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祥：周初铜器铭文“王在阑师”与“王祀于天室”新探

　　一
　　
　　《利簋》和《天亡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两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述了西周武王伐纣等若干历史事件，这对于研究西周初期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两件铜器铭文以往学者多有讨论，但是对二者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件铜器铭文所记述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下：
　　
　　《利簋》铭文云：珷（武王）征商，隹（惟）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Clserver51\server3\2013期刊\中原文化研究2013\4期\内文\周11-1.tif>（师），易（赐）又（有）事（司）利金，用作蟺（檀）公宝尊彝。
　　
　　铭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王朝，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开始大举进攻的。此时岁星当空，当天就推翻了商王朝并攻占了王都商邑。第八日辛未，武王率师到达阑地，赏赐有司利铜料。利用此作了这件纪念祖先檀公的珍贵礼器。
　　
　　从《利簋》铭文记载可以看出，周武王是在一天之内推翻商王朝的，其速度之快捷超出人们预料。为巩固此胜利果实，他迅速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派出多路大军继续剿灭商王朝的残余力量，正如《逸周书•世俘解》所说，在当天斩杀商王纣的同时，“太公望命御方来”，晋人孔晁注“太公望受命追御纣党方来”也，即为其中一路进剿大军；对于新占领的地区，派遣亲信重臣前往治理。二是向世人宣布商王朝的结束、周王朝的建立。《史记•周本纪》云：周人在占领商邑的第二天，即“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做了清扫道路、修整社坛和商纣王宫的工作。在周官尹佚历数商王纣的各种罪行之后，“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向世人正式宣告改朝换代，革除商王朝，建立周王朝，说这是执行上天英明的命令。三是任命投顺于周的纣王儿子禄父按照新的制度继续管理前商王朝的王畿地区，武王则使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即从旁加以监督。另外，还下令释放被商王朝囚禁的贵族、平民，并且“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赈）贫弱萌隶”，等等。周武王通过采取这些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从而安定了人心，使局势初步稳定下来。
　　
　　在初步稳定局势之后，武王又于灭殷后的第八天，立即率师到达阑地。这是一处军事重镇，其地所在，诸家说解不同，或说在安阳殷墟［1］，或说在河南偃师［2］，或说在郑州古代的管地。我们认为当指古代管地为是。于省吾先生最早提出此说，他说“阑”字“后来又省化为‘柬’，成王时器新邑鼎的‘［王］自新邑于（训往）柬’，是其证”，又说“阑”或“柬”“均应读为管蔡之管。古文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后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废而不用。管之称管，犹‘成周’金文也称‘成’。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3］。徐中舒先生认为“于氏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4］。杨宽先生也说于、徐二氏的考释，“很是正确”，又云：“《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克殷以后，‘封叔鲜于管’。管这个地名该早就存在，只是‘管’是后起字，原来不写作‘管’。在《墨子》一书中，不作‘管’而作‘关’，曾两次提到管叔作关叔。”并认为，在商代、西周金文中，这个字作“阑”，“‘阑’与‘关’，音义俱近，更足以证明‘阑’即是‘管’”［5］。以上诸家所说甚是，《逸周书•大匡》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率（原文作‘自’，从潘振《周书解义》改）作殷之监。”武王十三年即武王克殷之年［6］，此记“王在管”，当与《利簋》所记“王在阑师”为同一事件。但是诸家所说管叔所在的管地在郑州管城（即今郑州市管城区）一说，则未必如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师救郑，楚师“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鄗之间”。杜预注：“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清人张调元《京澳纂闻》释云：“晋以前之管，在今郑州西北二十里石佛集。代移物换，遗迹罕存，惟石佛集北石佛寺中，有宋庆历八年（一O四八年）幢子，石刻云：‘奉宁军管城县管乡’云云，宋以前此为管乡，其地正在京县城东北，则其为古管国明矣。”［7］我们认为张氏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今郑州管城区一带并未发现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更未发现这个时期的城墙，此足以证明这里并不是西周管国所在地；而在今郑州市西北郊的石佛镇一带，却发现有众多的西周文化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石佛镇及其周围老鸦陈、须水镇、沟赵乡和古荥镇等地，已“发现有典型西周遗存的遗址7处。7处西周遗址规模均较大，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个别遗址超过50万平方米，这些遗址集中分布于50平方公里之内，形成一个集中的西周早期文化遗址群区”［8］。由此可见，这里应当就是管叔封国的中心区，也应当就是《利簋》所说的“阑师”所在地。《逸周书•文政》又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意即武王到达管地以后，管叔和蔡叔开启宗庙迎接武王，并宣布遵照王命办事。是知蔡叔始封地当距管地不远，其地所在，当即《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记西周时期的“祭”地［9］，位于今郑州市郑庄一带，东南距石佛镇即管地约15公里。这两个地方背倚黄河，西接嵩山余脉，东南面临黄淮平原，是周初镇守东方的战略要地，武王在克殷以前已经占据此地，并从这里北渡黄河，北向灭殷（见《荀子•儒效》），又把自己的兄弟管、蔡二叔封于此地，而且在克殷后的第八天就来这里视察，足见周人非常重视这处战略要地。
