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的密切关系
2011-04-20
来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
点击量：1253
【字体：大 中 小】
在唐代的几大诗人和作家群体及流派中的领军人物，大部分是河南人，或者是与中原地区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人。杜甫与他们有着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的密切关系。
(一)初唐时期
创建律诗的两京宫廷诗派。在初唐的宫庭诗人中，约一半是河南人。著名的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文章四友”、“珠英学士”这些宫廷诗派的形成与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文化中心的宫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宫廷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和定型。上官仪是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是太宗和高宗时代的宫廷诗人，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当时多有效其体者，号为“上官体”。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总结诗中的对仗方法，创为“六对”、“八对”③之说，其诗多为应制诗，虽然在内容上无可多言者，但对于五言律诗的建设和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孙女上官婉儿，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为一时之文苑司衡，代朝廷评品天下诗文，对宫廷诗在诗艺和诗律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诗《彩书怨》已初具五律格局。在武则天和中宗宫廷诗人“文章四友”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对律诗的建设成就最大的。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排律，都很成熟，符合平仄粘对律的诗作占其诗总数比重率在初唐诗人中是最高的④。其名作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七律《春日京中有怀》、五排《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七绝《赠苏绾书记》等诗，都格律工整，法度森严，王夫之评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姜斋诗话》卷一下)杜甫也称誉其祖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关于沈佺期、宋之问二人，沈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二人均为则天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与杜审言为僚友，均为律诗的奠基者。相较而言，沈七律较胜，宋五排较胜。二人虽然被称为“律诗正宗”(《诗源辨体》卷一三)，然与陈子昂、杜审言相比，“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简”(《唐律消夏录》卷下)。在律诗的贡献方面，过去仅强调沈、宋的功劳，其实杜审言实可与沈、宋，鼎足而三。由于杜审言的关系，杜甫对初唐的宫廷诗派，尤其是对与杜审言关系较近的诗人一直都持尊重态度。他曾给沈佺期之子沈东美写诗说：“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这两句诗表示他与沈氏有通家之好。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筑室首阳山下，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一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杜甫对宋之问的旧宅进行拜访和对宋之问兄弟进行凭吊。他对武则天时代诗人的崇高地位表示十分羡慕：“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丘师兄》)并一再表示，要继承其祖父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立志要将祖父的诗歌事业，尤其是律诗，作为自己家传事业来继承发扬。
提倡风骨兴寄的复古革新派。主要是陈子昂。陈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武则天朝入仕，长期在洛阳宫廷为官。其《感遇》诗主要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在五律诗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也受到杜甫的赞赏，说他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宅》)的一代“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杜甫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直书实录的史学派：中原的历史学家吴兢、刘知几等人提倡“实录直书”和反对骈文，对古文派的古文运动，与杜甫的“史笔”意识都有甚深的影响。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盛唐时史学家，撰有《唐史》等史书多种，多不传。在所传书中，以《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上最为有名。该书成于开元十七年(729)，上呈于玄宗，对唐玄宗继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而开创的“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书对杜甫也有甚深的影响。杜甫曾写诗给贞观名臣魏徵的四世孙魏佑道：“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魏徵强颜直谏的事迹，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甚详，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杜甫将唐太宗的伟业，视为唐朝政治的最高榜样：“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咏怀二首》其一)。由此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对他的影响之深。刘知几是唐河南道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来长期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任史官，曾与吴兢等合作撰《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史籍，并撰《史通》二十卷。他主张撰史要直笔实录，反对曲笔：“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卷一三)、“不掩恶，不虚美”(《史通》卷一八)。正是中原史家这种直笔实录的精神，对杜甫诗歌直面现实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盛唐时期
