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学术讨论会”小结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
我们的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根据会议安排，要我来作简短的小结。
我们这次会议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讨论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有关的议题，同时也瞻仰了炎帝陵，以表达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崇敬之心，还参观了湖南省博物馆等，增加了我们对湖南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湖南人杰地灵的感受。
感谢大家，三天来辛勤紧张的活动，使我们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并获得了成功。
我们这次会议能如期举行、胜利召开，首先要感谢炎帝陵基金会、黄帝陵基金会、株洲市政府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热心倡导。这次会议，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株洲市政府联合主办。近一年来，四家三方主办单位为会议的准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湖南方面不但在筹备阶段，而且在会议的召开期间，更是辛苦万分，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其次，作为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我在这里还要感谢参加会议的学术界的朋友和同志，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扎实充分的准备和严肃认真的讨论，使这次会议显得内容丰富而特别富有时代意义。
这次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学者70余人，收到论文70多篇。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史前考古学界德高望重的石兴邦先生，有原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有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的领导，有湖南省政府、株洲市政府的有关领导，有作为学界资深学者的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先生、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先生、西北大学教授刘宝才先生等，有许多目前在学术界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优秀中青年专家学者，还有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年轻学子。会议分“大会发言”和“分组发言讨论”两种形式，使与会代表既能了解全面的情况，又能深入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会议上发言和讨论进行得热烈而有序，学者们各抒己见，达到了交流研究成果，学者朋友抒发情怀，互策共勉的目的，也得到了深入探讨如何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和运用于今日和谐社会建设这样的目的。
讨论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方面的论文和发言较多，这也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举行这么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来探讨作为传统文化之源的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的关系，这无论是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还是对于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以及其他地方上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来说，都是第一次，这也是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一种举措。现将大会发言和小组发言以及讨论的情况，简单概括如下：
一、考古学与古史传说
有学者以《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为题，从“'三皇五帝夏商周’是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古史观”讲起，谈到“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体系的破坏与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任务的提出”，也谈到“考古学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历程与成果”，并对考古学重建的中国古史体系与传统中国古史体系进行了简单的对应(旧石器时代早期对应于有巢氏，年代为距今二百万年至五十万年，社会形态为原始群；旧石器时代中期对应于伏羲氏，年代为距今五十万年至十万年，社会形态为氏族；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燧人氏，年代是距今十万年至二万年，社会形态是氏族；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对应于神农氏，年代是距今二万年至五千年，社会形态是氏族·部落；新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炎帝黄帝，年代是距今五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社会形态是古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对应于颛顼·帝喾·尧·舜·禹，年代是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社会形态是王国；青铜器时代对应于夏—商—周，年代是距今四千年至二千多年，社会形态是王国；铁器时代对应于秦—清，年代是距今2228年至公元1911年，社会形态是帝国)，还概括了文献与考古所见神农·炎黄社会，指出原始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但原始和谐社会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需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地丰富社会财富；需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别、东西部差别；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证；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广大民众参政议政提供机会；需要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
二、关于炎黄精神的概括和论述
在这方面，有的学者以《试谈炎黄精神》为题，指出所谓精神，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核心、灵魂。炎黄精神体现在炎黄事迹中，它与炎黄事迹密不可分。通过对史书上所载的炎黄事迹的分析，可将炎黄精神概括为：利民精神、创造精神、崇德精神、贵和精神四个方面。所谓“利民精神”，就是为先民创造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使之得以生息、繁衍，诸如神农对于农业的发明、遍尝百草，黄帝发明创造衣裳、舟车、宫室、文字等等，为先民谋福利；所谓“创造精神”，指的是炎帝黄帝正当中国文明曙光初现时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所谓“崇德精神”，指的是炎黄时期虽然也有战争，但他们更加注重用社会伦理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修德抚民”；所谓“贵和精神”，就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最基本的准则是包容宽厚。应该说这样的概括是非常凝练的。
