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迎接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新阶段的挑战》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迎接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新阶段的挑战》。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工业化。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现在看全世界从2008年以来如果我们讲现在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概念叫增长，全球的增长从2008年到现在处于低增长状态，而且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组织或者是经济学家能够判断说这个低增长时代什么时候能够过去，所以如果展开国际讨论，中国可能讨论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在国际场合大家最集中讨论的问题就是增长，增长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
　　
　　那什么是增长？为什么是增长？经济的增长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间是不是一个大概率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高增长的？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从近现代来看，从全球来看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是1945年到上世纪的70年代，那段时间增长重要一个原因是二次大战以后的战后恢复，欧洲当时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时代，数据上可以说明。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滞涨年代，宏观经济学很难应对。从1992年到2007年再次出现一个黄金时期，到200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又处于一个所谓新常态、新平庸的时代，通俗讲就是低增长，增长低迷，为什么呢？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全世界的政府都采取了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一开始有点效果，中国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有点效果，但是后来再刺激也不增长了。所以中国就提出要更加地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光从需求面刺激不行了，同时提出了国际战略，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应对增长问题的。
　　
　　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增长是什么？人类什么时候增长了？人类几千年的经济是不增长的，增长很慢，如果从公元0年到18世纪初的时候，全球总产值增长年均只有0.1%，为什么会有0.1%的增长，是因为人口以每年0.1的增长速度在增长，人均GDP的产生几乎不增长，有很多经济学家做过统计，大约在0.02%—0.05%左右，那么长的时间增长不是人类发展经常出现的现象，它是一个小概率的现象，这个小概率现象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工业革命后，这是人类工业化的时代，人均的产出可以达到1.6%，而现在站在中国角度来讲1.6%太低了，但是这1.6%在当时已经非常高了。过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工业化以后怎么样？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言工业化之后经济增长还会很低，我们可以看二战以后全球的增长达到2.8%，其中欧洲的贡献是最大的是3.8%，就是因为战后的恢复，然后亚洲当时主要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他们在那个阶段增长贡献比较大，是3.5%的增长，在那个阶段中国的GDP增长其实从统计上来说也不算太低，但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大，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从1990年到2012年亚洲人均增长是3.8%，3.8%里边贡献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了。
　　
　　我们可以看高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工业化时代过去了是什么样？大家都在预测，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工业化过了以后，经济增长率要掉下来，掉到多少呢？一般认为长期来看差不多在1.5%—2%之间，这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年均增长1.5%—2%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不要看不起这个数字，如果从长远历史来看这是一个不太小的数字，如果从人口来讲工业化初期的时候全世界人口只有6—7亿人口，现在全球人口70多亿，如果这个势头再发展下去，再过200年世界人口是700多亿，那世界已经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时代我们就认为经济应该增长，应该在5%以上、6%以上，大家可以看到发达国家5%以上的增长很少的，差不多都是2%左右的增长。既然高增长是工业化现象，所以现在经济低迷是为什么？那就是工业化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工业化他的逻辑是说他要生产，生产就要卖出去，就要贸易，然后进入消费，所以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来拓展它的空间的一个过程，工业生产跟农业、服务业不太一样，产品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可以囤积，它可以储存，服务业的产品是不能储存，农业的产品也很难储存，而且它可以大量生产，而且可以集聚下来变成财富，人类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是在工业化时代创造的，因为农业时代存下来的财富也是工业品，我们说中国存下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我们讲一个工程，说这个工程是最有价值的财富，我们也许会说万里长城会是巨大的财富，万里长城就是一个工业品，是工业造成的。所以工业品需要不断地生产，生产、积累形成财富，所以工业化的力量逻辑是全国化、全球化，它要把全国的空间都变成工业发展的贸易空间，然后还不够，还要在全球实现贸易的空间，这是工业化的逻辑，所以就有增长，要不然就没有增长。
　　
　　人类怎么样解决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问题呢？我把它大致上分为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我就讲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第一阶段我把它叫全球化1.0时代，那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逻辑是一定要全球化的，不全球化就没有办法增长。当时大家就知道，当时全球化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在全球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既然要形成全球市场，就要形成全球的帝国，那就要有殖民地，把殖民地的拓展作为当时全球化的一个基本逻辑，所以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从英国然后扩展到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再向西方其它地方扩展，这是工业化的1.0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全球化拓展市场是靠占领殖民地来实现的话，那后起的国家再要去实现工业化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必然会导致战争去争夺殖民地，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个逻辑，就是新国家要实现工业发展就要夺取原有国家已经占领的市场空间，这个逻辑不可持续。