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2008-11-27
来源：《中州学刊》2008年第六期
作者：作者：卫绍生 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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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而避乱江南的中原士族，南渡之后积极参与东晋军国大事，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政治基础。作为东晋初年政治根基的“百六掾”，有不少人就是从中原而来的。诚如司马光所说：
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渤海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栋为行参军，前太傅庾亮为西曹掾。③
在整个东晋，南渡中原士族是支撑其政权的重要力量。如尉氏阮氏家族的阮孚，避乱渡江，被晋元帝任命为安东将军；汝南周氏的周顗、周嵩等均南渡仕于东晋；汝南应氏的应詹，随刘弘任职荆州，仕于东晋；颍川(今河南许昌)荀菘、钟雅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蔡谟均避乱江南，在东晋任职；陈郡(今河南太康)袁瓌“奉母避乱”，南渡仕东晋；颍川人庾琛，永嘉初为建威将军，南渡之后为会稽太守；最著名的是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西北)殷识为镇东将军司马睿的司马，携家带口随司马睿南渡，其子殷羡后为豫章太守，其孙殷浩位至中军将军、都督扬、徐、豫、兖、青五州诸军事，名震一时。除去南迁世族之外，还有一些因父辈原在江南为官而直接留在当地的，如阳夏(今河南太康)谢鲲，因两晋之际天下多故，避地豫章(今江西南昌)，后为豫章太守，其子谢尚、侄谢安、侄孙谢玄等，皆为东晋名臣；颍川庾阐少随舅孙氏过江；庾亮则因父在江南，遂留仕于东晋，诸弟庾冰、庾条、庾翼也在东晋为官。这些中原世家的南迁，不仅改变了江南的人口构成，而且在朝中形成了本土与南渡两大势力。东晋政权就是在这两大势力的支撑下生存和延续的。
南迁或流寓江南的中原世族，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有很好的家学渊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就人才分布而言，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有的长于学术，有的擅长文学，几乎所有的南渡士族之家都是各有擅长。他们与南迁百姓一起，将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风土民情、风俗礼仪、语言文学等带到江南水乡，将中原文化的古朴淳厚、雄浑大气、崇尚礼仪之风传播到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细密精致、阴柔小巧、挥洒奔放之风相融合，给江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些领域使原本作为异质移民文化的中原文化反客为主，甚至表现出直凌吴越本土文化的趋势。
南渡中原士族对江南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全方位的。他们在中原文化的哺育浸淫下成长，在南渡中原父辈的教导下成人，言谈话语之际，举手投足之间，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中原文化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陈郡殷浩，生当两晋玄风大畅之时，其叔父殷融又是有名的玄学家，受时代风气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殷浩善言玄理，沉湎老庄，“识理淹长，风流雅胜”，成为一时谈宗。在殷浩身上，既体现出魏晋玄风的深刻影响，又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敦厚之风。
在南迁中原世族中，颍川庾氏在东晋前期影响巨大。庾亮、庾冰、庾翼兄弟数人虽为后党，但并不跋扈，而是竭诚效忠，为东晋政权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陈郡谢氏在东晋中后期则深孚众望，为朝野所倚重。谢氏自谢鲲开始移居江南，其后谢氏迅速崛起，世代显赫。谢鲲之子谢尚累迁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谢鲲的子侄辈和孙子辈中，也是名家辈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淝水之战，就是由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琰、谢玄等人指挥的，仅此一战便足以使谢氏家族扬名青史。到了南朝，谢氏家族在文学方面代有名家，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与谢脁被称为“大小谢”，谢惠连、谢庄等也颇有文名。
中原文化的深厚影响力和包容性，通过南渡士族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政治、军事、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显现出中原文化的厚重与精深，并对东晋及其后的江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进而成为一种新的江南文化。