重道尊儒的文儒集团。盛唐的文儒集团的领袖和文坛盟主是河南洛阳人张说。一大批文儒，如张九龄、许景先、贾曾、席豫、孙逖、苏颋、韩休、王丘、柳芳、严挺之、房琯、郑虔等人，集中在他的周围，相互往来，他“重道尊儒”(《上东宫请讲学启》)的思想和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对盛唐风骨刚健与辞采并茂的诗风和文风影响极大。张说特别重视对儒家经史的整理和学校对儒家经典的教育：“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他请求朝廷“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此二条出处同上)。杜甫与张垍交游，主要是出于对张垍之父张说这一代文宗的景仰。对于张九龄，杜甫对他极为敬佩，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一诗中说他“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赞他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并能襄君于玉堂之上，还为他受李林甫权奸所谗毁而鸣不平。在文儒集团中，杜甫与房琯(洛阳人)、郑虔(荥阳人)等人最为交好，受房琯影响最大。为了替房琯辩护，他是拚了性命的，最后终被奸小排挤出朝廷。张说的“重道尊儒”思想与张九龄、房琯等人抗直刚正的品德，对杜甫的儒学思想和儒家的立身之道的影响很大。
开拓诗歌疆域的边塞诗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的诗人，大多是少有壮志、许身报国的人物。他们将边塞壮丽的景象和将士的报国热情表现在诗歌之中，将唐诗的表现领域扩展到塞外和大漠，形成了唐诗的一大亮点。边塞诗派的诗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如高适的本籍虽不是河南，可是自青年时期起就长期在河南的梁、宋地区生活。天宝三载(744)，杜甫曾与李白、高适一起游览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后来又在长安、成都多次交往。岑参(南阳人)，也是杜甫故交，在长安时彼此就认识。杜甫曾与他和高适、薛据、储光羲等人一起登慈恩寺塔，登高赋诗。此外，中原的边塞诗人还有李颀(颍阳人)、崔颢(汴州人)等人，他们也有游历边塞的经历。其诗激扬风发，苍凉悲壮。杜甫的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送高三十五书记》、《送韦书记赴安西》、《黄河二首》、《送人从军》等，皆有边塞诗派诗人的影响。
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除了孟浩然外，大部分诗人都与中原有关。孟浩然主要描写的是南方的山水和田园，而王维等则主要地表现北方的山水和田园。王维的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⑤，距东都洛阳较近，王维又曾在嵩山隐居、淇县做过官。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受中原嵩山、太行等的山川风光与及盛唐时代中原农村的太平景象的影响极大。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崔兴宗，王维内弟，在蓝田有东山草堂，与王维的别墅东西相对，与杜甫也有交往。祖咏是洛阳人，储光羲是唐河南道兖州(今属山东)人，他在河南的汜水任过官，他们的田园诗多有中原农村的生活景象。杜甫与王维等人在长安交往甚密，他曾到王维的西庄草堂去拜访过。至德初年，长安收复后，杜甫与王维、贾至、岑参等人一起同题奉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为一时诗坛之盛事。杜甫的有关山水和田园的诗篇，与中原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白是独立于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之外的一大家。他的诗歌将边塞诗派之雄伟和山水田园诗派之清丽，兼而有之。李白曾经“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中原地区的雄伟山川和浑厚纯朴的风土人情，对他的诗也极有影响。他的一些写黄河、嵩山、太行、华山的山水风情诗，极其雄奇壮丽，都得之于中原山川和风土之助。杜甫在天宝三载与李白交往，一同去游梁宋，受其人其诗极大的影响，之后，杜甫所写歌行也多了起来，诗风也渐浑厚雄健，这都与受到李白和盛唐中原诗人的影响有关。
(三)盛、中唐转折之际
关注社会人生的复古诗派。元结和他的《箧中诗》派的王季友、孟云卿、于逖、张彪等人，是一个中原土生土长的现实人生派的诗人群体。他们与杜甫有着相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元结，汝州鲁山(今属河南)人，少时事其从兄元德秀，深受元德秀儒行敦厚之风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由于平叛有功，被授予道州刺史之职。在任中招抚流亡，赈给灾民，颇有政绩。时道州为贼所焚破，又值上司催迫租税，赋《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为民请命，上请减免百姓赋税徭役。杜甫得其诗而和之，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曰：“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其诗中有云：“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高度赞扬了元结忧民疾苦的思想品德及诗有“比兴”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里所指的“比兴”，用的是郑玄注的原义：“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注疏》卷二三注)杜甫所谓的“比兴体制”是指此儒家“美刺”的诗学传统。杜甫将元结等十数公引为同道。元结所选的《箧中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首诗，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自叹不遇、贫困潦倒的人生悲歌，与杜甫的直面人生和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谋而合。集中的七位诗人，多数是中原籍或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诗人。如王季友，孟云卿，都是河南洛阳人；于逖，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张彪，颍上(今河南新郑)人；元季川，是元结从弟，河南鲁山人；沈千运，本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后来长期寓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市南)，后归隐汝坟(今河南襄城)。他们是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杜甫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都有诗歌往来，关系密切。是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似的诗歌主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原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
