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良：清初流徙士人心态与历史功绩 ——以“河朔英灵”张缙彦为例

摘 要：流人自古多磨难，能于流放地淡然处之者极少，而能够有所作为、多所成就者，则少之又少。清初，满洲入主中原，民族矛盾突出，政治环境恶劣，一些士人被清廷流徙至塞外苦寒之地，往往心情苦闷，悲观度日。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张缙彦仕清后，因受党争牵连，顺治末年被流徙宁古塔。与一般流人愤懑抑郁心态迥然不同，张缙彦在塞外“坦然以处之，十余年来，无几微怨尤”，并通过广交游、多体察、勤著述等方式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为东北文明开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交游群体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缙彦“安土敦仁”流人心态及其历史功绩，有助于理解王朝鼎革之际的士人心态、区域文化交流，以及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清初；张缙彦；流徙士人；心态

 流刑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降死一等的重刑，对传统社会士人而言，则更意味着痛苦与屈辱的身心摧残。清初，满洲入主中原，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统治者将流徙①作为惩治中原士人、震慑民众、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顺康雍时期，政治环境恶劣，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被统治者无情地流徙至塞外苦寒之地，“久戍冰天，艰难危苦”，实为“文人之不幸”［1］270。流徙士人“悲怨之深，虽三峡猿声，陇头流水，不足比我呜咽”［1］卷八，227。友朋悲歌以赠，“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亦令人“无不呜咽”，至谓“白草黄沙，冰天雪窖，较之李陵、苏武，犹觉颠连困厄也”［1］徐釚《孝廉汉槎吴君墓志铭》，277。而那些“已经辱身出仕清朝的人士，偶尔因极小的事故，也受到同样的刑罚，真是教人无所措手足”［2］214。

原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张缙彦，降清后历任布政使、侍郎等职，顺治末年被流徙宁古塔，是清初流徙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②。与普通流人悲观苦闷的心态迥然不同，张缙彦在宁古塔“于外事泊然无所接，独以山水为乐，支颐觞咏，如对故人”，形成了独特的“安土敦仁”流人心态［3］钱威《宁古塔山水记序》，1-2，为东北的文明开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获得后世较高评价。本文以张缙彦为例，探讨清初流徙士人心态与成因，以及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易代之际“进退失据”

张缙彦，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十四日，卒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十四日，字濂源，号坦公、大隐、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县令，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祯十年（1637年），因政绩卓著行取入京，历任户部主事、边饷郎中、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等。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崇祯帝超擢为兵部尚书。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后，张缙彦逃归新乡，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农民军，在清朝和南明政权之间摇摆不定。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张缙彦以复明无望，“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军前纳款，承畴具疏乞敕部录用”［4］卷二十四，208。清廷因张缙彦在江南大定后“逡巡来归”［4］卷三十三，274，不予录用。至顺治十年（1653年），张缙彦方被清廷起用，出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劳，实心任事”［5］257，历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清廷甄别三品以上各官，张缙彦以“在都办事平常，且耽情诗酒，好广交游，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谊”［4］卷一百三十二，1021，被降补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

顺治时期，清廷南北党争激烈。顺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党大学士刘正宗，词及张缙彦，称其为刘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③，其诡谲尤不可解”［4］卷一百三十六，1051。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劾张缙彦“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为工部侍郎，又复包藏祸心，交结党类”［4］卷一百三十九，1073。十一月，清廷会审后认为，“‘将明之才’，既系《诗经》《汉书》、颜真卿墨刻所载，若非有意借用，何不即行承认，而必欺饰以匿非，扯毁以灭迹”，“供词彼此闪烁，实有诡谲之意，与原参‘同怀叵测之心’，并前供‘是两借意思’等语相合，情罪重大，刘正宗应立绞”；张缙彦“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顺治帝命将张缙彦“从宽免死，着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4］卷一百四十二，1093-1094。张缙彦后在《与赤崖和尚书》中论及流徙原因，称“以文序，引用古语，致触时忌，流谪荒边”［3］60。实际上，以文字贾祸只是表面原因，张缙彦之罪重在“交结党类”，是清廷打击党争的牺牲品。