那么就到了二次大战以后，二十世纪中叶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的工业化全球化的逻辑是什么呢？逻辑就是当年美国和英国谈判，说你让我参与二次大战，然后有一个条件就是大家都不要占领殖民地，不要再以占领殖民地的方式来实现你的市场拓展，大家就放弃殖民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所有国家要实现门户开放，就是工业化的逻辑仍然存在，工业要发展，英国提出一个思想就是要自由贸易，现在大家都不要占领殖民地，但是允许你各个国家都独立成立民族国家，所以战后成立了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要门户开放，都要实现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比如说WTO、联合国世行它的逻辑都一样，就是全球都要构建自由贸易体系，这个自由贸易体系不是去占领，而是开放。这个时代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开放以后谁来管开放呢？比如说政策之间的沟通谁来组织呢？名义上是五个大国，实际上就是一到两个国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就是美国和苏联执掌大权，大家知道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那就是一个市场，大家都加入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当中有一个霸权国家就是美国，美国认为他可以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维护自由航行权，维护世界贸易的畅通，他认为他可以，我们不来讨论他好还是不好，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战后秩序，中国说不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
　　
　　但是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逻辑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导致了现在的问题，美国一个国家现在管不了了，而且把很多地方管乱了，他以为他那么管可以成功，比如说他以为战后很成功，他把德国、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治理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他就认为这个办法也适合其它国家，他认为伊朗、伊拉克都可以，现在的结果是确实不行，然后美国的相对国力下降，所以美国在世界上的份额在下降，当年的时候美国GDP要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甚至有时候接近一半，现在大家看它的份额已经跌到20%左右，中国很快要接近它，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是他这一个国家维持世界的秩序已经力不从心了。所以现在工业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开动工业化的纵深腹地，才能为经济增长拓展空间，工业化的纵深腹地在哪里呢？就是非洲大陆等工业化还没有到达的地区，工业化必须进去全球经济才可以增长，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但是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些挑战，说第二次全球化的过程转向第三次全球化的逻辑不太容易，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工业化的拓展遭遇了障碍，就是拓展腹地的时候有障碍，主要障碍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基础设施不行，这是物理上的障碍。第二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极其复杂，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很多大国的势力范围，你现在要搞一个全球化，搞一个自由贸易会有很多问题。第三是各个国家的治理遇到了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怎么管？如果面对多元化，按照第二次全球化的逻辑，既然是全球化大家应该有一个普世的原则，大家遵从这个原则不就是全球化了吗？其实不是，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政治、法律、文化、习俗各个国家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怎么治理、怎么管？工业化需要治理。第四是全球的治理也是无序的，目前全球的治理问题并没有解决。
　　
　　所以，全世界现在面临十字路口，刚才唐教授也讲了十字路口的问题，你现在是继续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工业化要求全球化，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规则，但是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却非常不一致，你怎么办？英国也走在十字路口，脱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它是一个治理问题，我贸易不反对，英国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也不反对国际金融的互通等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员也能够自由流动吗？所以这是一个治理问题，现在全球的工业化推进就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障碍。第二个障碍就是技术创新遇到了挑战，我们现在都在讲高技术在推动经济、引领经济，好像很乐观，从经济上来讲不是这样的，高技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曾经导致过上世纪90年代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就是所谓当时美国宣布的新经济时代，但是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实现高效推动高增长，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人类生活的改变在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就是所谓高技术时代并没有像第一次工业化时期那么明显，成熟的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低增长态势。那你用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如何再次改变世界，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生活改变。如果未来不能够超越这些巨大的改变，凭什么有高增长呢？当技术的创新表现乏力的时候，人类的创新到哪里了呢？到金融创新当中了，所以就产生了过度的金融创新，就导致了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人类财富的欲望本来是在物质领域里边，就是工业化里边的财富欲望不能实现，那他们就到金融领域实现财富欲望，这是一种自我循环。另外实体经济就缺乏有效的融资条件和金融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还是金融领域的问题呢？大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一种说法，金融就说我为你服务，你得挣钱啊，你得能改变这个世界啊，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你也不能赚钱我金融为什么要到你那里去呢？所以现在全世界处于工业化的纠结时期，工业化处于技术创新的探索期，到底这个技术创新往哪儿走才会有高增长，第二是动力机制转换期，用什么东西来推动工业的技术进步，第三是工业文化的纠结期。