复兴儒学的古文派。贾至、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一批提倡儒学复兴的古文家，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贾至是河南洛阳人，是盛中唐之际的一位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总结出安史之乱之所起，皆因是儒学衰微和边缘化的结果。他认为，正因为儒学的衰微，忠孝之道的缺失，才“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这确实是抓住了唐玄宗晚年迷信道教、不尊儒学的思想要害。儒学确实是维系社会人心稳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这是对安史之乱产生原因最深刻的思想反思。与贾至倡导儒学的古文家还有萧颖士、李华。萧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二人提倡宗经，强调文章要体现儒家的教化作用。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说：“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特别强调文章要体现“六经之志”、有“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作用，提倡“有德之文”，反对“无德之文”(以上均见《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是洛阳人，是提倡六经和儒家道德学说的另一位古文家。梁肃说：“肃仰公犹师，而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梁肃是陆浑(今河南嵩县)人，他继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后倡导古文，曾为韩愈的老师，《旧唐书•韩愈传》中称他“最称渊奥，儒林推重。(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梁肃推崇两汉古文，强调“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操道德为根本”(《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志在“厚风俗，美教化”(《贺苏常二孙使君邻群诗序》)。梁肃“正是中唐古文运动中由萧、贾、独孤辈到韩柳之间的一座桥梁”⑥。这些以复兴儒学为志的中原古文家，在精神上与杜甫一生奉行儒学并身践力行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以复兴儒学为任的志向，是相一致的。他们“文本于道”的文学观，也与杜甫“法自儒家有”(《偶题》)的诗学思想同一机杼。
(四)中晚唐时期
杜甫的诗歌，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对中原地区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大约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现实主义通俗诗派。中原河南籍的诗人元稹(洛阳人)、白居易(河南新郑人)、王建(郡望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等提倡新乐府运动而形成了一个以直面现实人生的通俗派诗人群体。元、白首先打出杜甫这面旗帜，意在发扬光大杜甫的“即事名篇，复无依傍”的新题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反映当时之时事，为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歌主张服务。其目的是“补察时政”、“救济人病”(均同上)，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剥削的残酷和暴虐，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并希望通过古代乐府采诗的方式，以观民风，上达下情，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其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他们写了许多乐府诗和新题乐府诗，希望能够播之管弦，传之人口。这些诗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等的叙事功能和语言通俗的特征，及时地将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诗歌的政治功用。晚唐诗人聂夷中(今河南沁阳人)、于濆，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曾在泗州为官，后弃官寓居尧山(在今河南鲁山县)。这些人也属反映社会民生的通俗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写出了大量的语言平易，通俗易懂的揭露贫富不均、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诗歌，以体现一个有良心的诗人关注民生的仁爱情怀。以上是继承杜甫之直面人生的写实诗派。
张扬个性的奇险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以李贺、贾岛、卢仝、马异等人为中坚的奇险派和苦吟派诗人群体，继承了杜甫刻意创新和锤词锻句的创作传统。以韩愈(今河南孟县)、孟郊为首的险奇派诗人，一眼觑定杜甫诗歌惟在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杜甫有些诗歌奇气横生，险绝之境，令人称叹。如“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这些险奇的诗句和诗境，正是韩、孟和李贺(今河南宜阳)、卢仝(祖籍范阳，后迁家河南洛阳)、马异(河南洛阳人)等人，所刻意追求的。至于杜甫的五古中用语奇僻的拗句、险韵也为韩、孟所喜于摹仿，以驰其才。他们力求在奇险的意境和语言的创新方面，力拓出一片新天地。李贺、贾岛等呕心沥血苦吟，劳心费神推敲，以求造语新奇，与杜甫晚年对诗歌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与“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也是一脉相传的。
