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知府陈星聚
2009-07-20
来源：黄河文化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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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将其隶属福建省。第二年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随着台湾的开发，光绪元年(1875)，又增设台北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
台北府的开府在光绪三年(1877)。当年和第二年，清廷任命向熹、林达泉为知府，但向熹并未到任，林达泉时为台湾知府试署台北，真正到任是光绪五年(1879)初任命的陈星聚，故史称陈星聚为台北首任知府。
一、为政简史
陈星聚字耀堂，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生于河南省临颍县城西小陈村。因曾任台北知府，死后追封为道台，后人怀念其德，尊称其为“陈官”，村子也因而易名为“台陈村”，现为台陈镇镇政府所在地。
陈星聚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举人，时年32岁，候缺在乡。咸丰十年(1860)，捻军势力北扩，大军道经临颍，百姓闻讯惊恐，于是，陈星聚出资组织乡团，在保村的同时，又全力支援守护县城，从而使县城一带未遭劫掠。
同治三年(1864)，朝廷选授陈星聚为县令，首任为福建顺昌县。时顺昌贼人猖獗，兵痞凶顽，土豪横暴，百姓深受其苦。陈星聚到任伊始，便召集吏胥乡老宣示法度，实施训规。民国二十五年重修的《顺昌县志》卷15“职官•知县”一节，对陈星聚的政声有简略的记载，曰：“陈星聚，道光己酉举人，河南人，同治三年任，兴利除弊，政绩颇多。”陈星聚在顺昌的作为，深为一贯做事雷厉风行的左宗棠所称赞，并向有司推荐，交军机处记名升用。
之后，陈星聚又分别任过闽县、建安(今建瓯)、仙游、古田等地知县。他在任闽县知县时，从清理积案入手，法不阿贵，平反冤狱，受到百姓称颂，赞其为“纯儒良吏”。当时在闽的英国、法国人无理要求在闽县海口修建炮台，考虑到这将严重影响我国海防的安全，陈星聚据理驳斥，当面提出抗议并加以制止。但这不仅开罪了“洋大人”，也有违于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于是，陈星聚被调离该县，到仙游县为令。
同治十年(1871)，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至古田后，他接到当地乡民举报，言粮官在征收田赋时，暗中在秤上捣鬼，多收粮谷，从中渔利，坑害百姓。他经过私访查实后，将几个多年来为非作歹、中饱私囊的“硕鼠”严加惩处。在挑试选拔童子军时，他不论家庭穷富，要求一律按条件上报，使很多出身寒门的贫民子弟得以入选，从而保证了这支地方武装力量的后备人才生气勃勃。对此，《古田县志》予以很高的评价，曰：“莅事精明，存心慈恺。甫至，厘剔粮胥，积弊豁然清。试童子军，关防严密，无敢作奸。所拔多宿学寒门。为政宽严并济，泽下于民。”
清代后期，台湾官员多从福建选调，同治十二年(1873)，陈星聚升补淡水厅(在今台北县境)同知。淡水厅同知的全称为“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正五品。时淡水厅辖北从基隆南到嘉义的广大地区，淡水同知实为北台湾地区的父母官，全面负责该地区的政务与军事。时淡水突出的问题是治安状况不好，尤其是三角湾、大嵙崁地区。陈星聚到任后，即从缉匪擒盗入手，很快抓获匪首吴阿来及其同伙，并予以严惩，境内匪贼或敛或藏，盗风遂止。据清光绪二十年沈茂荫《苗栗县志》卷8载：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庚辰，淡水厅同知陈星聚、游击乐文祥擒鸡笼山土寇吴阿来，斩之。初，吴阿来及其弟富聚匪徒邱阿郎等肆毒居民，几无暇日。因掳萧羌梏死，台湾道夏纶饬地方官剿办在案，未经举行。于光绪二年闰五月间，吴阿富率匪徒掳掠居民，被芎、中、七庄乡勇铳毙；而吴阿来遂聚匪徒攻芎、中、七三庄，不克，还而断绝水源。三庄人赴淡水厅告急，同知陈星聚委大甲司许其棻勘验。甫至鸡笼山，吴阿来率匪围之。大甲司走脱，奔告游击乐文祥，因会营到地剿办。六月间，进兵鸡笼山，相拒十余日，擒获匪党邱阿郎，斩之。吴阿来仍复坚其营垒。会天霖雨，匪徒多受病，至七日，擒获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之后，陈星聚一方面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和海上捕捞，一方面发展商业和教育，不仅添设了义塾，多收了生员，还为原有书院增加了经费。为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又筹银生息，以资不足。同时还创建了一所养济院，对无力自养的鳏寡孤独残进行收养。
台湾苗栗县原属淡水厅，故光绪二十年《苗栗县志》卷14为陈星聚立有传，其中曰：“以军功保举知县，升补淡水厅同知。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同治□年，议筹番银二千圆，交殷绅生息，每届乡试，视厅属应试之人数多少，将所入利息照数分摊，至今，子士犹沾润焉。”
光绪二年(1876)末，陈星聚调任为鹿港厅(在今台湾彰化境)同知。四年(1878)初，又回任淡水(见《苗栗县志》卷12：陈星聚，河南许州临颍县人，举人。同治十二年任。林达泉，广东大埔人，举人。陈星聚见上，光绪四年回任)，时清政府对台湾建制进行变动，裁去淡水厅。不久任命陈星聚为台北知府。
陈星聚任知府期间，很重视教育和发现人才。光绪六年(1880)，他将台北考棚加以扩改，建为书院，并起名为“登瀛书院”。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正常运行，特聘台北府儒学教授陈季芳兼任院长，管理工作则直属知府。时淡水佳腊庄人杨克彰，读书精大义，所为文章，尽扫陈言，为同辈传诵。艋舺黄氏请其设教于祠，距家六七里，杨克彰为人至孝，因事其母，每夕必归，风雨无间。克彰为教30年，培育了不少人才，其中江呈辉、黄希尧、谢维岳、杨铭鼎等人尤为出类拔萃，嗣为学海、登瀛两书院监督。陈星聚闻其事迹后，立即将之推荐为孝廉方正。杨克彰因母年迈固辞，敦促再三而终不能改其志，陈星聚为此惋惜不已。为继承和光大传统文化，陈星聚在台北府城设计和兴建时，即把文庙和武庙的建设列入了整个规划之中。文武二庙皆在府城南门之侧，坐北面南，左文右武。两任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刘璈对文武庙的兴建都很支持并亲自督办。文庙即后来的孔庙，光绪七年(1881)即完成了大成殿、仪门与崇圣祠的修建。第二年，在仕绅捐助下，又修造了礼门、义路、棂星门、泮池及万仞宫墙，至光绪十年(1884)全面峻工。至此，台北学人每年于孔子生日之时，在此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二、建设台北