有的学者以《炎黄时代的开创精神与今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题，对黄帝时代的诸精神中的开创精神作了探讨，提出炎黄时代对于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对于凿井、造舟、作乐、造字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发明，是与考古发掘所看到的我国从农业的起源到走向文明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进步这一时代的步伐相对应的，对于这些发明和创造，我们不能看成是某一个个人的行为，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人类学和神话学中称之为“文化英雄”式的描述，它既是该时代走向文明的体现和化身，也是时代的要求，还是昭示后世，勉励子孙继续创新的精神食粮。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而社会的和谐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所以，自炎黄时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开创精神、创造精神，在今日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中，也必将继续发挥着伟大的作用。
有的学者在谈到炎黄精神的时代价值时指出，炎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早的体现，我们今天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炎黄文化中的公仆精神，要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决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克服“官本位”。
三、 关于炎黄时代和谐文化的特征的论述
有学者将炎帝神农氏时代的和谐文化特征总结为：在生产形态方面是“物我和谐”，在生活方式方面是“人伦和谐”，在文化现象上是礼乐和谐，在生存状态方面是“身心和谐”。今天传承和谐文化的现代意义则可总结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顺天道”，就是要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在社会人际关系上要“和为贵”，这种“和”不是简单的综合、总和，而是多种矛盾的协调，是多种实力的平衡；在文化伦理传统提倡“有容乃大”，就是讲“宽容”，“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讲“包容”，对各种文化思想的兼收并蓄；在道德行为规范方面， 借鉴“礼乐文化”之教规，以和谐人的情性为目标，把“礼乐”从外在的规范约束演变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识，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
有的学者将炎黄时代的和谐社会概括为：一是以自然形态为主的和谐社会，二是大动荡、大变革后的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带来了创造发明的黄金时代。
有的学者在探析炎帝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时，指出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神农时代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朴素的和谐社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是“谐天”，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生共处。在天下治理方面，是“人和”，就是“以民为本”，使百姓“安居乐业”，使社会“国泰民安”。在促进人自身发展方面，是“融己”，就是实现身心的融合与平衡。在氏族社会教育管理方面，是“化民”，即对氏民进行教化引导，通过树立良好道德规范来引导氏民的言行，营造和谐的社会风气和淳朴民风。这样就构成了“天和”、“人和”、“己和”、“民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是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二是应该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三是应该确立一种全民共仰的目标和境界。
有的学者对于炎黄时代的谐文化，从以农立族，构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以人为本，构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华夷结盟，构建和谐社会的民族基础等三个方面，梳理了炎黄时代所具有的和谐文化内涵，给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以启示。
四、 从血亲联合或部族融合的角度来谈和谐文化
在这方面，有的学者谈到了“三皇五帝”及人文始祖间的血亲关系，如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兄弟关系，颛顼与帝喾二帝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尧、舜、禹及其亲族，也谈到了“三皇五帝”及人文始祖间血亲内部的争斗以及相关族群之间的争斗与冲突，所以，在当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存在着和谐的基础，也有诸多的不和谐因素，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但这种争斗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大联合，他们之间的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有学者从黄帝部族十二姓二十五宗的角度，谈到黄帝时代的部族融合，并指出黄帝时代诸部落之间虽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部族融合。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战，有时它也是实现一统和达到新秩序的一种手段。在古人的眼里，社会的常态是和谐与有序，也就是说，当争端得以解决后，最后还得建立一种新秩序，使民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部族融合是黄帝时代的一大特征，而这种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又是相吻合的，这种吻合与统一，其背景即在于当时的文化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时代的文化。
五、从思想哲学体系的高度对和谐思想的认识
有学者提出中华文化以和为贵，并不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理想的追求。它是一个有着深刻丰富内涵的思想体系。中华和谐思想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宇宙观；“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和致和之道。认为和谐是普遍的客观存在，和谐是具体的，今天的和谐与古代的和谐是不同的，和谐是变动的，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
有的学者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也将和谐思想概括为三个层次：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心灵和谐。说它们构成建设当代中国和谐文化的思想文化源泉，并对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六、炎黄精神与和谐艺术
有学者从艺术的角度指出，在历史上炎黄精神是一种和谐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和谐精神应该是文化艺术建设的主导精神，这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致的，在和谐精神涵养下，艺术创作的环境将更加宽松，一个和谐的局面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在艺术创作内容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作品中表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和谐的问题，使之达到和谐的目的。提倡和谐精神并不是否定艺术作品中写矛盾斗争。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关键在于写矛盾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即使是和谐艺术，内容和形式也会与时俱进，不断丰富。