继承典雅传统的瑰奇雅正派。此派诗人与中唐的通俗派与奇险派可谓是鼎足而三。其诗主要取杜甫典雅宏丽之风，诗风健举，意象瑰奇，且用语典则雅正，气象雍容。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称之为“瑰奇美丽主”的武元衡，被称之为属于瑰奇派的领袖。武元衡是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在宪宗朝两度为相，领袖群伦。《唐诗品》评其诗“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采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指权德舆)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在“瑰奇美丽主”的旗下列有刘禹锡、赵嘏、许浑等诗人。刘禹锡，洛阳人，早年参加永贞革新，被贬远州二十多年，曾任夔州刺史，受当地民歌《竹枝词》的影响，其诗与杜甫的夔州绝句一样，词意高妙，多有变调，深得民歌之精髓。其律诗“以工部为宗”(《老生常谈》)，七律尤工，“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蔡百衲诗评》)，有人认为，其“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四七)。赵嘏、许浑，皆善律诗，为中唐律诗的翘楚。赵嘏七律清丽挺拔，声皆浏亮，语皆俊逸，多有佳句。其“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句，极为杜牧所称道。许浑早年家于洛阳，晚年迁居丹阳(今属江苏)，亦善律诗，长于偶对。其集中五百余首诗中，除了绝句，其馀全部是律诗⑦。他的七律工稳流丽，“以精密俊丽见称”(《唐诗品》)，其诗中精品不在李义山、温飞卿、杜牧以下。其七律第七句，多有“仄平仄”者，人称为“丁卯句法”，其实这是从杜诗中学来的。这派诗人深得杜甫律诗典则雅正之真传，故独自可成一派。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杨巨源属《诗人主客图》中的“清奇雅正派”的诗人，其诗名与刘禹锡相埒。王夫之评他的七言诗，谓其“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唐诗评选》卷四)。有的诗家认为，杨巨源与刘禹锡同为杜甫七律的传人：“余谓七律法至子美而备，笔力至子美而极。后此如杨巨源、刘梦得甚有工夫。”(《贞一斋诗说》)
绵密绮秀的婉丽派。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人)，全面继承发扬了杜甫婉丽风格和追求声律完美、对仗精工的七律艺术，并写得更加寓意深邃、绵密精致，是晚唐继杜甫之后的律诗大家。后人评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因其诗与温庭筠词“皆缛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义山诗集》)，故史称“温李”。二人皆发挥杜甫绵密婉丽风格之部分，形成了晚唐的婉丽一派。然二人风格也有区别：“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飞卿华而不实”(《岘傭说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10BZ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葛景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州450002)。
本文摘编自《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一文）
(一)初唐时期
创建律诗的两京宫廷诗派。在初唐的宫庭诗人中，约一半是河南人。著名的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文章四友”、“珠英学士”这些宫廷诗派的形成与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文化中心的宫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宫廷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和定型。上官仪是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是太宗和高宗时代的宫廷诗人，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当时多有效其体者，号为“上官体”。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总结诗中的对仗方法，创为“六对”、“八对”③之说，其诗多为应制诗，虽然在内容上无可多言者，但对于五言律诗的建设和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孙女上官婉儿，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为一时之文苑司衡，代朝廷评品天下诗文，对宫廷诗在诗艺和诗律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诗《彩书怨》已初具五律格局。在武则天和中宗宫廷诗人“文章四友”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对律诗的建设成就最大的。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排律，都很成熟，符合平仄粘对律的诗作占其诗总数比重率在初唐诗人中是最高的④。其名作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七律《春日京中有怀》、五排《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七绝《赠苏绾书记》等诗，都格律工整，法度森严，王夫之评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姜斋诗话》卷一下)杜甫也称誉其祖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关于沈佺期、宋之问二人，沈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二人均为则天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与杜审言为僚友，均为律诗的奠基者。相较而言，沈七律较胜，宋五排较胜。二人虽然被称为“律诗正宗”(《诗源辨体》卷一三)，然与陈子昂、杜审言相比，“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简”(《唐律消夏录》卷下)。在律诗的贡献方面，过去仅强调沈、宋的功劳，其实杜审言实可与沈、宋，鼎足而三。由于杜审言的关系，杜甫对初唐的宫廷诗派，尤其是对与杜审言关系较近的诗人一直都持尊重态度。他曾给沈佺期之子沈东美写诗说：“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这两句诗表示他与沈氏有通家之好。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筑室首阳山下，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一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杜甫对宋之问的旧宅进行拜访和对宋之问兄弟进行凭吊。他对武则天时代诗人的崇高地位表示十分羡慕：“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丘师兄》)并一再表示，要继承其祖父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立志要将祖父的诗歌事业，尤其是律诗，作为自己家传事业来继承发扬。