　　
　　二
　　
　　《利簋》的作器者利，唐兰先生以为应是文献记载的檀伯达，这是可信的。《左传•成公十一年》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这里所说的“河”，应指为黄河两岸，温地所在，杜预《左传•隐公三年》注：“今河内温县。”即今河南省温县境。檀地所在不详，或不在河内而在黄河南岸，按今荥阳市古有旃然水，《水经•济水注》曰：“济水又东，索水注之，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东关水合，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唐兰先生以为：“蟺”字“就是《说文》旃字的或体‘旜’字，此处应读为‘檀’。”［10］另外，旃然水以北还有檀山岗，《水经•济水注》又称之为坛山岗，其文云：器难之水“又北迳京县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北有坛山岗”。熊会贞疏引：“《一统志》：檀山岗在荥阳县东十里，山多檀木，绵亘三十余里，《水经注》之坛山岗即此。”古檀氏家族或因封于此地而得名。《路史•国名纪》一说“檀”为姜姓国。春秋时期这里属于郑国，檀氏族人仍有任职于郑者，《左传•桓公十五年》曰：“郑伯因栎人杀檀伯。”杜预注：“檀伯，郑守栎大夫。”此檀伯或即周初檀伯达的后人。若此释不误，则《利簋》所记武王之所以在管地赏赐檀利，当因檀国位于管地附近，武王前来视察，檀利殷勤接驾，颇得武王好感，也为了鼓励檀氏协助管、蔡二国维护地方治安，因而对其进行了封赏，以示嘉勉。
　　
　　西周武王急速来到管地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帮助管、蔡二叔加强这里的治安；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前来祭祀太室山，此事最早见于《天亡簋》铭文。其铭文云：乙亥，王有大豊。王凡（同）三方，王祀于天（太）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眚（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勋爵复囊，隹（惟）朕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白（簋）。
　　
　　铭文大意是：武王于辛未日来到管地后的第四日乙亥，举行了盛大祭礼。这次祭礼就是武王率领西方诸侯，会同南、北和东方诸侯一起，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祭毕武王下山，由天亡奉陪护卫。武王在宗庙又遍祭了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帝左右的显赫父亲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文王德高闻于天帝。显赫的文王在天之灵看得清晰，杰出的武王继承其大业，推翻商王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第六日丁丑，武王还举行了祭社大礼。回营以后，天亡护卫有功被赏赐爵橐礼器，（天亡）为此永久感激，因而造出这件尊簋铭文，以颂扬王的休美。
　　
　　“天室”一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逸周书•度邑》，其文引武王曰：“我图夷兹殷，其唯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前人多以为此“天室”是指宗庙里的“太室”。邹衡先生首先认为应是指的太室山，即位于今河南省的中岳嵩山。他说，此天室“即《左传》昭公四年的‘大室’，《淮南子•坠形训》的‘太室’。杜预谓‘在河南阳城县西北’。《山海经•中次七经》叫做‘泰室之山’。郭传：‘即中岳嵩高山也，今在阳城县西。’郝懿行案：‘今在河南登封县西。’（《山海经笺疏》卷五）”［11］刘晓东先生认为《天亡簋》铭文所记与武王东土度邑有关，即记载了承度邑而后的定宅仪式，所说“天室”就是《逸周书•度邑》中的“天室”，位于所度之邑（郑按：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12］。蔡运章先生赞同邹、刘意见，具体指出《天亡簋》铭文记的“天室”，就是指的今嵩山主峰太室山。又说“周人常自称为夏”，而嵩山周围原是“有夏之居”地，周人作为夏人在“天室”祭祀天帝，意在表明周王朝在这里的统治是合法而又合理的［2］。林沄先生进一步认为：“把‘天室’解释为太室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嵩山位于中国文明产生的中心地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兴起之际，就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郑按：即今嵩山）’的说法。因此，可以推想太室山在古代有通天的神圣性质，这座山古称‘天室’或许正表明了这种性质。”［13］168今按以上所说，论据充分，《天亡簋》所记“天室”当指现今的嵩岳太室山，基本上可以成为定论。太室山北距周初管地即今石佛镇约50公里，武王当是从管地出发，登上太室山祭祀天帝的。
　　
　　三
　　