陈星聚在台北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其中最突出的兴修水利、修建台北府城和抗击法国殖民军的入侵。
1、治理大甲溪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台，对一向不很重视台湾防务的清廷来说，不啻为猛击一掌，头脑清醒了许多，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性有了新的认识。于是积极调兵遣将，亡羊补牢，倭寇见势而退。而清政府却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换来了一纸《中日北京条约》。此后，在沈葆祯、丁日昌的极力促使之下，台湾防务有所加强。沈、丁去世之后，台事又陷入滞局。日本及西方殖民者见此又蠢蠢欲动。
为改变台防不力的局面，光绪七年(1881)四月，清廷任命贵州巡抚兼总督之职的岑毓英为福建巡抚，督办台湾防务。7月30日，52岁的岑毓英抵达福州。同来的还有何秀林、蔡标、雷应山、丁槐等将领及2000名兵丁，并有8门开花铜炮。到任之后，岑毓英又立即由五虎口渡海到基隆，再到台湾府城。接着从台北出发，先后到淡水、新竹、彰化、嘉义等地查看，同时勘验炮台，布署防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勘察和征询，岑毓英明确提出了加强台防的指导思想：“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这一思想打破了单纯军事防御观念，在优先考虑政治的前提下，将经济与军事并提，符合当时台湾时情。
大甲溪是台北的一条较大河流，但因从未治理过，因而年年汛期瀑涨时泛滥成灾。光绪二十年沈茂荫所修《苗粟县志》卷二载：“大甲溪：在三堡大甲土堡南门外，距县南五十六里。其源出台湾县之水底寮。……由水底寮算起，计五十余里入海。溪阔三、四里……一遇暴雨，则水势汹涌横流不可涉，行人每为所阻。”陈星聚在陪其视察过程中，萌生了借助上峰力量治理大甲溪的想法。8月16日，岑毓英回到台北。陈星聚陪同他视察大甲溪，并说:每年雨季到来时，大甲溪山洪爆发，冲决堤岸，淹没村庄和良田，年年有死人现象发生，已成地方大患，应予治理。
当时正是雨水季节，湍流的溪水汹涌澎湃。岑毓英随众登上峡谷之巅，仔细察看了一番。面对2公里宽的浩淼水面，岑毓英对陈星聚的想法表示同意，并建议挖河清石，用铁丝或竹子编笼，将乱石装入，筑成'八’字形喇叭状长堤，既可将上游来水约束在溪中，缓缓泄入大海，也可适当蓄水，凿渠修堰，引水浇灌两岸之田。一直陪同视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见岑毓英如此务实，也表示，筑坝所用竹篾铁丝诸物及资费，可从台湾、台北两府旧存海防经费支出。岑毓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冬季应能开工。之后，陈星聚还向岑毓英汇报了建造台北府城之事，并带领岑毓英到台北府彰化县的桥仔头(又叫桥孜图)考察。岑毓英见这里地势开阔平坦，不仅背山面海，而且其状又类八卦，还有溪流经过，处于台湾岛的中部偏北位置，在此外修建省会，很是合适。他对随行的臬司(按察使)张梦元、台澎镇总兵吴光亮说：修城之事你们暂时还无暇顾及，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分路屯兵，严守陆地；其次是抓紧添营扎垒，抢修海口，加固炮台。又对台湾知府袁开柝和陈星聚说：你们在台数年，政绩荦荦，修城之事，就托付二位大人吧。岑毓英还表示，资金问题，一方面他会想些办法筹措，但也可约见富商乡绅，争取他们有所捐资。
当年的11月22日岑毓英亲自到大甲溪工地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之后，在陈星聚等人的具体组织下，经过100多天的奋战，于光绪八年(1882)3月初，一座长620多丈、高1丈余、宽4丈多的大堤正式竣工。当地百姓见此，无不慨叹称颂。按照陈星聚的想法，大甲溪的疏浚与治理后，不仅使两岸的荒地得到了开垦，田地得到了浇灌，又使台湾南北交通得以改善，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提高了台湾的防卫能力。可惜的是，大堤虽然修成，但由于缺乏经验，对汛期的水量及破坏力估计不够，大堤的基础仍不够深厚，第二年汛期时又遇特大洪水，数月不退，大堤等损坏严重。《苗粟县志》卷二：“光绪七年，巡抚岑公毓英悯行旅跋涉艰难，即于此修筑石壆、架造桥梁，以便行旅。计费番洋数万元，迨其明年，大雨淋漓，溪水浩潮几阅月，而所造冲流几无存矣”
2、修建台北府城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日，清廷根据沈葆桢六月的奏案，批准撤淡水厅、废艋舺县丞，设台北府，下属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因台北府暂无府治，府治及行政官署暂设原新竹县下属的淡水厅。光绪三年(1877)，试署知府林达泉曾提出规划台北府城之议，并进行了部分实地考察，但终因经费短缺及地方纷争，未能实施。不久，林达泉病逝。光绪四年(1878)陈星聚调任台北首任知府，光绪五年(1879)，台北正式开府，新竹与淡水正式分治，陈星聚这才又重新开始了台北府城新的筹划，并初步标定了城基与街道。考虑到府城新址在艋舺与大稻埕之间，地处于台北盆地，地质松软，城墙之基必须用石才能保其永固。但这就需要更多的经费。