二、南渡中原士人对江南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们率先垂范，躬身践行和弘扬儒学思想方面。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虽然在魏晋时期被玄学思想所代替，但儒家思想观念已经潜移默化为中原士人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并没有因时空的变化而改变。西晋司马氏政权奉行以孝治天下，南渡之后，依然初衷不改。东晋时期，儒家所主张的孝道，仍然是维护纲常伦理、规范社会秩序、约束文化行为的重要原则并因南渡中原士人的身体力行在江南得到进一步发扬和深化。
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应氏家族的应詹，可谓是南渡中原士人践行儒家思想的代表。应詹自幼为孤儿，由祖母抚养成人。十几岁时，祖母去世，他“居丧毁顿，杖而后起，遂以孝闻”④；洛阳倾覆，时为南平太守、都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的应詹，闻之攘袂流涕，力劝荆州刺史王澄赴援，其忠君爱国之情于此可见；两晋之际，天下大乱，应詹治下之地则秩序井然，百姓为之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⑤他与陶侃等共破杜弢于长沙，贼营中金宝盈目，他视而不见，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而已。他帮助素不相识的韦泓，分甘共苦，推心置腹，竟成莫逆。在他身上，体现出儒家的忠孝为先、仁义为大的道德规范，体现出重义守信、爱国为民的思想境界。此外，陈郡殷氏家族的殷仲堪，有感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怨苦之气，感伤和理”的社会现实，曾上书冠军将军谢玄，表示“愿节下弘之以道德，运之以神明，隐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践晋境者，必无怀戚之心，枯槁之类，莫不同渐天润，仁义与干戈并运，德心与功业俱隆”。⑥他还是有名的大孝子，父亲长年卧病在床，他恭尽孝子之责，“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⑦。
在提倡清廉、反对奢华、克勤克俭和坚守节操方面，南渡中原士人亦是率先垂范。庾冰身居庙堂，地位显赫，为官却是十分清廉，日常用品全是自备，不用官物。临死之时，他还告诉长史：“吾将逝矣，恨报国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敛以时服，无以官物也。”⑧等到死后，他竟然没有丝绸一类的东西可做寿衣，只好用平时穿的衣服敛葬。他官居极品，却室无媵妾，家无私积。陈留蔡谟弱冠举孝廉，后避乱渡江，历元、明、成、康、穆五朝，累官至司徒。蔡谟为官清廉，反对奢华。东晋沿袭旧制，皇后每年都要拜陵，花费至巨。蔡谟上书劝谏：“古者皇后庙见而已，不拜陵也。”⑨从此，皇后才不再祭拜皇陵。蔡谟以平苏峻之乱有功，复为侍中，迁五兵尚书，领琅邪王师。他上疏力辞：“今猥以轻鄙，超伦逾等，上乱圣朝贯鱼之序，下违群士准平之论。岂惟微臣其亡之诫，实招圣政惟尘之累。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厕纳言，中兴已来，上德之举所未尝有。臣何人斯，而猥当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与其苟进以秽清涂，宁受违命狷固之罪。”⑩其固辞升迁，绝非故意做作，而是真正出于淡泊名利之心。别人求之不得的高官厚禄，在他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一辞再辞。蔡谟生性笃慎，从不作过分的事，而且每事必为过防。故时人说“蔡公过浮航，脱带腰舟”。
江南地区曾经是所谓的蛮夷之地，产生于中原的儒家思想虽然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为南方士民所接受，但其影响力远不及在中原地区那样巨深。不过，随着西晋末年中原士族的南迁，中原世族不仅在江南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把他们所奉行的儒家思想带到江南，通过躬身实践，来影响江南的世风民俗，影响社会，自然而然地强化了中原文化对吴越本土文化的影响力。
三、自曹魏时期开始，思想解放成为一个时代的趋势。自西汉以来的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老庄之学得到复兴，谈玄清议成为时尚，“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名士的自觉追求。到了东晋，玄学虽然依旧大行其道，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对盛行一时的玄风进行反省，有意识地加以矫正。这种具有匡正世风性质的反省和矫正，正是由南渡中原士族发起的，其代表人物是应詹、庾翼、范宁等人。
应詹为后军将军时，曾上疏晋元帝，以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应詹有感于世风变化之弊，对西晋元康以来贱经尚道、崇尚玄虚、鄙薄儒术之风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正是永嘉之乱根源所在；安西将军庾翼曾给有一时谈宗之誉的殷浩写信，批评清谈误国，以为“高谈老庄，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范宁在《王弼何晏论》中将“礼坏乐崩，中原倾覆”之责归咎于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他们反思西晋以来“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的世风，并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思想学术和世风民俗之弊，见解虽不无偏颇，但匡正时弊的初衷却是显而易见。
南渡中原士人反思魏晋谈玄清议之风，目的是要敦行儒教，重振儒家思想和伦理纲常。为此，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兴办教育、复兴儒学作为敦行儒教的重要途径。应詹在上元帝疏中首先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晋元帝采纳了应詹的建议，开始修教化之道，崇儒家之术。
