中有两条与文字有关。仅从文字出现来看，王城岗城址已经发展成为初期城市了。
古城寨城址内重要考古发现，是两座大型建筑遗存。杜金鹏先生认为，这两座建筑遗址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乃至文明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具有四合院特征的大型建筑，而这种建筑格局，奠定了我国数千年帝王宫殿的基本格局。第二，主体殿堂和廊庑建筑，均使用了擎檐柱，这就为建筑的高大而出现的檐墙庇护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出路，客观上为回廊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三，出现了室内没有隔墙无堂室分割的大型厅堂，这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第四，如果F1、F4只是某建筑群的一个院落中部分建筑，即F1的东面还有一个院落的话，它就开启了后世宫殿建筑多进院落前后连缀的先河［29］。城市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反映的因素之一，就是宫庙建筑，古城寨城址发现的F1与F4大型建筑基址，很能说明此一问题。
新砦城址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是河南境内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从多方面考察，“反映出新砦城址非普通意义上的一般聚落，应是都邑级的重要城址”［30］。
平粮台城址龙山文化遗存较多，曾受到学界青睐。对于陶排水管道，俞伟超先生说：“在中国古代，这种公共的排水设施，常见于以后的城市遗址，村落遗址中则从未发现过。从这些局部情况来判断，平粮台遗址似已发展为最初的城市。”［31］张光直先生说：“平粮台的城门口有‘门卫房’，有铜渣和排水管道……看来三代时期城市型聚落在龙山晚期已具雏形。”［26］61-67许宏先生也说过：“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排水系统，是一组距今4000多年前、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它们出土于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时代城址。在中国古代，夯土城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洪。值得注意的是，这处中原国家形成期的城址，是同时代的城址中布局最为方正规矩的一座。而此后，（长）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它的南北两门大体居中，已颇有中轴线的味道。南门门道两侧还有门卫房。城内的建筑也颇为讲究，规格较高。有学者推测这应是一处贵族专用的‘门禁社区’，因而应属雏形的城市或都邑。”［32］严文明先生认为城址具有“规划整齐”、“防卫设施严密”、“有公共下水管道设施”、“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有手工业设施”、“有宗教活动的遗迹”等六个特点。足以说明，像平粮台那样的城址，已具备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它应是政治中心，因而有较高级的房屋与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因而才有炼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和烧制陶器的遗迹，以及宰杀大牲畜祭奠的遗迹。正因为如此重要，才会修建坚固的城堡。这种城堡显然已不是一般村落的土围子，而是一个雏形的城市了［33］。
综上所述，中原早期城址大都具备了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可以被视为雏形城市了。这些城址一般都有城墙、城壕、大型建筑和手工业作坊，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城内布局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同原始村落相比，属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中原初期城市一般都是某一地区或古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手工业中心，尽管它并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但它仍有一定的商贸职能，某些城址可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交换的中心。
参考文献(省略)
作者简介：马世之，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2），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