光绪七年(1881)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岑毓英的到来与拍板，大大加速了修建进程。陈星聚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对台北府城进行了初步设计，并说明城墙要以石为基。之后将规划图交台湾兵备道刘璈审查，经过刘璈的更改，规划进一步完整和具体化了，最后由岑毓英审定。深信风水的刘璈认为岑毓英所定南北轴线直对大屯山，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犯了“五凶”，故将城基略转向东北旋十三度，使城内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不偏不倚，与玉皇大帝、北极星君完全一致。这就是城内街道与城墙不平行的原因。陈星聚也懂风水，但他认为重要的是城固池坚，故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墙的质量、炮台的设置及经费，对刘璈的改动表示同意，同时建议城门门洞可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光绪八年(1882)一月二十二日，台北府城建设工程正式动工。在陈星聚的指挥和具体策划下，所有资费除各县分派之外，富商大绅也纷纷响应号召，解囊捐助。全台首富林维源(1818～1905)与厦门人李春生一起，捐资兴建了“千秋”和“建昌”两条街，吸引了很多商户到此开办商行店铺，在台北的繁荣中起到了表率作用。由于当时修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外患，因而在营建过程中，添加炮台、营碉诸事也一并进行。
经过陈星聚、刘璈等人两年多时日的辛苦经营，耗资白银42万两、中国历史上最后依风水而建的石城杰作———台北府城，于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顺利竣工。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12丈(1236米)，东西宽340丈(1020米)，城墙高1丈8尺，厚1丈2尺。城墙外侧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府城设城门5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三门分别曰景福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台北府城的及时修建，为其后抗击法军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台北抗法
1、基隆、淡水抗法
1883年12月(光绪九年十一月)，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下令进攻驻扎在越南境内的清军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此战以清廷失败终结。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法国侵略者一方面诬蔑清政府不执行条约，一方面进行军事挑衅。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法国茹费理政府以最后通谍的方式，要清政府赔款2.5亿法郎，第二日又电令孤拔派舰艇到福州、基隆进行威胁。
时台湾有守军40营，兵力不足。驻守台南安平的兵备道刘璈早有准备，筑炮台，修营垒，购置枪炮、水雷，积极进行防御。孤拔军舰抵安平时曾通过英国驻台领事见到了刘璈，出言不逊进行军事讹诈，威胁说：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刘璈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地答道：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见此早有准备，且有31营兵驻守，便离开台南，直扑基隆、淡水(沪尾)和台北。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卫指挥和抵御法军的入侵，6月26日，清廷特诏“刘铭传著赏加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
刘铭传为李鸿章手下一员大将，曾任直隶总督，1868年奉旨督办过陕西军务。清廷为使刘铭传全力督办台湾事务，在授予其福建巡抚之职时，特加兵部尚书衔。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支援台湾作好抗法准备，从所筹饷银中拿出2万两送刘铭传，并支援洋枪1400支，子弹52万发，火药600桶。时在台北的陈星聚闻讯，也号召台北军民全力准备，随时给入侵者以痛击。刘铭传于7月16日(闰五月二十四)以福建巡抚的身份抵达台湾，经过考察，决定以基隆为防御重点，同时加强了淡水、台北的防务。
7月31日，孤拔奉命进攻基隆。8月4日(六月十四)，在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领下，侵略者战舰炮击基隆。刘铭传亲临前线指挥反击，炮火击中敌舰两艘。法军凭借炮火威力，占领了港口。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刘铭传感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第二天，他命令总兵曹志忠以退为进，撤出阵地，诱敌上岸，出其不意地对进入埋伏圈之敌三面夹击，法军手忙脚乱，死伤100多人，一中队长被击毙，溃退时又溺死于海水中多人。清军生擒敌兵1人，缴得大炮4门和帐篷数十顶，取得了胜利。
法军在台受挫后，退到马祖，并利用海上快速转移的优势，于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对福州马江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毫无准备，清军11艘战舰全部被击沉，死伤官兵1000余人，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26日，清政府在国内强大压力下对法宣战。
法军在稍事休整后，又集中全力进攻台湾。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二)，孤拔率军舰5艘进攻基隆，意在尽快使军舰得到岸上的煤炭补给；利士比率军舰3艘进攻淡水，意在威胁台北府。10月1日(八月十三)，孤拔率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并攻占了基隆，之后又分出兵力与利士比一起攻击淡水(沪尾)。鉴于淡水距离屯集辎重粮饷的台北仅30里，淡水若有所失则必然影响台湾全局。刘铭传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孤注一掷，下令基隆守军立即驰援淡水。法军攻占基隆后，也回师支援淡水。10月8日，法军在淡水登陆。淡水3000守军在总兵孙开华与章高元、刘朝孤等人指挥下，士气高昂，仍用“地营”的伏击之法，诱敌进入埋伏圈中。双方在丛林中短兵相接，法军不惯陆战，被台湾军民击杀100余人，陆战队司令方丹首级被割，残部狼狈逃回舰上。法军见大势已去，遂退向基隆。