顺治后期，清朝统治者鉴于前代人臣植党乱国之弊，对输诚汉官颇为猜忌，对其中敢于结党营私者更是严加惩处。张缙彦输忠清朝，而又依附北党刘正宗，故而清廷深文周纳，将其置以重罪，以达到打击朋党、钳制汉官的政治目的。

二、“安土敦仁”的流徙心态

清初，流徙人犯多遣戍关东。“尚阳堡、宁古塔，被谪的文人，去的最多，所以最出名”［2］213，而“宁古塔城，关内缙绅获文字之祸，或罹党狱，恒流放于此”［6］89。宁古塔清初尚未开化，为极苦之边地。一是路途险远。“自京师至宁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7］卷二，376“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8］43二是气候恶劣。“宁古寒苦，天下所无”，春夏大风雷雨，秋冬厚雪坚冰，“虽白日照灼，竟不消化”［1］247，“重冰积雪，非复世界”［8］43。三是谋生维艰。宁古塔城小人少，地多荒芜。流人至此，“既无房屋栖身，又无资本耕种，又重困于差徭”，康熙帝谒陵东北，目睹惨状，亦觉“其情殊可悯恻”［9］5755。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二日，张缙彦从京城出发，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最终于四月十三日顺利到达宁古塔。面对塞外恶劣的生存环境，张缙彦表现得极为淡然，时常与友朋观山眺水、饮酒酬唱，悠然自得。这与一般流徙士人自感“出塞以来，万端都谢，如泥中花蒂，无复芳菲”［1］卷八，228的苦闷心情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友人钱威在《宁古塔山水记序》中说：“试观蔡邕徙朔方，李白流夜郎，昌黎、梦得之谪岭外，皆怨怼感愤，未肯以其文章，表扬其山川云物。柳子厚至目为囚山、愚溪。读其文辞，戚戚叹怨，趯然有远去之思，岂非处困之难哉？唯公坦然以处之，十余年来，无几微怨尤，故能网罗幽异，以使人可传可述也如此。《易》曰：‘安土敦仁。’其安土也，能敦仁也。读公之文，亦可以知公也。”［3］钱威《宁古塔山水记序》，1-2“安土敦仁”，随遇而安，笃行仁义，正是张缙彦流徙心态的真实写照。张缙彦认为：“柳宗元作《愚溪记》《囚山赋》，于困厄放逐之怨，不绝于心，故强为之名如此。”他称自己“文词不逮宗元，困厄放逐，固自宜也，亦曰愿为泰豆、无怀之民，□（以）相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3］6。这体现了一种乐天知命、悠然田园、忘却物我的逍遥境界。从史料来看，清初宁古塔的流徙生活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张缙彦能够如此淡然，甚至还有些许“自喜”④之情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满洲的尊敬与善待

清初东北流人甚众，其中不乏文人名士。时人称，“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10］卷一，18。而宁古塔作为清初重要流徙之所，“中土之名卿硕彦”，更是“至者接踵”［11］卷三杨宾《伍敬玉五十寿序》，128。宁古塔满洲对流徙士人非常敬重和厚待。一是在称呼上尊称。“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员，亦以哈番呼之，盖俗原以文人为贵。”［7］卷三，403二是在仪节上礼敬。“八旗之居宁古者，多良而淳，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12］503三是在生活上优待。首先，地方官为流徙士人安置居所。宁古塔无疆界，无城郭，树柴栅为城。“栅内即八旗所居，当事则厚待士大夫，请旨居士大夫于栅内，余人则散居诸屯。”［12］501张缙彦“及偃卧石河，官给一廛”［3］6。其次，不时馈以米粮。因顺治南闱科场案流徙宁古塔的吴江名士吴兆骞曾称，副都统安珠“雅重文士，怜弟之贫，以米相响（饷）”［1］卷八，226。最后，提供谋生职位。“谪戍的流人，到东北去后，拨给各地驻防旗人为奴，或当苦差，不过有些读书人偶然被将军、都统看重，请他们去教书，自然比给披甲人为奴要好得多了。”［2］213宁古塔将军巴海雅慕吴兆骞之才，“常敬礼之，俾掌书记，故虽戍，未尝有困苦也”［13］翁广平《〈松陵四子传〉之一吴汉槎传》，63。