也有学者从炎黄文化与中国艺术的起源、炎黄文化对中国艺术和谐、自然审美观念的形成以及如何发挥艺术本身特有的功能传承炎黄优秀文化、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七、有关湖湘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有学者通过对从屈原、贾谊到宋明理学中湖湘学人的和谐政治理想的追求的论述，阐述了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和谐思想，并进而指出湖湘学人的和谐政治理想的追求，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个哲学基础，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与“合二而一”以及“和而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湖湘学人的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做出了应有贡献。
也有学者论述了从黄帝到王船山，从王船山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等，五千年来，包含和谐思想在内的湖湘文化与优秀的中华文化既相衔接，又一脉相承，谱写出了一曲曲雄伟壮丽的史诗。
八、有关黄帝祭祀文化的论述
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祭祀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总结古今黄帝祭祀的历史，阐发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认识祭祀黄帝的历史传统，把握当今黄帝祭祀活动的方向，让这一传统更好地发挥积极的现实作用。为此，有的学者从黄帝祭祀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舞台，是中国统一的庆典，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的号角等五个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功能和作用。
有的学者论述说，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从中国文明起源至今，每个时代都有祭祀黄帝的活动。在祭祀者的心目中，黄帝是祖先，又曾是天帝和帝王。这三种观念在历史上出现有先后，有时相离有时相兼。总的来说，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形成和得以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为此，他从黄帝祭祀与华夏族的形成，黄帝祭祀与汉族的形成，黄帝祭祀与中华各族一体发展，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有的学者指出，黄帝崇拜最初表现为自然朴素的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随着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向整个社会心理的渗透，人们在黄帝身上发掘出另外一些符合现实需要的闪光之处，黄帝崇拜因此具备了圣人崇拜的内涵。无论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还是圣人崇拜，作为崇拜对象的黄帝都是历史人物而不是幻想中的神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先、英雄、圣人三位一体的黄帝崇拜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伟大象征。
有的学者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尊天敬祖是中华民族信仰的根。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无论是信教公民，还是不信教公民，无论是信土教，还是信“洋教”，只要是中国人，都应在“尊天祭祖”的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伟大民族精神，求同存异，团结奋斗，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的学者针对有人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是违反《宪法》”，有着“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等消极影响这种的说法，指出黄帝祭祀不是什么宗教活动，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他从祭祀礼仪的文化意蕴、黄帝与中华人文精神中的兼容性、中道性、伦理性、德业性，以及黄帝祭祀的当代意义等方面，论述了黄帝祭祀有传承和体现传统的中华人文精神的社会作用。
九、关于炎帝祭祀及其文化的论述
有的学者通过古代对炎帝的祭祀、近代以来对炎帝的祭祀，来说明炎帝中华人文始祖的形象深入人心，炎帝祭祀是对开拓创新、为民谋利、自我牺牲、和谐统一的炎帝精神的弘扬，炎帝祭祀是文化寻根、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的需要，同时提出今天的炎帝祭祀，应逐步淡化其血缘色彩，强化其文化认同，将其凝聚民族的作用发扬光大，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的学者以《清代的炎帝祭祀及其文化内涵》为题，指出有清一代的炎帝祭祀，大体有帝王庙祭、传心殿祭、先农坛祭、先医庙祭，以及炎帝陵祭等不同的形式，而每种形式都各具自身的特色。帝王庙祭，是把炎帝视为历代帝王统绪的开创者，即与伏羲、黄帝并列的三皇之一而加以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治统的传承。传心殿祭，是把炎帝作为帝王之师的开创者，即先圣先师的代表之一予以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道统的传承。炎帝陵祭，则是把炎帝视为古代圣帝明王的象征予以祭祀的，代表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至于先农坛祭和先医庙祭，则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遍尝百草，造福于民的功绩有关，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方面对炎帝的尊崇。特别是先农坛祭，实际上由中国古代祭祀农神并行籍田的礼仪衍变而来，反映了传统社会以农为本、以食为天的重农观念和民本思想。清统治者的炎帝祭祀的这些举措，强调的主要是治统的接续和道统的传承，其根本目的是要昭示其继统的合法性，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藉以维系人心，巩固统治。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炎帝的尊崇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祀活动，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实际上已经成为促进民族融合，提升民族共识，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
有的学者以《炎帝文化探源》为题，对于炎帝族的起源与世系、炎帝族的世系和后代分支、炎帝的陵墓等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有的学者提出，炎姜部族与黄帝部族均为农业文化圈，大致活动范围在黄土高原地区，但是后来一部分却变成了“西戎牧羊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从距今4000年以来，全球气候转凉并干旱化，陕甘青一带已经转而为以畜牧业为主的辛店和卡约文化，不再适宜于农业生产，从此也就变成了“西戎牧羊人”。这就是炎姜部族从最著名的农业部族变为畜牧业文化的原因。
有的学者以《“长于姜水”、“都于陈”与“葬于长沙”》为题，指出“姜水”、“陈”与“长沙”是炎帝传说流衍过程中三个重要的地理标志。通过三地，将起于西方的“姜水”，都于东方的“陈”地，葬于南方“长沙”，流传不同地区的炎帝传说整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与黄帝并称的华夏民族的始祖形象，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最早、也是最为浓重的一笔。
也有学者以《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为题，对当前炎黄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批评，说“文化研究理当考竟源流，总结规律，探求原因，进而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但当前的部分工作却变成了借助历史考据的方法为各地争名人。某些学者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煞费苦心，利用晚出典籍，任意曲解，以证成其说，多半相互矛盾，有悖常态。而名人的活动区何在，也往往是诸说并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使把研究对象五马分尸、大卸八块都不敷分配。于是，中国的历史被颠倒过来，又被颠倒过去，几成一团乱麻，真可谓治丝愈棼。这种违背历史主义的做法应该废止，而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也应该得到扭转”。