淡水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使抗法保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法军占领基隆后，遭到当地军民的抗击。1895年1月、3月的两次月眉山交锋，双方激烈战斗，死伤惨重。法国政府见法军无法在台湾立足，于3月29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三)，攻占了澎湖。不料当年夏天疾疫流行，法军近千名士兵染病身亡，孤拔也因而命丧黄泉。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谅山取得抗法大捷，全线击溃法军。侵略者见损失惨重，胜利无望，表示愿意停战议和。清政府惧怕法军占领台湾，也“乘胜即收”。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95年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合订越南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开放蒙自、龙州为通商口岸，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
2、台北保卫战
台北保卫战是陈星聚在刘铭传指挥下抗击法军殖民者入侵台湾的重要一役。
台北府城虽然已经建成，但尚未经受战火考验。为确保台北无虞，在基隆、淡水(沪尾)屡遭攻打下，陈星聚丝毫不敢懈怠，他未雨绸缪，进一步加固城池、增加炮台，并亲率军民日夜巡防。在知府的影响与感召下，台北绅士林维源先后捐银70万两，陈星聚将其全部用于购置守城武器。
为增强守卫能力，陈星聚还向奉命驻守台北的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提出建议：在百姓中招募义勇军。台北百姓纷纷响应，不久，便有数千人报名。经过挑选，募民军1500人，由台北府自备军械，交哨官奚松林统领。
法国殖民军10月1日占领基隆后，经过休整，气焰更加嚣张，一方面集中兵力攻打台北之门户淡水，一方面派兵攻打台北。当时台北方面兵力十分单薄，淡水只有孙开华部湘军两个营，形势不容乐观。刘铭传亲自在淡水指挥，陈星聚负责台北的防卫。虽然陈星聚此时年已67岁且身患有疾，但面对来犯之敌，他精神却格外抖擞，日夜在城头巡守。他对守城的将士说，洋鬼子不可怕，洋枪洋炮威力也有限，只要大家众志成城，就能打败红毛鬼子。由于台北备战较早，军需充裕，军民士气高昂，大家同仇敌忾，誓与城池共存亡，因而虽守如攻，非常主动。
但陈星聚也作好了台北失守的准备。在形势最危急的那天，他将自己的妻子、女儿叫到跟前，神情严肃地对他们说：洋鬼子可能疯了，不要命地进攻。如果城墙倒塌，台北就会不保。如果台北不保，他就会与红毛鬼子在城头同归于尽，不可能再回到后衙家中。此后，陈星聚三天四夜未曾归衙。刘铭传深知淡水的重要性，在法军调兵遣将的同时，急速将兵力调至淡水，并进行了精心的部署。10月8日，当法军再一次向淡水发动进攻时，清军采用以逸待劳法，在山岗和树林中预设阵地，部署伏兵。当法军进入埋伏圈后，清军呼啸而出，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夹击，火力十分猛烈。法军立即乱了阵脚，胡乱开枪，四散奔向海滩，逃向军舰。此战共击毙法军300余人，砍杀25人，俘获14人。遭此溃败后，法军惊魂难定，再也不敢上岸，只能以舰只封锁淡水河口。台北保卫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积劳成疾，加之背上毒疽发作，心情忧郁，陈星聚从此一卧不起。光绪十一年(1885)夏，病势加重而逝，终年68岁。
四、乡梓传芳
陈星聚病逝任上，台北士人闻讯大恸，清廷为彰其德，追封陈星聚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作为一位勤政、爱民、清廉、爱国的民族英雄，陈星聚的英名永远刻在了闽台及故乡的大地上，台北为其修建了“陈公祠”，年年追祀；《顺昌县志》、《古田县志》、《临颍县志》(民国二年版卷8《前哲》)均载其事迹，连横《台湾通史》中还专门立传。
陈星聚逝世后不久，由其部属及家人抚榇，将其遗体渡海至闽，再由水路至浙江，之后沿大运河北上，再转内河至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又陆行数十里至故里。其墓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五年(1889)落成。
20世纪50年代末，陈官陵园遭到破坏，80年代之后又陆续有所恢复。
2008年3月31日，徐光春就省文化厅所呈《关于陈星聚墓园保护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把陈星聚墓园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促进祖国统一的平台、弘扬中原文化的载体、推动旅游发展的景观。
扩建后的陵园占地近两公顷，大殿、牌坊及石雕质朴大气，并建《台北知府陈星聚纪念馆》。工程总投资1600多万元，2008年底全部竣工。
2009年3月31日，陈星聚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暨开馆典礼，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讲话中盛赞陈星聚在台湾的功绩，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席庆典并为纪念馆题辞：“德泽台北，保家卫国，亲民至善，河南之光”。
1、《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台湾)国家图书馆，2003年。
