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历史与考古所陈习刚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11-09
来源：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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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18日，由中国唐史学会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山城重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科研院所、文物部门、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美、日、韩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等海外高校的约130位唐史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近90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考察了三峡博物馆、解放碑、大礼堂、两江(长江与嘉陵江)夜景等重庆市区景点及大足石刻、长江三峡。
这次大会的主题主要有隋唐五代地方行政机构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隋唐五代的城乡社会经济互动，隋唐五代区域环境的演变，隋唐五代的南方民族关系等。大会安排了9个学术报告。15日上午，先后听取了厦门大学历史系陈明光教授《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韩国学者金宗燮先生《从统治者角度来看的唐代婚姻》、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日本学者金子修一先生《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等4场大会学术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丽娱研究员分别对4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评议。16日上午，分政治组、经济组、文化与社会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组、历史地理与其他组等5组进行学术交流。同日下午，先后听取了厦门大学历史系郑学檬教授《唐宋西南地区蕃州管治模式与地方政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朱振宏先生《隋炀帝储位问题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萧锦华先生《论唐代前期洛州长官之施政及其地位》、日本学者内田宏美先生《唐代室韦墓葬与森林草原地带——以角弓为中心的分析》、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河北曲阳县新出〈唐许公墓志铭〉》等5场大会学术报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蓝勇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严耀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宁欣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永平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宁志新教授分别对5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评议。大会同时听取了分组研讨情况汇报。
我院历史与考古所陈习刚副研究员向大会提交了《吐鲁番文书所见葡萄加工制品考辨》一文，并在经济组作了交流。论文5万余字，包括八部分：一、吐鲁番文书中有关酒、浆、干等葡萄加工制品的记载，二、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干，三、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浆，四、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汁，五、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酒，六、吐鲁番文书中的酢、苦酒与葡萄酢，七、其它，八、结论。论文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种植的历史悠久，其所种葡萄的果实除用来鲜食外，还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加工。吐鲁番文书中涉及葡萄酒等葡萄加工制品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93件。中原地区的谷物加工产品酒、酱、醋等文化及相关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导致文书中“酒”、“浆”、“酱”、“酢”、“苦酒”等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关系问题。这些文书也证明了酒、酱、醋等谷物加工产品在高昌、唐西州存在的可能性，厘清与明确这两种不同意义与特征的文书，是辨析吐鲁番出土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文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所在。吐鲁番文书中葡萄加工制品的种类，主要有干、浆、汁、酒、醋、糟及煎、皱、让等，每种又包括不同的种类。众多的葡萄加工制品，以及融合中西的葡萄加工方法与技术，专门的职业人员、管理人员，从一侧面反映出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加工业的繁荣与兴盛。同时，尽管从文书中看到的是谷物加工产品在经济生活中很有限的存在，但也表明谷物加工产品及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的深远影响。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文书的辨析，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与检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相关文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评判的基础与标准，表中“新拟文书题名”就是这种标准的实践与检阅。整篇论文资料翔实，论证完善，有创新，受到专家学者好评。
在学术上，大会给人最深的印象有三点，也是作为后学应该致力学习的三点：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严格的学术规范让人景仰。如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说到自己的论文《释唐代〈充夫式〉》，从《充夫式》对唐代杂徭研究的意义、中日学者对《充夫式》的解释、重释《充夫式》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交流中，他完全脱离稿子，对《充夫式》研究的学术史，自己的创新，却说得原原本本，清楚明白。在评议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的报告中，亦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二是研究上戒浮躁、戒功利的呼吁让人警醒。前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郑学檬教授在会上指出，高科技对科学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研究基础、研究结论可信性问题。如文献电子检索确实给资料的查找带来了捷径，但这也存在着大问题。某一问题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有些资料是检索不出来的，相关资料更是检索不出来的，这样，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靠不住的，可能与实际差之万里。因此，我们作为研究者，切忌浮躁，戒除功利思想，还是要力求通读原著，以翔实可信的资料为依据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是研究上不迷信权威、勇于创新的倡导让人震撼。老一代学人都提及自己对待学术上权威问题，要不迷信权威，也不能轻易否认权威，要以证据来说话。如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一文就涉及到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说，一个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一个是好友、同仁杨际平教授的观点，如何评议，看来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程喜霖教授既肯定了杨先生的创新精神，又指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有资料证明，是不能否认的，两种观点可以并存。