十、关于龙的研究
本次会议有三篇论文专门对龙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其中，有学者认为中华龙的原形和母体是“鱼”，而不是其他。他从仰韶文化作为当时的一种主体文化，从仰韶文化彩陶中出现的各种鱼类的纹样，以及这些纹样的演变，对周围诸文化彩陶的影响，仰韶文化的因素渗透融合到周边诸氏族部落文化的情况，从当时人们对于鱼的崇拜，以及古籍中人鱼互生互变的传说，提出了“鱼龙说”，认为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形就是鱼。
有学者认为龙之所以受到炎黄子孙的尊重和崇敬，是因为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禹等，无一不与龙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这条影响着华夏文明进程的龙，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时有发现。一个综合的龙形象的最后完善，它是炎黄、东夷、苗蛮部落集团大融合的产物和大融合的象征，因而，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是吻合的。
有的学者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龙”文化遗存的甄别，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商周时期的的“龙”文化遗存，目前可以确认的仅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W6瓮棺出土的玉雕盘龙一种，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30年至公元前1850年之间。他的源头应是在中原地区，可能是伴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南传扩张，这种“龙”文化遗存也从中原地区来到了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流传的有关炎帝史迹的故事相联系，这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支与炎帝部族的传说有关的人群由中原地区南下长江中游地区而带来的，并经历代不断地流传繁衍的结果。
十一、其他方面的论述
在上述论题之外，有的学者论述了先秦诸子的黄帝观；有的学者通过对《论语·尧曰》的解读，追溯了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最早出现的时代；有的学者从炎黄部族图腾的角度对华夏原始先民的和谐观念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陕北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对黄帝与嫘祖进行了论述；有的学者从八卦演化的角度谈了和谐思想；有的学者作了《红山文化在中华和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有的学者探讨了太阳崇拜与炎帝传说的关系；有的学者探寻了太行、太岳之野的炎帝踪迹；有的学者通过《汉志》著录及出土文献，对战国秦汉间的黄老之学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谈了炎黄文化与汤因比的文明理论；有的学者对帝尧生、葬湖南攸县进行了考证；有的学者对“华夏”、“炎黄”名称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对炎帝、神农氏与缙云氏关系的纠葛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有的学者以端午礼俗和传说为例，从传统节日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有的学者论述了在“和合”思想主导下的汉代江南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炎帝陵基金会则对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炎帝陵的修复与整建的过程作了介绍。
总的来讲，这次学术研讨会是成功的、很有收获的，总的特点是：(1)集中讨论了炎黄上接第11页)精神与和谐文化的内在联系，提升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其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我们的这次小小的研讨会与“十七大”同时举行；所探讨的和谐文化与胡锦涛总书记所谈的完全吻合，这当然是令人鼓舞的。(2)阐明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新思路，并试图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这方面的例子甚多，我不再做赘述。(3)与会代表对当前党和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等关乎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问题，献言献策，企盼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赤子之心，令人感奋。(4)对炎黄文化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例如，现在各地的炎黄文化研究多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今后能否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出面进行协调，加以整合，做到文化资源共享，减少浪费，更主要的是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炎黄文化研究再上一个台阶。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些总结，哪些问题已有共识，有些问题的分歧的结症是什么，从而确定今后新的起点。再例如，今后的炎黄文化研究可否与史学界考古学界正在探讨的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大课题结合起来，并使二者互补互益。还有是否在加强与考古学界合作方面多做些工作，使得我们对包括炎黄在内的五帝时代的研究与考古学界、史学界正在探讨的文明起源的研究结合起来。当然，以前我们已经这样作了一些工作，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二者的结合，使得我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与重建我国上古历史的课题，走向深入，也使我们对炎黄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应认真加以研究问题的解决寻得方向。总之，这些建议或想法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以上的学术小结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尽人意之处一定很多，好在有会议发给大家的印刷得非常好的论文集，在论文集中诸位论文的观点和论述得到了完整的展现。“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学术研讨会”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这次聚会富有强烈的新时期特点，我们也希望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精神变物质，观念变行动，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心理和谐、文化和谐、制度和谐、社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尽一份力，做出我们的贡献。(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株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学术讨论会”，2007年10月15日至18日在长沙举行，来自北京、湖南、陕西、河南、云南、山西、内蒙、浙江等地的专家7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华炎黄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中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小结，基本反映了会议交流的全貌。)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学术讨论会”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