清初宁古塔满洲风俗淳朴，“敬礼中朝士大夫，尤为淳厚”。时人推论其中缘由，称“良以士大夫迁谪者，声名文物，足当其起敬耳”［12］506。塞外淳厚的民风，使得流徙士人能够暂时忘却罪人身份，重获中原士人的人格与心理尊严，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世间的温暖与情谊。

（二）友朋间的互助与交游

清初东北苦寒，居大不易，流徙士人多能在生活上互相帮助、精神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艰难岁月。张缙彦之友方拱乾，因科场案先期流徙宁古塔，得知故友“以‘将明之才’四字定案”亦将流徙此地后，赋诗云：“张公江海客，文酒足交期。信是朝廷法，知非丞相私。情难矜汉律，罪在读毛诗。愧我前驱久，荒郊伫立迟。”［12］228表达了对好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期盼相聚的热切之念。张缙彦到达宁古塔后，与好友方拱乾“朝夕相对，欢若一家”［3］46。方拱乾享以美酒，其《坦公饮我家酿，不觉大醉》诗云：“塞酒不成酿”，“相对白头人”［12］266。张缙彦则馈以时蔬，方拱乾作诗记之，“瓜菜故人富，应怜学圃情”［12］282。吴兆骞初至宁古塔时，也受到了流徙友人的热情招待与接济，“旧迁客三四公，皆意气激昂，六博围棋，放歌纵酒，颇有友朋之乐。然一身飘寄，囊空半文，赖许总戎康侯、孙给谏汝贤，解衣推食，得免饥寒”［1］卷八，226。塞外流徙士人间的患难相助，可谓情深义厚。

对清初流徙士人来说，塞外既有生活的艰辛，更有诗和远方。他们时常以文会友，“商榷图史，酬唱诗歌”［1］卷八，229，自得其乐。方拱乾流徙宁古塔之初，深感塞外“论诗人不易”［12］246，张缙彦来后，两人相聚甚欢，“君为论文至”［12］256，“老友招谈诗”［12］236，“笔墨不足道，感君珍重情”［12］247。张缙彦曾将米元章《龙井碑帖》相赠，方拱乾赋诗以谢，“谁教脱赠向边陲”，“怀古因君重我思”［12］319。秋高气爽之际，张缙彦邀请诸君子畅饮于凭岚阁。友人诗云：“眷言命宾友，攀阁相招携。”［1］卷三，76吴兆骞曾在张缙彦斋中赏玩山水画卷，作歌曰：“张公静者流，萧然寡尘虑。昨出名山图，知爱沧洲趣。粲粲纨素色，历历烟霞峰。仿佛草堂上，坐对松岩风。”［1］卷三，79东北多奇花，且异于中原，“杂卉布地，芍药、萱花、山丹，尤为烂漫”［3］14。流徙士人常以奇花异草为题赋诗作文，使得塞外生活充满了意趣。百花齐放之时，他们以赏花为乐。“相期惟郭外，不尽此檐端”，“明朝风日好，漫烂比阑干”［12］256。赏花之余，他们又将鲜花做成美食，大快朵颐。张缙彦曾邀请诸友分享“玫瑰花膏子”。方拱乾《坦公招食玫瑰花膏子》诗云：“无计留花住，多情英可餐。”“不须频出郭，细嚼当重看。”［12］263同为天涯沦落人，流徙士人能在塞外友朋唱和、纵酒放歌，亦是人生快事。