　　
　　还有是如何重拾经济活力与社会包容性，因为社会资源和收益的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倾向于从创造性生产领域汲取，而缺乏对各类利益主体的普惠和公平的共享关注：社会差距和分化严重，这个利益没有很好地分布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社会的包容性出现问题，而工业化的逻辑是必须要有包容性的，通俗地讲就是你的东西得有人买才行。所以全世界大家都看到底怎么样？其实都是两个关键词，就是等待两个东西，第一是寄希望于创新，第二是改变，全世界都在等待创新与改变，中国大体上也一样，中国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里边既有创新，也有改革、改变。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可以看增长的前景、空间在哪里？怎么才能增长？简单地说就是空间、结构和活力，第一就是要拓展腹地空间，在区域经济战略上，一方面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国内要形成一体化，每个省都有他的队友，各个地方都在开发腹地新区，你要期望于工业化就要为工业化拓展腹地空间，在全球战略上就要实施一带一路构想，全球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把工业的能力、工业的产能、工业的活力注入到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那些地区，全球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因为人类几千年就没有增长，你必须把工业的能力注入更大的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当中，全球经济才能增长。第二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创造产业技术高地，更强调实体产业的技术创新，尤其是以国家战略的方式，比如说颁布中国制造2025，实施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等等，同时传统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要结合，创新驱动与工匠精神也要结合，特别是我们要应对实体产业和虚拟经济的背反现象，因为实体制造产业和金融产业在逻辑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创新驱动很难实现，因为创新也需要工匠精神，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叫工匠精神，而金融不一样，金融是希望分分秒秒都征迁。当然还要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微观活力。在市场体制机制上，大力推行以商事便利化和竞争公平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不仅要为企业松绑，而且要为人才松绑，为创新松绑。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新取向，与“一带一路”构想相辅相成。
　　
　　在这个过程中间，中英双方有什么样的合作前景呢？英国是高度成熟的工业国，后工业社会特征显著；而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结构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英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发展水平还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我们的规模很大，是世界第一或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英国是一个很成熟的国家。所以中英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双方都有很好的合作交流的空间，可以合作的东西很多，我这里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列举。我们要用三个十年的时间，中国才能走到世界制造业的前列，所以我们合作的主题就是如何实现增长、节能、环保、减排的平衡，因为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节能、环保的阶段，这是大家共同的主题。
　　
　　有的问题英国已经解决了，中国还处于解决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中国与英国能够进行产能与技术合作，实现比较优势，互利互补。共同走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新产业、新经济，这是双方可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然后是实体产业与金融服务的契合与融洽，这个问题上双方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还有探寻国际贸易新规则，全球治理的新秩序，这个中英双方也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全球化3.0时代，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最终取决于活力与社会包容性。
　　
　　所以在工业化和全新时代，中英两国都面临着内向化与外向化的新思考、新决策，中国过去是一个内向化的国家，现在开始走向开放，走向外向化，但是也不等于说中国都是外向化思维了，中国当年有这个外向的实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实力搞外向，但是因为中国还面临着很多内部的问题，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体制还在路上，就是外向化到什么程度，在各个领域中间中国并没有把一些路走完，而且很多问题在内部治理上也会越来越面向内向化，所以内向化的思维和行为政策也会抬头，英国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英国脱欧了就完全内向化，也不是，人家也没有说自由贸易就不搞了，也没有说金融就封闭了，他们有一个治理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一带一路”是中国外向化思维的重大构想，但是在它的进展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内向化思维、制度、文化习俗等的障碍。“一带一路”沿线或者沿路国家他们也会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非得把中国的自由贸易思想一定让那些国家接受，人家不接受又能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中英可以讨论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形成互联互通的观念，到底人类增长也好，工业化也好，全球化也好，就是要互联互通，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互联互通是基础，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观念和理念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你说互联互通就是把我的观念强加给你，他不接受怎么办？工业化和全球化从它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反对的，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也有反工业化的，所以一定要形成一个中英双方共同研究的机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凭什么观念来实现互联互通，最早年的时候英国创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概念，现在自由贸易大概全球都接受了，除了自由贸易怎么样自由贸易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是中英两国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来深刻思考的问题。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
　　
　　（注：内容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