提倡风骨兴寄的复古革新派。主要是陈子昂。陈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武则天朝入仕，长期在洛阳宫廷为官。其《感遇》诗主要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在五律诗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也受到杜甫的赞赏，说他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宅》)的一代“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杜甫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直书实录的史学派：中原的历史学家吴兢、刘知几等人提倡“实录直书”和反对骈文，对古文派的古文运动，与杜甫的“史笔”意识都有甚深的影响。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盛唐时史学家，撰有《唐史》等史书多种，多不传。在所传书中，以《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上最为有名。该书成于开元十七年(729)，上呈于玄宗，对唐玄宗继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而开创的“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书对杜甫也有甚深的影响。杜甫曾写诗给贞观名臣魏徵的四世孙魏佑道：“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魏徵强颜直谏的事迹，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甚详，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杜甫将唐太宗的伟业，视为唐朝政治的最高榜样：“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咏怀二首》其一)。由此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对他的影响之深。刘知几是唐河南道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来长期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任史官，曾与吴兢等合作撰《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史籍，并撰《史通》二十卷。他主张撰史要直笔实录，反对曲笔：“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卷一三)、“不掩恶，不虚美”(《史通》卷一八)。正是中原史家这种直笔实录的精神，对杜甫诗歌直面现实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盛唐时期
重道尊儒的文儒集团。盛唐的文儒集团的领袖和文坛盟主是河南洛阳人张说。一大批文儒，如张九龄、许景先、贾曾、席豫、孙逖、苏颋、韩休、王丘、柳芳、严挺之、房琯、郑虔等人，集中在他的周围，相互往来，他“重道尊儒”(《上东宫请讲学启》)的思想和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对盛唐风骨刚健与辞采并茂的诗风和文风影响极大。张说特别重视对儒家经史的整理和学校对儒家经典的教育：“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他请求朝廷“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此二条出处同上)。杜甫与张垍交游，主要是出于对张垍之父张说这一代文宗的景仰。对于张九龄，杜甫对他极为敬佩，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一诗中说他“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赞他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并能襄君于玉堂之上，还为他受李林甫权奸所谗毁而鸣不平。在文儒集团中，杜甫与房琯(洛阳人)、郑虔(荥阳人)等人最为交好，受房琯影响最大。为了替房琯辩护，他是拚了性命的，最后终被奸小排挤出朝廷。张说的“重道尊儒”思想与张九龄、房琯等人抗直刚正的品德，对杜甫的儒学思想和儒家的立身之道的影响很大。
开拓诗歌疆域的边塞诗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的诗人，大多是少有壮志、许身报国的人物。他们将边塞壮丽的景象和将士的报国热情表现在诗歌之中，将唐诗的表现领域扩展到塞外和大漠，形成了唐诗的一大亮点。边塞诗派的诗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如高适的本籍虽不是河南，可是自青年时期起就长期在河南的梁、宋地区生活。天宝三载(744)，杜甫曾与李白、高适一起游览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后来又在长安、成都多次交往。岑参(南阳人)，也是杜甫故交，在长安时彼此就认识。杜甫曾与他和高适、薛据、储光羲等人一起登慈恩寺塔，登高赋诗。此外，中原的边塞诗人还有李颀(颍阳人)、崔颢(汴州人)等人，他们也有游历边塞的经历。其诗激扬风发，苍凉悲壮。杜甫的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送高三十五书记》、《送韦书记赴安西》、《黄河二首》、《送人从军》等，皆有边塞诗派诗人的影响。