这次大会的主题主要有隋唐五代地方行政机构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隋唐五代的城乡社会经济互动，隋唐五代区域环境的演变，隋唐五代的南方民族关系等。大会安排了9个学术报告。15日上午，先后听取了厦门大学历史系陈明光教授《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韩国学者金宗燮先生《从统治者角度来看的唐代婚姻》、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日本学者金子修一先生《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等4场大会学术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丽娱研究员分别对4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评议。16日上午，分政治组、经济组、文化与社会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组、历史地理与其他组等5组进行学术交流。同日下午，先后听取了厦门大学历史系郑学檬教授《唐宋西南地区蕃州管治模式与地方政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朱振宏先生《隋炀帝储位问题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萧锦华先生《论唐代前期洛州长官之施政及其地位》、日本学者内田宏美先生《唐代室韦墓葬与森林草原地带——以角弓为中心的分析》、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河北曲阳县新出〈唐许公墓志铭〉》等5场大会学术报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蓝勇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严耀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宁欣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永平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宁志新教授分别对5位学者的报告作了评议。大会同时听取了分组研讨情况汇报。
我院历史与考古所陈习刚副研究员向大会提交了《吐鲁番文书所见葡萄加工制品考辨》一文，并在经济组作了交流。论文5万余字，包括八部分：一、吐鲁番文书中有关酒、浆、干等葡萄加工制品的记载，二、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干，三、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浆，四、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汁，五、吐鲁番文书中的葡萄酒，六、吐鲁番文书中的酢、苦酒与葡萄酢，七、其它，八、结论。论文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种植的历史悠久，其所种葡萄的果实除用来鲜食外，还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加工。吐鲁番文书中涉及葡萄酒等葡萄加工制品的文书出自39个墓，达93件。中原地区的谷物加工产品酒、酱、醋等文化及相关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导致文书中“酒”、“浆”、“酱”、“酢”、“苦酒”等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关系问题。这些文书也证明了酒、酱、醋等谷物加工产品在高昌、唐西州存在的可能性，厘清与明确这两种不同意义与特征的文书，是辨析吐鲁番出土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文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所在。吐鲁番文书中葡萄加工制品的种类，主要有干、浆、汁、酒、醋、糟及煎、皱、让等，每种又包括不同的种类。众多的葡萄加工制品，以及融合中西的葡萄加工方法与技术，专门的职业人员、管理人员，从一侧面反映出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加工业的繁荣与兴盛。同时，尽管从文书中看到的是谷物加工产品在经济生活中很有限的存在，但也表明谷物加工产品及加工技术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的深远影响。葡萄加工制品与谷物加工产品文书的辨析，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与检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相关文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评判的基础与标准，表中“新拟文书题名”就是这种标准的实践与检阅。整篇论文资料翔实，论证完善，有创新，受到专家学者好评。
在学术上，大会给人最深的印象有三点，也是作为后学应该致力学习的三点：
一是老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严格的学术规范让人景仰。如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说到自己的论文《释唐代〈充夫式〉》，从《充夫式》对唐代杂徭研究的意义、中日学者对《充夫式》的解释、重释《充夫式》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交流中，他完全脱离稿子，对《充夫式》研究的学术史，自己的创新，却说得原原本本，清楚明白。在评议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的报告中，亦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二是研究上戒浮躁、戒功利的呼吁让人警醒。前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郑学檬教授在会上指出，高科技对科学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响研究基础、研究结论可信性问题。如文献电子检索确实给资料的查找带来了捷径，但这也存在着大问题。某一问题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有些资料是检索不出来的，相关资料更是检索不出来的，这样，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靠不住的，可能与实际差之万里。因此，我们作为研究者，切忌浮躁，戒除功利思想，还是要力求通读原著，以翔实可信的资料为依据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是研究上不迷信权威、勇于创新的倡导让人震撼。老一代学人都提及自己对待学术上权威问题，要不迷信权威，也不能轻易否认权威，要以证据来说话。如厦门大学历史系杨际平教授《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缘由》一文就涉及到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湖北大学历史系程喜霖教授说，一个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一个是好友、同仁杨际平教授的观点，如何评议，看来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程喜霖教授既肯定了杨先生的创新精神，又指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有资料证明，是不能否认的，两种观点可以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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