2、连横《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3、《苗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59种》，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4、《淡水厅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书局，1984年。
作者：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台北府的开府在光绪三年(1877)。当年和第二年，清廷任命向熹、林达泉为知府，但向熹并未到任，林达泉时为台湾知府试署台北，真正到任是光绪五年(1879)初任命的陈星聚，故史称陈星聚为台北首任知府。
一、为政简史
陈星聚字耀堂，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生于河南省临颍县城西小陈村。因曾任台北知府，死后追封为道台，后人怀念其德，尊称其为“陈官”，村子也因而易名为“台陈村”，现为台陈镇镇政府所在地。
陈星聚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举人，时年32岁，候缺在乡。咸丰十年(1860)，捻军势力北扩，大军道经临颍，百姓闻讯惊恐，于是，陈星聚出资组织乡团，在保村的同时，又全力支援守护县城，从而使县城一带未遭劫掠。
同治三年(1864)，朝廷选授陈星聚为县令，首任为福建顺昌县。时顺昌贼人猖獗，兵痞凶顽，土豪横暴，百姓深受其苦。陈星聚到任伊始，便召集吏胥乡老宣示法度，实施训规。民国二十五年重修的《顺昌县志》卷15“职官•知县”一节，对陈星聚的政声有简略的记载，曰：“陈星聚，道光己酉举人，河南人，同治三年任，兴利除弊，政绩颇多。”陈星聚在顺昌的作为，深为一贯做事雷厉风行的左宗棠所称赞，并向有司推荐，交军机处记名升用。
之后，陈星聚又分别任过闽县、建安(今建瓯)、仙游、古田等地知县。他在任闽县知县时，从清理积案入手，法不阿贵，平反冤狱，受到百姓称颂，赞其为“纯儒良吏”。当时在闽的英国、法国人无理要求在闽县海口修建炮台，考虑到这将严重影响我国海防的安全，陈星聚据理驳斥，当面提出抗议并加以制止。但这不仅开罪了“洋大人”，也有违于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于是，陈星聚被调离该县，到仙游县为令。
同治十年(1871)，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至古田后，他接到当地乡民举报，言粮官在征收田赋时，暗中在秤上捣鬼，多收粮谷，从中渔利，坑害百姓。他经过私访查实后，将几个多年来为非作歹、中饱私囊的“硕鼠”严加惩处。在挑试选拔童子军时，他不论家庭穷富，要求一律按条件上报，使很多出身寒门的贫民子弟得以入选，从而保证了这支地方武装力量的后备人才生气勃勃。对此，《古田县志》予以很高的评价，曰：“莅事精明，存心慈恺。甫至，厘剔粮胥，积弊豁然清。试童子军，关防严密，无敢作奸。所拔多宿学寒门。为政宽严并济，泽下于民。”
清代后期，台湾官员多从福建选调，同治十二年(1873)，陈星聚升补淡水厅(在今台北县境)同知。淡水厅同知的全称为“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正五品。时淡水厅辖北从基隆南到嘉义的广大地区，淡水同知实为北台湾地区的父母官，全面负责该地区的政务与军事。时淡水突出的问题是治安状况不好，尤其是三角湾、大嵙崁地区。陈星聚到任后，即从缉匪擒盗入手，很快抓获匪首吴阿来及其同伙，并予以严惩，境内匪贼或敛或藏，盗风遂止。据清光绪二十年沈茂荫《苗栗县志》卷8载：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庚辰，淡水厅同知陈星聚、游击乐文祥擒鸡笼山土寇吴阿来，斩之。初，吴阿来及其弟富聚匪徒邱阿郎等肆毒居民，几无暇日。因掳萧羌梏死，台湾道夏纶饬地方官剿办在案，未经举行。于光绪二年闰五月间，吴阿富率匪徒掳掠居民，被芎、中、七庄乡勇铳毙；而吴阿来遂聚匪徒攻芎、中、七三庄，不克，还而断绝水源。三庄人赴淡水厅告急，同知陈星聚委大甲司许其棻勘验。甫至鸡笼山，吴阿来率匪围之。大甲司走脱，奔告游击乐文祥，因会营到地剿办。六月间，进兵鸡笼山，相拒十余日，擒获匪党邱阿郎，斩之。吴阿来仍复坚其营垒。会天霖雨，匪徒多受病，至七日，擒获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之后，陈星聚一方面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和海上捕捞，一方面发展商业和教育，不仅添设了义塾，多收了生员，还为原有书院增加了经费。为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又筹银生息，以资不足。同时还创建了一所养济院，对无力自养的鳏寡孤独残进行收养。
台湾苗栗县原属淡水厅，故光绪二十年《苗栗县志》卷14为陈星聚立有传，其中曰：“以军功保举知县，升补淡水厅同知。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同治□年，议筹番银二千圆，交殷绅生息，每届乡试，视厅属应试之人数多少，将所入利息照数分摊，至今，子士犹沾润焉。”
光绪二年(1876)末，陈星聚调任为鹿港厅(在今台湾彰化境)同知。四年(1878)初，又回任淡水(见《苗栗县志》卷12：陈星聚，河南许州临颍县人，举人。同治十二年任。林达泉，广东大埔人，举人。陈星聚见上，光绪四年回任)，时清政府对台湾建制进行变动，裁去淡水厅。不久任命陈星聚为台北知府。
陈星聚任知府期间，很重视教育和发现人才。光绪六年(1880)，他将台北考棚加以扩改，建为书院，并起名为“登瀛书院”。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正常运行，特聘台北府儒学教授陈季芳兼任院长，管理工作则直属知府。时淡水佳腊庄人杨克彰，读书精大义，所为文章，尽扫陈言，为同辈传诵。艋舺黄氏请其设教于祠，距家六七里，杨克彰为人至孝，因事其母，每夕必归，风雨无间。克彰为教30年，培育了不少人才，其中江呈辉、黄希尧、谢维岳、杨铭鼎等人尤为出类拔萃，嗣为学海、登瀛两书院监督。陈星聚闻其事迹后，立即将之推荐为孝廉方正。杨克彰因母年迈固辞，敦促再三而终不能改其志，陈星聚为此惋惜不已。为继承和光大传统文化，陈星聚在台北府城设计和兴建时，即把文庙和武庙的建设列入了整个规划之中。文武二庙皆在府城南门之侧，坐北面南，左文右武。两任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刘璈对文武庙的兴建都很支持并亲自督办。文庙即后来的孔庙，光绪七年(1881)即完成了大成殿、仪门与崇圣祠的修建。第二年，在仕绅捐助下，又修造了礼门、义路、棂星门、泮池及万仞宫墙，至光绪十年(1884)全面峻工。至此，台北学人每年于孔子生日之时，在此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二、建设台北