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除了孟浩然外，大部分诗人都与中原有关。孟浩然主要描写的是南方的山水和田园，而王维等则主要地表现北方的山水和田园。王维的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⑤，距东都洛阳较近，王维又曾在嵩山隐居、淇县做过官。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受中原嵩山、太行等的山川风光与及盛唐时代中原农村的太平景象的影响极大。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崔兴宗，王维内弟，在蓝田有东山草堂，与王维的别墅东西相对，与杜甫也有交往。祖咏是洛阳人，储光羲是唐河南道兖州(今属山东)人，他在河南的汜水任过官，他们的田园诗多有中原农村的生活景象。杜甫与王维等人在长安交往甚密，他曾到王维的西庄草堂去拜访过。至德初年，长安收复后，杜甫与王维、贾至、岑参等人一起同题奉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为一时诗坛之盛事。杜甫的有关山水和田园的诗篇，与中原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白是独立于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之外的一大家。他的诗歌将边塞诗派之雄伟和山水田园诗派之清丽，兼而有之。李白曾经“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中原地区的雄伟山川和浑厚纯朴的风土人情，对他的诗也极有影响。他的一些写黄河、嵩山、太行、华山的山水风情诗，极其雄奇壮丽，都得之于中原山川和风土之助。杜甫在天宝三载与李白交往，一同去游梁宋，受其人其诗极大的影响，之后，杜甫所写歌行也多了起来，诗风也渐浑厚雄健，这都与受到李白和盛唐中原诗人的影响有关。
(三)盛、中唐转折之际
关注社会人生的复古诗派。元结和他的《箧中诗》派的王季友、孟云卿、于逖、张彪等人，是一个中原土生土长的现实人生派的诗人群体。他们与杜甫有着相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元结，汝州鲁山(今属河南)人，少时事其从兄元德秀，深受元德秀儒行敦厚之风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由于平叛有功，被授予道州刺史之职。在任中招抚流亡，赈给灾民，颇有政绩。时道州为贼所焚破，又值上司催迫租税，赋《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为民请命，上请减免百姓赋税徭役。杜甫得其诗而和之，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曰：“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其诗中有云：“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高度赞扬了元结忧民疾苦的思想品德及诗有“比兴”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里所指的“比兴”，用的是郑玄注的原义：“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注疏》卷二三注)杜甫所谓的“比兴体制”是指此儒家“美刺”的诗学传统。杜甫将元结等十数公引为同道。元结所选的《箧中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首诗，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自叹不遇、贫困潦倒的人生悲歌，与杜甫的直面人生和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谋而合。集中的七位诗人，多数是中原籍或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诗人。如王季友，孟云卿，都是河南洛阳人；于逖，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张彪，颍上(今河南新郑)人；元季川，是元结从弟，河南鲁山人；沈千运，本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后来长期寓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市南)，后归隐汝坟(今河南襄城)。他们是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杜甫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都有诗歌往来，关系密切。是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似的诗歌主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原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
复兴儒学的古文派。贾至、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一批提倡儒学复兴的古文家，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贾至是河南洛阳人，是盛中唐之际的一位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总结出安史之乱之所起，皆因是儒学衰微和边缘化的结果。他认为，正因为儒学的衰微，忠孝之道的缺失，才“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这确实是抓住了唐玄宗晚年迷信道教、不尊儒学的思想要害。儒学确实是维系社会人心稳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这是对安史之乱产生原因最深刻的思想反思。与贾至倡导儒学的古文家还有萧颖士、李华。萧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二人提倡宗经，强调文章要体现儒家的教化作用。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说：“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特别强调文章要体现“六经之志”、有“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作用，提倡“有德之文”，反对“无德之文”(以上均见《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是洛阳人，是提倡六经和儒家道德学说的另一位古文家。梁肃说：“肃仰公犹师，而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梁肃是陆浑(今河南嵩县)人，他继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后倡导古文，曾为韩愈的老师，《旧唐书•韩愈传》中称他“最称渊奥，儒林推重。(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梁肃推崇两汉古文，强调“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操道德为根本”(《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志在“厚风俗，美教化”(《贺苏常二孙使君邻群诗序》)。梁肃“正是中唐古文运动中由萧、贾、独孤辈到韩柳之间的一座桥梁”⑥。这些以复兴儒学为志的中原古文家，在精神上与杜甫一生奉行儒学并身践力行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以复兴儒学为任的志向，是相一致的。他们“文本于道”的文学观，也与杜甫“法自儒家有”(《偶题》)的诗学思想同一机杼。
(四)中晚唐时期