　　关于这次“王祀于天室”的性质，上述几位先生皆云当与武王“度邑”有关，这是可信的，但更重要的还具有封禅和巡守的意义。周初《何尊》铭文云：“隹（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此是成王追忆武王在太室山祭祀天帝时当众说过的话语，这里所说的“中国”，意思就是“国中”，即指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也即以“天室”即太室山为中心的地区。西周武王称此为“中国”，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也是这里的先民们与四方各地先民长期地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东为黄淮平原，西为山丘，地形复杂，可为人们提供出多种生活资源，而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极适于人们的生活起居，因此，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李家沟文化以来，人们已经定居于这个地区，在这里开发原始农业，建造聚落住室，以后历经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各个时代人们不断地努力，这里不仅经济繁荣、文化先进，而且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即夏王朝国家政权，从而成为当时国家众所仰慕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地区。太室山周围在全国范围内居中心地位，被后来的商王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西土”而来的周武王根据民心所向，尊重现实，于是会同各方诸侯登“天室”，祭天帝，行“巡守”，告“封禅”，在“惟依天室”之地建新都于成周洛邑，宣布西周王朝的正式建立。林沄先生认为“天亡簋铭是目前所知先秦封禅典礼的唯一实录”，又“无疑是周初的一次封禅之举”［13］169，此说是正确的。《白虎通•封禅》云王者“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续汉志》引袁宏《后汉书》云：“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天亡簋》所记此次“王祀于天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具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意义。不过武王的这次祭祀活动，也具有“巡守”的意义，而“巡守”与“封禅”有同有不同，《礼记•礼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郑玄注：“名，犹大也；升，上也；中，犹成也。谓巡守至于方岳，燔祡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孔颖达疏：“大山谓方岳也，巡守至于方岳，‘燔祡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此谓封禅也。太平乃封禅，其封禅必因巡守而为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时，亦燔祡以告至。”如上文所述，周人刚刚推翻商王朝，还有相当一部分残余势力需要剿灭，武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太室山祭天的。所以说当时的“征伐革命”，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天下远未“太平功成”，武王来此的目的，就是向四方诸侯宣告周王朝取代商王朝的合法性、必然性，借以推动周革殷命迅速取得成功，为建立以嵩岳太室为中心的统一的西周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显而易见，《天亡簋》铭所记武王“祀于天室”活动当更具有巡守的意义。林沄先生曾举《诗经•周颂》中的《时迈》和《般》两首诗，认为可与《天亡簋》铭互相说明，观其内容，确实如此。而这两首诗原注者都明确指出是两首赞颂武王巡守的乐歌，其中《时迈》诗云：“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全文意谓：及时巡守众封邦，天帝爱其如儿郎，佑我大周国运昌。大军声威震四方，震慑叛逆莫张狂。社会安定敬百神，大河高山皆祭享。周王诚是有道君，昭示天下美名扬，在位众臣皆贤良。干戈入库不再用，弓矢包装亦收藏；推行文德与和平，遍及华夏大地上，国运昌盛保久长。关于周人创作这首诗的背景，毛诗序曰：“巡守告祭祡望也。”郑玄笺：“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孔颖达疏：“《时迈》诗者，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祡望之礼，祡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可知这首诗应是赞颂武王巡守至太室山兼行封禅的乐歌。又《般》诗云：“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全文意谓：大周王朝好辉煌，登上高山远瞭望，小山横卧大山傍，众水入河畅流淌。普天之下皆王土，序祭山川百神忙，祈保周朝得久长。此诗毛诗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孔颖达疏：“《般》诗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可知此诗也应是一首赞颂武王巡行至太室山祭天的乐歌。由此说明，西周武王在推翻殷商王朝之后，于戎马倥偬之际，即来到太室山巡守、封禅和度邑，这是周初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不仅见于后世文献记载，也不止一 次地见于当时的铜器铭文，足见周人对这一事件的重视。武王通过此次“祀于天室”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灭殷的成果，推动了统一的西周王朝的迅速建立，从而也促进着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进入一个历史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省略）
　　
　　作者简介：郑杰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2），主要从事早期中国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