颍川临颍(今河南临颍)人荀崧，是曹操谋士荀彧的玄孙，晋元帝即位江东，以之为尚书仆射。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仅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荀菘认为应该增设《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博士，于是上书晋元帝，陈明理由：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晋元帝以为荀崧所奏“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于是除《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外，其余皆依荀崧所奏。东晋的朝廷教育，在日不暇给之时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东晋广泛推行儒学教育，是在晋成帝时国子祭酒袁瓌上书之后才真正开始的。陈郡阳夏人袁瓌是三国魏郎中令袁涣的曾孙。晋成帝时，他有感于“时屡丧乱，礼教陵迟”的现状，上书晋成帝，主张重开国学：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晋成帝对袁瓌的建议十分赞赏，颁诏在各级学校开设以《易》、《诗》、《书》、《礼》、《乐》为主的国学。以儒学为主的国学在江南推行，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值得格外注意的事情，而袁瓌功最是不可没。史家对袁瓌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国学之兴，自瓌始也”。
正是因为南渡中原士人的积极努力，以国学为主的东晋学校教育才能在江南重新得以普遍推行。南渡中原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他们力主复兴儒学，试图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虽然东晋时期玄学依然在士大夫中间很有市场，但客观上讲，儒家思想的复兴和儒学教育的推行，不仅从政治上解决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由于南渡中原士族的躬身践行，率先垂范，儒家思想不仅事实上在发挥着统一思想、强化思想统治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东晋政权的巩固和世风的改变，对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乃至江南文化的重新整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文学、史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南渡中原士人也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文学方面，流寓江南的中原作家在东晋文坛可谓一枝独秀，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庾阐能诗能赋，是东晋初年著名的诗人和辞赋家；干宝的《搜神记》是魏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志怪小说，对后世文言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谢混、支遁、殷仲文的诗，庾亮、袁山松、范宁、鲁褒的散文，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史学方面，袁宏有《后汉纪》三十卷，干宝有《晋纪》二十卷，王隐有《晋书》，庾翼有《晋阳秋》，都颇具影响。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原世族因避乱而渡江南迁的路径和区域，同样是中原文化传播的路径和区域。他们流寓江南，在异地他乡重建家园，以其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形态将中原文化完整地传播到所处的地域，从而使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进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透过中原世族迁徙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形成的一个局部过程，进而发现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价值与贡献。
注释
①［唐］房玄龄等：《晋书•王导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二十四史》，1986年，第1447页。下引《晋书》皆为此本，不再注明版本，仅注明页码。②《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中华书局，1964年，第2766页。④⑤《晋书•应詹传》，第1460、1461、1461、1461页。⑥⑦《晋书•殷仲堪传》，第1500、1500页。⑧《晋书•庾冰传》，第1469页。⑨⑩《晋书•蔡谟传》，第1482、1482页。《晋书•殷浩传》，第1483页。《晋书•范宁传》，第1476页。《晋书•荀菘传》，第1475页。《晋书•袁瓌传》，第1497、1497页。
作者简介：卫绍生，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席格，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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