杜甫的诗歌，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对中原地区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大约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现实主义通俗诗派。中原河南籍的诗人元稹(洛阳人)、白居易(河南新郑人)、王建(郡望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等提倡新乐府运动而形成了一个以直面现实人生的通俗派诗人群体。元、白首先打出杜甫这面旗帜，意在发扬光大杜甫的“即事名篇，复无依傍”的新题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反映当时之时事，为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歌主张服务。其目的是“补察时政”、“救济人病”(均同上)，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剥削的残酷和暴虐，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并希望通过古代乐府采诗的方式，以观民风，上达下情，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其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他们写了许多乐府诗和新题乐府诗，希望能够播之管弦，传之人口。这些诗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等的叙事功能和语言通俗的特征，及时地将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诗歌的政治功用。晚唐诗人聂夷中(今河南沁阳人)、于濆，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曾在泗州为官，后弃官寓居尧山(在今河南鲁山县)。这些人也属反映社会民生的通俗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写出了大量的语言平易，通俗易懂的揭露贫富不均、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诗歌，以体现一个有良心的诗人关注民生的仁爱情怀。以上是继承杜甫之直面人生的写实诗派。
张扬个性的奇险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以李贺、贾岛、卢仝、马异等人为中坚的奇险派和苦吟派诗人群体，继承了杜甫刻意创新和锤词锻句的创作传统。以韩愈(今河南孟县)、孟郊为首的险奇派诗人，一眼觑定杜甫诗歌惟在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杜甫有些诗歌奇气横生，险绝之境，令人称叹。如“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这些险奇的诗句和诗境，正是韩、孟和李贺(今河南宜阳)、卢仝(祖籍范阳，后迁家河南洛阳)、马异(河南洛阳人)等人，所刻意追求的。至于杜甫的五古中用语奇僻的拗句、险韵也为韩、孟所喜于摹仿，以驰其才。他们力求在奇险的意境和语言的创新方面，力拓出一片新天地。李贺、贾岛等呕心沥血苦吟，劳心费神推敲，以求造语新奇，与杜甫晚年对诗歌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与“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也是一脉相传的。
继承典雅传统的瑰奇雅正派。此派诗人与中唐的通俗派与奇险派可谓是鼎足而三。其诗主要取杜甫典雅宏丽之风，诗风健举，意象瑰奇，且用语典则雅正，气象雍容。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称之为“瑰奇美丽主”的武元衡，被称之为属于瑰奇派的领袖。武元衡是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在宪宗朝两度为相，领袖群伦。《唐诗品》评其诗“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采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指权德舆)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在“瑰奇美丽主”的旗下列有刘禹锡、赵嘏、许浑等诗人。刘禹锡，洛阳人，早年参加永贞革新，被贬远州二十多年，曾任夔州刺史，受当地民歌《竹枝词》的影响，其诗与杜甫的夔州绝句一样，词意高妙，多有变调，深得民歌之精髓。其律诗“以工部为宗”(《老生常谈》)，七律尤工，“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蔡百衲诗评》)，有人认为，其“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四七)。赵嘏、许浑，皆善律诗，为中唐律诗的翘楚。赵嘏七律清丽挺拔，声皆浏亮，语皆俊逸，多有佳句。其“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句，极为杜牧所称道。许浑早年家于洛阳，晚年迁居丹阳(今属江苏)，亦善律诗，长于偶对。其集中五百余首诗中，除了绝句，其馀全部是律诗⑦。他的七律工稳流丽，“以精密俊丽见称”(《唐诗品》)，其诗中精品不在李义山、温飞卿、杜牧以下。其七律第七句，多有“仄平仄”者，人称为“丁卯句法”，其实这是从杜诗中学来的。这派诗人深得杜甫律诗典则雅正之真传，故独自可成一派。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杨巨源属《诗人主客图》中的“清奇雅正派”的诗人，其诗名与刘禹锡相埒。王夫之评他的七言诗，谓其“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唐诗评选》卷四)。有的诗家认为，杨巨源与刘禹锡同为杜甫七律的传人：“余谓七律法至子美而备，笔力至子美而极。后此如杨巨源、刘梦得甚有工夫。”(《贞一斋诗说》)
绵密绮秀的婉丽派。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人)，全面继承发扬了杜甫婉丽风格和追求声律完美、对仗精工的七律艺术，并写得更加寓意深邃、绵密精致，是晚唐继杜甫之后的律诗大家。后人评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因其诗与温庭筠词“皆缛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义山诗集》)，故史称“温李”。二人皆发挥杜甫绵密婉丽风格之部分，形成了晚唐的婉丽一派。然二人风格也有区别：“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飞卿华而不实”(《岘傭说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10BZ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葛景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州450002)。
本文摘编自《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一文）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