（三）贰臣解脱心态

清初贰臣立朝之难，遭时人痛恨之深，于贰臣冯铨之遭际可略窥一斑。顺治初年，内院大学士冯铨屡为言官参劾。他在申辩揭帖中说：“久知孑立之身必遭丛射，而终不肯植党徇私欺君负国，恐时人日夜谋所以杀职者，正未已也。惟哀恳我皇上早赐罪斥以杜满朝杀机。职愚幸甚，世道幸甚！”［14］273像冯铨这样的重臣，虽高居庙堂，仍四周杀机重重，时以性命为忧，颇有朝不保夕之感。张缙彦明末身居兵部尚书高位，京城失陷，难辞其咎。清军入关后，他在清朝与南明之间虚与委蛇，最终降清，成为身仕两朝的贰臣，遭到中原士人的鄙弃。顺治九年（1652年），吏科右给事中魏裔介疏劾张缙彦，“素行匪类，身任中枢，一筹莫展。贼骑长驱，匿不以闻。当都城破日，为内监王德化发愤殴击。是其丧心无耻，虽阉宦耻与为伍。不忠于明朝者，必不忠于我朝”［4］卷七十，553。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亦劾张缙彦，“曾任明季兵部尚书，交通闯贼，开门纳款，士民共为切齿。我皇上定鼎之后，缙彦踉跄投诚，不惟待以不死，且加录用”，而张缙彦非但不“洗心革面，以图报称”，反而“煽惑人心”“交结党类”，要求将其“明正典刑”，以正人伦而张纲纪［4］卷一百三十九，1073。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看来，“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张缙彦“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15］卷一千二十二，693-694，实“为清流所不齿”［15］卷一千五十一，50。观其顺治年间的仕宦经历，不断为言臣弹劾、清廷贬抑，大有难容于天下之势。张缙彦也深知自己大节已亏，饱受良心的谴责和道德审判，从而形成了难以释怀的贰臣愧悔心态。

流徙宁古塔，对于“大节有亏”的张缙彦来说，可以远离官场人事纷争，无复面对中原士人的鄙视、指责与攻击，其内心深处或许能获得更多轻松与宁静。且宁古塔部分流徙士人与其经历相似，好友方拱乾亦身仕明清两朝，曾自称“甲申虽咥凶，偷生犹偶遂”［12］295。至少从流人身份上说，流徙士人是同病相怜的，这也让饱受心灵煎熬的贰臣们有所平衡。张缙彦在塞外过着“隐居”一般的生活，悠游山水，寄情诗书，可以说是一种身心的净化与解脱，与在中原屈辱苟活相比，亦属不幸之幸。正如好友吴兆骞诗云：“幸免浊流沉白马，何妨远谪度黄龙。”［1］卷二，60

（四）宗教信仰心态

现代宗教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危机而处于无助的时刻，更需要宗教的抚慰和帮助”。“一般说来，宗教信仰对个人的幸福健康的影响是积极的”［16］，往往能给予人们面对苦难与逆境的、精神上的支持与力量，并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希望和解脱。恶劣的塞外生存环境，使得流人大多生活困苦，精神抑郁。“在精神的压抑下，有些流人时常或与僧侣论佛，或习老庄，试图使痛苦得到某种解脱。”［17］182

流徙士人生长于中原，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张缙彦虽“以儒书”“就功名，历显仕”，但生平颇有释老之好。其《外方庵记》云：“幼颇好道”，“遇黄冠缁流，则心窃好之，凡疯狂道人，苦行老衲，必致之私寓，窃问之。又究心于魏伯阳、张紫阳之书”［3］47-48。及至年长，张缙彦开始研究佛法，并渐趋喜好。他曾题家乡千佛寺禅室云：“佛相非真相，我闻岂有闻。”［18］卷二十五，924流徙塞外后，张缙彦即以“宁古在家僧”自称。其《与赤崖和尚书》云：“天竺之学，探微索幽，真方域间一奇书也。初勤检阅，渐求解悟，自离制举以来，二三十年间，稍稍访诸大和尚，与玉林、木陈、巨德、一苇、竹庵、一斋，讲究心印，间尝领会一二，即妄注《如是解》《平等解》二书。”自流徙以来，“岁月更闲，乃取旧刻，反覆思维”，“儒者与释氏原非异也”，“若冥心不起，处困能亨，惟天竺先生实有独至者”。张缙彦之所以有此感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释氏“非其道有偏异，亦以出世间法，与世所僇辱之人有相宜耳”。正是这种强烈的心理共鸣与认同，为张缙彦形成平和的流徙心态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在研习佛经、著书阐释的过程中，张缙彦更多地获得了心灵上的宁静，“固不足以仰窥宗门，凿井得珠，然于尘心铲削过半矣”［3］59-61。