陈星聚在台北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其中最突出的兴修水利、修建台北府城和抗击法国殖民军的入侵。
1、治理大甲溪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侵台，对一向不很重视台湾防务的清廷来说，不啻为猛击一掌，头脑清醒了许多，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性有了新的认识。于是积极调兵遣将，亡羊补牢，倭寇见势而退。而清政府却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换来了一纸《中日北京条约》。此后，在沈葆祯、丁日昌的极力促使之下，台湾防务有所加强。沈、丁去世之后，台事又陷入滞局。日本及西方殖民者见此又蠢蠢欲动。
为改变台防不力的局面，光绪七年(1881)四月，清廷任命贵州巡抚兼总督之职的岑毓英为福建巡抚，督办台湾防务。7月30日，52岁的岑毓英抵达福州。同来的还有何秀林、蔡标、雷应山、丁槐等将领及2000名兵丁，并有8门开花铜炮。到任之后，岑毓英又立即由五虎口渡海到基隆，再到台湾府城。接着从台北出发，先后到淡水、新竹、彰化、嘉义等地查看，同时勘验炮台，布署防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勘察和征询，岑毓英明确提出了加强台防的指导思想：“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这一思想打破了单纯军事防御观念，在优先考虑政治的前提下，将经济与军事并提，符合当时台湾时情。
大甲溪是台北的一条较大河流，但因从未治理过，因而年年汛期瀑涨时泛滥成灾。光绪二十年沈茂荫所修《苗粟县志》卷二载：“大甲溪：在三堡大甲土堡南门外，距县南五十六里。其源出台湾县之水底寮。……由水底寮算起，计五十余里入海。溪阔三、四里……一遇暴雨，则水势汹涌横流不可涉，行人每为所阻。”陈星聚在陪其视察过程中，萌生了借助上峰力量治理大甲溪的想法。8月16日，岑毓英回到台北。陈星聚陪同他视察大甲溪，并说:每年雨季到来时，大甲溪山洪爆发，冲决堤岸，淹没村庄和良田，年年有死人现象发生，已成地方大患，应予治理。
当时正是雨水季节，湍流的溪水汹涌澎湃。岑毓英随众登上峡谷之巅，仔细察看了一番。面对2公里宽的浩淼水面，岑毓英对陈星聚的想法表示同意，并建议挖河清石，用铁丝或竹子编笼，将乱石装入，筑成'八’字形喇叭状长堤，既可将上游来水约束在溪中，缓缓泄入大海，也可适当蓄水，凿渠修堰，引水浇灌两岸之田。一直陪同视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见岑毓英如此务实，也表示，筑坝所用竹篾铁丝诸物及资费，可从台湾、台北两府旧存海防经费支出。岑毓英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冬季应能开工。之后，陈星聚还向岑毓英汇报了建造台北府城之事，并带领岑毓英到台北府彰化县的桥仔头(又叫桥孜图)考察。岑毓英见这里地势开阔平坦，不仅背山面海，而且其状又类八卦，还有溪流经过，处于台湾岛的中部偏北位置，在此外修建省会，很是合适。他对随行的臬司(按察使)张梦元、台澎镇总兵吴光亮说：修城之事你们暂时还无暇顾及，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分路屯兵，严守陆地；其次是抓紧添营扎垒，抢修海口，加固炮台。又对台湾知府袁开柝和陈星聚说：你们在台数年，政绩荦荦，修城之事，就托付二位大人吧。岑毓英还表示，资金问题，一方面他会想些办法筹措，但也可约见富商乡绅，争取他们有所捐资。
当年的11月22日岑毓英亲自到大甲溪工地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之后，在陈星聚等人的具体组织下，经过100多天的奋战，于光绪八年(1882)3月初，一座长620多丈、高1丈余、宽4丈多的大堤正式竣工。当地百姓见此，无不慨叹称颂。按照陈星聚的想法，大甲溪的疏浚与治理后，不仅使两岸的荒地得到了开垦，田地得到了浇灌，又使台湾南北交通得以改善，这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提高了台湾的防卫能力。可惜的是，大堤虽然修成，但由于缺乏经验，对汛期的水量及破坏力估计不够，大堤的基础仍不够深厚，第二年汛期时又遇特大洪水，数月不退，大堤等损坏严重。《苗粟县志》卷二：“光绪七年，巡抚岑公毓英悯行旅跋涉艰难，即于此修筑石壆、架造桥梁，以便行旅。计费番洋数万元，迨其明年，大雨淋漓，溪水浩潮几阅月，而所造冲流几无存矣”
2、修建台北府城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日，清廷根据沈葆桢六月的奏案，批准撤淡水厅、废艋舺县丞，设台北府，下属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因台北府暂无府治，府治及行政官署暂设原新竹县下属的淡水厅。光绪三年(1877)，试署知府林达泉曾提出规划台北府城之议，并进行了部分实地考察，但终因经费短缺及地方纷争，未能实施。不久，林达泉病逝。光绪四年(1878)陈星聚调任台北首任知府，光绪五年(1879)，台北正式开府，新竹与淡水正式分治，陈星聚这才又重新开始了台北府城新的筹划，并初步标定了城基与街道。考虑到府城新址在艋舺与大稻埕之间，地处于台北盆地，地质松软，城墙之基必须用石才能保其永固。但这就需要更多的经费。
光绪七年(1881)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岑毓英的到来与拍板，大大加速了修建进程。陈星聚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对台北府城进行了初步设计，并说明城墙要以石为基。之后将规划图交台湾兵备道刘璈审查，经过刘璈的更改，规划进一步完整和具体化了，最后由岑毓英审定。深信风水的刘璈认为岑毓英所定南北轴线直对大屯山，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犯了“五凶”，故将城基略转向东北旋十三度，使城内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不偏不倚，与玉皇大帝、北极星君完全一致。这就是城内街道与城墙不平行的原因。陈星聚也懂风水，但他认为重要的是城固池坚，故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墙的质量、炮台的设置及经费，对刘璈的改动表示同意，同时建议城门门洞可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光绪八年(1882)一月二十二日，台北府城建设工程正式动工。在陈星聚的指挥和具体策划下，所有资费除各县分派之外，富商大绅也纷纷响应号召，解囊捐助。全台首富林维源(1818～1905)与厦门人李春生一起，捐资兴建了“千秋”和“建昌”两条街，吸引了很多商户到此开办商行店铺，在台北的繁荣中起到了表率作用。由于当时修城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外患，因而在营建过程中，添加炮台、营碉诸事也一并进行。