清初流徙士人信仰宗教者颇多，习教持斋已深深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张缙彦在63岁生日之际，手书《法华经》。方拱乾为其作《寿坦公》诗云：“六十三年陈甲子”，“手书贝叶经成后”［12］304。方拱乾平日家居，亦是“十笏茅斋五尺篱，老妻梵呗老夫诗”［12］243。据吴兆骞所记，“方邵老好道之笃，可称第一，每日晨昏拜斗母四十九拜，日诵《斗心咒》一万遍，《玉皇经》三卷，未尝有缺，及遇斗期，则依科礼拜，极其虔敬。向日乃一风流笑傲之人，及学道之后，竟变作一朴诚愚实，竟如耕夫野叟”［1］246。由此可见，宗教信仰对流徙士人精神风貌、日常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中国传统“鬼节”中元节，是道教地官的诞辰和检校鬼众的日子，民间在这天有祭祀亡灵的习俗。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十五日，张缙彦、钱德惟、吴兆骞、姚其章、方亨咸等好友“结坛诵《三官经》五百卷，曰以利冥”。方拱乾作《中元步虚词》云：“绛节丹书散泬寥，步虚声彻五云霄。”另有：“莫怪灵章多秘教，上真今日是文人。”［12］275-276共同的宗教信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密切了流徙士人之间的联系，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艰苦的塞外生活，对归乡的无限渴望，使宗教信仰成了流徙士人重要的心灵寄托。方拱乾赦归之日，“收所供佛像入行笥”，回首往事，无限感慨，“礼佛泪犹落，三年困大荒”［12］320。然而，大多数流人却未能有此幸运。在宁古塔滞留20余年后，吴兆骞希冀“承佛力，得与父母骨肉团聚”［1］249的希望已日渐渺茫，遂由求佛转而求人。其与友人书称：“弟今在苦海中，一无所恃，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此时佛亦不能救我，能救我者，亦惟此二三故人耳。惟祈垂悯，叩头！叩头！”［1］262后经“其友宋相国蓼天、徐尚书健庵，醵金赎之，得释归”［13］翁广平《〈松陵四子传〉之一吴汉槎传》，63。但更多的流人，最终结局往往只能是客死塞外。张缙彦流徙宁古塔十年，“年七十余，人老返本，怆然念故乡”，然自度南归无望，必“老死此中”，遂“黜聪明，焚笔砚，吐弃向来所为诗文，守老子外其身而身存之义”［3］47-48，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终老外方庵。

三、开发东北的历史功绩

“死地原生地，穷途非畏途。”［12］34清初流徙士人在塞外苦寒之地，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挫折，积极传承中原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塞外地域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和东北文化的开拓者，对区域文化交融和东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传播中原文化

士人流徙塞外，为研习学问，多会携带一些重要的文化典籍。张缙彦流徙宁古塔，就带去了大量经典和自己撰写刊刻的图书。而吴兆骞“之宁古塔也，独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1］周廷谔《吴兆骞诗附传》，279。据记载，宁古塔当时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纪事本末》《大学衍义》《纲鉴》《皇明通纪纂》［7］卷四，423等图书。清初流徙士人和他们带来的书籍，成为促进冰雪之地文明开化的种子。流徙士人还发挥个人学识才华，在塞外创作诗文、著书立说。其中的重要作品有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吴兆骞的《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词赋协音》等。这些著述多以东北山川地理、历史古迹、风俗物产和个人的流徙生活体验为主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宁古塔期间，张缙彦将旧刻佛经“随义约略，减之又减”，另于“十二部大经中，寻求我佛”，著《金刚随说》《心经》《法华》《药师经》《观音经述旨》等书［3］60-61，阐释佛学思想，传播宗教文化。此外，他还撰写《重安佛顶缘起疏》《募造关帝神像疏》，积极参与相关的宗教活动。流徙士人在塞外多以教书自给，或就家塾，或授义学，“负耒传经，据鞍弦诵”，推动了东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清初流徙士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传播中原文明，使得塞外文风日盛，“冰山雪窖之乡，翻成说礼敦诗之国矣”［19］152。

宋明以降，文人结社之风日盛。清初宁古塔虽僻处塞外，亦有流人结社。康熙四年（1665年）夏，张缙彦集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吴兆骞等“为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使得流徙士人在边塞“穷愁中亦饶有佳况”。七子共为塞外文章之友，谈诗论史，情好殷挚。吴兆骞评议众人诗文风格云：“张坦公先生，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姚琢之诗，如春林翡翠，时炫彩色”；“钱德维议论雄肆，诗格苍老”；“苕中三钱，才笔特妙”［1］卷八，226-227。时人论吴兆骞之诗文，“其苍凉雄丽，如幽燕老将，河洛少年也。其情辞哀艳，如寡妇之夜哭，弱女之捐躯也。其清婉溜亮，忧悱凄惨，如黄莺紫燕之和鸣，老狐断猿之啼啸也”［1］翁广平《〈秋笳附编〉序》，281。七子之会“后以戍役分携，此会遂罢”［1］卷八，226，虽仅存在一年时间，但在东北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明清之际，官宦富商多有家班。张缙彦雅好风流，亦蓄优伶。遣戍宁古塔之时，仍带“有歌姬十人”［7］卷四，423。他“曾作过一部传奇”，还是“拍曲的名手”，在塞外“虽楚囚对吟，过着谪戍的生活，但仍是豪兴不减”，如此“有闲情逸致，到底是缙绅大夫，非寒士所能办到，然而昆弋名曲，下里巴人，都流传到塞北了”［2］276。可见，塞外的戏曲艺术，亦由流徙士人家班的到来而变得更加丰富。张缙彦常邀请文友雅集，并命歌姬歌舞演剧以助兴。吴兆骞《张坦公侍郎斋中观白莲歌》记云：“素裳欲逐鲜飙轻，粉态愁侵晚云湿。”“惆怅边寒易零落，容华倾国谁相怜？”［1］卷三，75欢宴之时，诗人睹景伤情，不免忧人忧己，感叹身世之飘零、韶华之易逝。

清初宁古塔“五谷鲜有”，农产品非常匮乏，流徙士人多需开垦荒地，种植瓜果蔬菜以自给。张缙彦从京城带来很多农作物种子，并将其分给塞外友人。方拱乾以“坦公分蔬子数掬”，作诗记之，“花杂依晴砌，蔬迟趁雨天。都中携种远，马上带根鲜”［12］239。随着流人引进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当地的农产品也逐渐丰富起来。宁古塔“苦寒硗确，五谷鲜有，然近日迁人，比屋而居，黍稷菽麦以及瓜蓏、蔬菜，皆以中土之法治之，其获且倍”［3］54。中原农耕文化在塞外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流人的物质生活，也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挖掘塞外文化