经过陈星聚、刘璈等人两年多时日的辛苦经营，耗资白银42万两、中国历史上最后依风水而建的石城杰作———台北府城，于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顺利竣工。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12丈(1236米)，东西宽340丈(1020米)，城墙高1丈8尺，厚1丈2尺。城墙外侧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府城设城门5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三门分别曰景福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台北府城的及时修建，为其后抗击法军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台北抗法
1、基隆、淡水抗法
1883年12月(光绪九年十一月)，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下令进攻驻扎在越南境内的清军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此战以清廷失败终结。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法国侵略者一方面诬蔑清政府不执行条约，一方面进行军事挑衅。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法国茹费理政府以最后通谍的方式，要清政府赔款2.5亿法郎，第二日又电令孤拔派舰艇到福州、基隆进行威胁。
时台湾有守军40营，兵力不足。驻守台南安平的兵备道刘璈早有准备，筑炮台，修营垒，购置枪炮、水雷，积极进行防御。孤拔军舰抵安平时曾通过英国驻台领事见到了刘璈，出言不逊进行军事讹诈，威胁说：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刘璈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地答道：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见此早有准备，且有31营兵驻守，便离开台南，直扑基隆、淡水(沪尾)和台北。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卫指挥和抵御法军的入侵，6月26日，清廷特诏“刘铭传著赏加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
刘铭传为李鸿章手下一员大将，曾任直隶总督，1868年奉旨督办过陕西军务。清廷为使刘铭传全力督办台湾事务，在授予其福建巡抚之职时，特加兵部尚书衔。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支援台湾作好抗法准备，从所筹饷银中拿出2万两送刘铭传，并支援洋枪1400支，子弹52万发，火药600桶。时在台北的陈星聚闻讯，也号召台北军民全力准备，随时给入侵者以痛击。刘铭传于7月16日(闰五月二十四)以福建巡抚的身份抵达台湾，经过考察，决定以基隆为防御重点，同时加强了淡水、台北的防务。
7月31日，孤拔奉命进攻基隆。8月4日(六月十四)，在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领下，侵略者战舰炮击基隆。刘铭传亲临前线指挥反击，炮火击中敌舰两艘。法军凭借炮火威力，占领了港口。面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刘铭传感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第二天，他命令总兵曹志忠以退为进，撤出阵地，诱敌上岸，出其不意地对进入埋伏圈之敌三面夹击，法军手忙脚乱，死伤100多人，一中队长被击毙，溃退时又溺死于海水中多人。清军生擒敌兵1人，缴得大炮4门和帐篷数十顶，取得了胜利。
法军在台受挫后，退到马祖，并利用海上快速转移的优势，于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三)对福州马江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毫无准备，清军11艘战舰全部被击沉，死伤官兵1000余人，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26日，清政府在国内强大压力下对法宣战。
法军在稍事休整后，又集中全力进攻台湾。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二)，孤拔率军舰5艘进攻基隆，意在尽快使军舰得到岸上的煤炭补给；利士比率军舰3艘进攻淡水，意在威胁台北府。10月1日(八月十三)，孤拔率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并攻占了基隆，之后又分出兵力与利士比一起攻击淡水(沪尾)。鉴于淡水距离屯集辎重粮饷的台北仅30里，淡水若有所失则必然影响台湾全局。刘铭传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孤注一掷，下令基隆守军立即驰援淡水。法军攻占基隆后，也回师支援淡水。10月8日，法军在淡水登陆。淡水3000守军在总兵孙开华与章高元、刘朝孤等人指挥下，士气高昂，仍用“地营”的伏击之法，诱敌进入埋伏圈中。双方在丛林中短兵相接，法军不惯陆战，被台湾军民击杀100余人，陆战队司令方丹首级被割，残部狼狈逃回舰上。法军见大势已去，遂退向基隆。