天下之名山大川，“非有贤人君子表彰之，则所为名胜亦不传”。清初东北多无名山水，虽“其佳处宜无让匡庐、雁荡，特以僻陋荒服，不见称于士君子也”。张缙彦至宁古塔后，悠游山水，“所至辄探奇搜奥，觞咏自得”［3］钱志熙《宁古塔山水记序》，3-4，登览之余，慨然曰：“我终日好之而莫为之记，使丹崖碧流，百世之下，且指为穷僻之乡，谓非人所居者，不重负此山水耶！”“乃汇集为《宁古塔山水记》。”［3］钱威《宁古塔山水记序》，1该书是宁古塔地区首部山水志，有开创之功。时人称，“今宁古山水，假公之来而获传于天下后世”［3］钱志熙《宁古塔山水记序》，4。张缙彦“诗文并为一代宗匠”，“鸿博伟俊”［3］36。其记塞外山水，笔势“雄深闳雅”［3］26“点缀叙次，略无遗漏，水色山光，毫端隐现”［3］17。其生花妙笔，使昔日塞外苦寒之地，令人顿生观览之意。其记宁古台，“虽无峻险奇胜，得溪水以助秀气，景色可挹也”［3］13。岸山，“山之秀不在山，在山之石；石之秀不在石，在乎水石之间”［3］14。其言白石崖，“杳冥深郁，乱石相撑”，“心意旷然，不知其尘凡间也”［3］21。洞山泥浆，“塞外灵奇”，“乃不列于洞天福地，游屐亦不及也”［3］18。非真心览胜、心与山水相激悦者，不能发此感怀。其述东京遗迹，“叙次周悉，不遗毫发，盖沈（沉）浸于《左》《史》，而得其□者”［3］12。此外，方拱乾、吴兆骞、钱威、姚其章等人观览“宁古胜概”，也留下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诗文。宁古塔山水文物之盛，正因清初流徙士人的诗文游记而各得其神，共闻于世。

远离中原的边塞生活，为流徙士人观察问题提供了“域外之观”的独特视角，进而形成了对东北事物的独到见解。张缙彦论塞外之山曰：“中外之形，亦天地限之也，故山之理，近可睹而远亦可穷也，常可狎而怪亦可测也。天阙西北，地阙东南，南山多嵚崎而崔峨，北山多庞魄而漫衍。”［3］49其论塞外之水曰：“其盈其涸，其平其险，其直其折，其分其合，皆人力所不与，功之所不必显，利之所不必争，荡荡然，惟见天长地阔、山高水清而已矣！”反观“内地之水，不治则以国为沼，治则又恐以邻为壑，外地之水，治则无修防之费，不治亦无决河之害”。可见内地之水与塞外之水原本无异，只因人力所施，功利所争，以致相害无穷。正所谓“非具域外之观者，孰能明其故也？”［3］50-51

（三）表彰良风善俗

流徙士人虽被遣戍塞外，而忧国忧民、修齐治平初心不改。张缙彦在《宁古风俗论》中指出，宁古塔风俗甚为淳朴，有“孔子所谓先进、野人之风”。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形成，“非有刑法以齐之，教条以道之，官师以督之，率其于睢之性、朴鲁之质，以自成方域之俗耳”。而更重要的是：“洪荒以来，不见中国文治之盛、制作之繁，故无以淫其心而耀其耳目，盘古之气未尽变也。”张缙彦“尝览临潢之墟，涉松花之畔”，对东京故宫昔之“靡丽之习，制作宏伟”，而今之“衰草荒烟，无复人境”的巨变颇多感慨，认为“风俗始于朴啬，朴啬必极于奢靡，奢靡必归于倾败，倾败仍返于朴啬，此古今之大变也”。针对当时宁古塔“迁徙众多，聚五方之人杂处之，而土风亦稍寝坏”的局面，张缙彦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思想，主张：“上之人无务以中国之治治之，但安其居、被其服、食其粒，使弱肉者不强食，而一方已大治矣！”［3］52-53