淡水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使抗法保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法军占领基隆后，遭到当地军民的抗击。1895年1月、3月的两次月眉山交锋，双方激烈战斗，死伤惨重。法国政府见法军无法在台湾立足，于3月29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三)，攻占了澎湖。不料当年夏天疾疫流行，法军近千名士兵染病身亡，孤拔也因而命丧黄泉。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谅山取得抗法大捷，全线击溃法军。侵略者见损失惨重，胜利无望，表示愿意停战议和。清政府惧怕法军占领台湾，也“乘胜即收”。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95年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合订越南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开放蒙自、龙州为通商口岸，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
2、台北保卫战
台北保卫战是陈星聚在刘铭传指挥下抗击法军殖民者入侵台湾的重要一役。
台北府城虽然已经建成，但尚未经受战火考验。为确保台北无虞，在基隆、淡水(沪尾)屡遭攻打下，陈星聚丝毫不敢懈怠，他未雨绸缪，进一步加固城池、增加炮台，并亲率军民日夜巡防。在知府的影响与感召下，台北绅士林维源先后捐银70万两，陈星聚将其全部用于购置守城武器。
为增强守卫能力，陈星聚还向奉命驻守台北的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提出建议：在百姓中招募义勇军。台北百姓纷纷响应，不久，便有数千人报名。经过挑选，募民军1500人，由台北府自备军械，交哨官奚松林统领。
法国殖民军10月1日占领基隆后，经过休整，气焰更加嚣张，一方面集中兵力攻打台北之门户淡水，一方面派兵攻打台北。当时台北方面兵力十分单薄，淡水只有孙开华部湘军两个营，形势不容乐观。刘铭传亲自在淡水指挥，陈星聚负责台北的防卫。虽然陈星聚此时年已67岁且身患有疾，但面对来犯之敌，他精神却格外抖擞，日夜在城头巡守。他对守城的将士说，洋鬼子不可怕，洋枪洋炮威力也有限，只要大家众志成城，就能打败红毛鬼子。由于台北备战较早，军需充裕，军民士气高昂，大家同仇敌忾，誓与城池共存亡，因而虽守如攻，非常主动。
但陈星聚也作好了台北失守的准备。在形势最危急的那天，他将自己的妻子、女儿叫到跟前，神情严肃地对他们说：洋鬼子可能疯了，不要命地进攻。如果城墙倒塌，台北就会不保。如果台北不保，他就会与红毛鬼子在城头同归于尽，不可能再回到后衙家中。此后，陈星聚三天四夜未曾归衙。刘铭传深知淡水的重要性，在法军调兵遣将的同时，急速将兵力调至淡水，并进行了精心的部署。10月8日，当法军再一次向淡水发动进攻时，清军采用以逸待劳法，在山岗和树林中预设阵地，部署伏兵。当法军进入埋伏圈后，清军呼啸而出，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夹击，火力十分猛烈。法军立即乱了阵脚，胡乱开枪，四散奔向海滩，逃向军舰。此战共击毙法军300余人，砍杀25人，俘获14人。遭此溃败后，法军惊魂难定，再也不敢上岸，只能以舰只封锁淡水河口。台北保卫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积劳成疾，加之背上毒疽发作，心情忧郁，陈星聚从此一卧不起。光绪十一年(1885)夏，病势加重而逝，终年68岁。
四、乡梓传芳
陈星聚病逝任上，台北士人闻讯大恸，清廷为彰其德，追封陈星聚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作为一位勤政、爱民、清廉、爱国的民族英雄，陈星聚的英名永远刻在了闽台及故乡的大地上，台北为其修建了“陈公祠”，年年追祀；《顺昌县志》、《古田县志》、《临颍县志》(民国二年版卷8《前哲》)均载其事迹，连横《台湾通史》中还专门立传。
陈星聚逝世后不久，由其部属及家人抚榇，将其遗体渡海至闽，再由水路至浙江，之后沿大运河北上，再转内河至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又陆行数十里至故里。其墓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五年(1889)落成。
20世纪50年代末，陈官陵园遭到破坏，80年代之后又陆续有所恢复。
2008年3月31日，徐光春就省文化厅所呈《关于陈星聚墓园保护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把陈星聚墓园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促进祖国统一的平台、弘扬中原文化的载体、推动旅游发展的景观。
扩建后的陵园占地近两公顷，大殿、牌坊及石雕质朴大气，并建《台北知府陈星聚纪念馆》。工程总投资1600多万元，2008年底全部竣工。
2009年3月31日，陈星聚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暨开馆典礼，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讲话中盛赞陈星聚在台湾的功绩，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席庆典并为纪念馆题辞：“德泽台北，保家卫国，亲民至善，河南之光”。
1、《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台湾)国家图书馆，2003年。
2、连横《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3、《苗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59种》，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4、《淡水厅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北书局，1984年。
作者：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