塞外“穷荒绝域”，“并无中国文字与圣人之书，然其俗好侠重义，亲亲敬老”。张缙彦曾作《三孝义传》，记述宁古塔三位“孝子仁人”的感人事迹。江南金坛人王锡眉，父以事谪戍宁古塔，遂与长兄奔走关外，或为人家佣，或为塾师，以所得薄资“间道寄其父以糊口”。父亡后，“使官火其骸骨以归”。河南沈丘诸生李明寰，以弟犯法，与母同遭流徙。其母病死道中，明寰誓归母骨，遂焚母尸，盛以小匣，负至宁古塔，后乘隙逃归。官吏以“孝子”而“怜之，以无举发者，亦不之问”。山东人苏得时，因主人苏钵伦被诬流徙，携妻所织布数十匹，诈为商贩出关，多方筹谋营救，后买仆代役，“钵伦遂为闲身，比之编民，居宁古自求口食，盖得老仆一人之力也”。张缙彦认为三人孝义之行“洵可风也”［3］62-67，故为之作传，借以表彰孝道义行而激励世俗，实欲使塞外仁义常在、善俗长存。

清初流徙士人，为塞外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思想观念、文化技术、生产生活方式，使东北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是气候也温暖起来，物产也丰富起来，把游牧时代的满洲，变成了农产丰盛的名都，这都是我们流徙东北的人们和当地居民，其中包括满族人民多年经营、创获所得的结果。”［2］272谢国桢追思前贤，感叹说：“哲人往矣，然而无名英雄的不朽精神，和吾国民族的光荣，永远流传在吾国光耀的东北！”［2］216

结 语

流人心态往往决定了其流放期间的生命体验。与历代普通流人相比，张缙彦“安土敦仁”的流人心态是极为独特的。从历史角度看，“士人的山水名胜之游”，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山水、边塞之游，“其意义固然在精神激发与超升，也在其他精神性的发现，包括自我认证”［20］171。不同于清初遗民自我放逐式的主动避地而游，贰臣张缙彦是被动地与宁古塔山水结缘，客观上为他悠游山水、撰著地志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远离中原纷乱朝局，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身心解脱，甚至有一种解放与重生的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流人群体特别是流放文人群体扮演了启迪蒙昧，传播中原文化（实质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综合体的流人文化）的重要历史角色”［17］206，为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艰苦的流放生活，也使他们磨砺了意志，激发了斗志，进而能够有所作为，多所成就。清人评价吴兆骞塞外诗文之工丽，称其之“遣戍也，天亦玉成之而不朽之也”［1］翁广平《〈秋笳附编〉序》，281。若加以历史功绩论，则张缙彦更应作如是观。在艰苦的环境中，适应才能生存，生存才能有所贡献。自古以来，壁立千仞的人物必有其强大的内心与坚韧的意志，面对挫折敢于坚持，面对挑战愈战愈勇。回首过去，茫茫逝者均须纪念；放眼未来，芸芸众生都值得深深期许。

注释

①“清初发往东北的流放，一般称之为‘流徙’。‘流徙’初即为流刑，只是没有流放里数的限制。”参见王云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②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版）为我国的流人史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李兴盛等继续开展流人文化研究，《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其代表作。研究张缙彦流徙东北的相关成果主要有：李兴盛《张坦公及其〈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求是学刊》1984年第5期；李兴盛《再谈张坦公及其〈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黑河学刊》1986年第4期；李兴盛《黑龙江第一部山水记——〈宁古塔山水记〉》，《黑龙江史志》1984年第3期；贾敬颜《张缙彦和他的〈宁古塔山水记〉》，《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5期；王诗瑶《张缙彦流放宁古塔期间作品的文化价值及特点》，《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③“‘将明之才’原是经史语”，出自《诗经·大雅·丞民》《汉书·刑法志》、颜真卿《李光弼神道碑》，“为将王命、明法制之才而已”。“缙彦若以此语颂正宗，其阿谀之意甚明。”清廷“必以此语为‘诡谲’，显系以‘将’为‘扶植’，以‘明’为故明王朝，是则望文生义，全以臆测加罪了”。参见江巨荣：《〈无声戏〉与刘正宗、张缙彦案》，《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④张缙彦称，“以挂（诖）误徙塞外，人皆冤之，丈人独自喜，以为远离人境，不复游方以内矣”。见张缙彦《外方庵记》，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　域外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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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佐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