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读兴盛于危机
2016-12-21
来源：文献信息中心
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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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西欧封建社会: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其中从十世纪开始到十四世纪为止约四百年被看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过渡式的历史。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朝，成立中华民国。将近2400年的历史。
四百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述并不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当时法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湟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一个早就被我们前辈提出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曾经给予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像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能像它那样构成对历史学家的持久挑战。
二、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探讨
1、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但是，正是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要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汉、唐，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唐代的国际贸易也很发达，每年仅在广州靠岸的外国商船就达四千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我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临安是30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14世纪末，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几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等不过一万人左右。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税曾达2200万缗，约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2、近些年来有些文章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源，而这种单一性又主要表现为区别于欧洲农牧合经济的单纯农产品生产。欧洲人的食品构成中肉食比重大，而中国人则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这样，从经营特色到饮食习惯，把问题推到了非常奇怪而又细小的近乎偶然的因素上了。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细小的原因，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3、有说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推向死亡线，怎样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种分析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难道欧洲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吗？
对比一下欧洲的农奴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两者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就不难看出，中国农民的境况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好一些。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受到法律的维护，甚至对农奴的女儿都享有初夜权，农奴生活极为贫困。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封建王朝的中、前期，有大量占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他们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因而不能把这一适用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普遍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特殊原因。
4、有说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但是，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并维持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
5、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形态。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6、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在生动活泼地变更着，所谓停滞问题只是发生在秦、汉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只是一种外部条件。
等等，就不一一列举。
三、宗法一体化超稳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谜，像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样，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不足。作者在质疑了流行的几种说法之后，指出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史学界有学术争论，但我认为，对于祖国的历史，每一次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她，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否更接近于科学，这种努力和探索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基本都是大一统的。
作者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有分散性的特点。比如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庄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自足性决定了它们不需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为主，为什么又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系统呢？是谁在担负这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呢？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农民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当然不是他们。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被抑制的，力量弱小，同样没有能力担负起这个使命。那么是谁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开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通道。
从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组织上都采用了郡县制，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国家分裂方面有如下作用：1、这种官僚组成既能独立处理政事，避免了事事请示上级导致的效率低下的弊端，同时因为有统一的信仰，避免了各自为政导致国家分裂。2、儒生是通过知识而非门第进入官僚系统，割裂了与贵族——这封建社会最大的潜在分裂力量的天然联系，官员与贵族的分离，能较好的遏止贵族势力的崛起;3、而且这种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限制人身依附关系，譬如说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有效地遏止了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的退化;4、在一体化结构中，武官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那么号称政教合一的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教士不就相当于中国的儒生吗?这是因为宗教头目本身就是领主，教士的经济身份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的割裂于贵族的身份。第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教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担当联系纽带这样一个角色。另外，基督教的国家组织学说不成熟，儒家的国家学说很成熟。
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国是放大化的家，家是缩微的国。那么即使国家政府灭亡了，家庭中的宗法观念仍然延续下去，有利于国家的重新组建。
这样，认同儒家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从而实现了政治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官僚机构组成了国家的上层组织，中层则以乡绅自治为主，下层则以宗法家族为基本组织。与“宗法一体化结构”相适应的地主经济、适当比例的自耕农。于是，一体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相耦合，形成了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既然一体化结构对于大一统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频频发生破坏国家机器的起义?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体化结构的弊端了。即由于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队伍的繁冗与腐败。包括，官僚机构膨胀、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作者将这种调节机制的异化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各个王朝的中后期，大量无组织力量(作者把所有有害于系统稳定的力量都称为“无组织力量”)的积累和快速增长使一体化调节功能失灵，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瓦解。腐败的官僚成了有害于国家大一统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抑制“无组织力量”，而且自身也会成为无组织力量。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那么为什么官僚总是要腐败呢?作者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特权制和低薪制。
官僚机制的腐败使国家政权面临危机，国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而变法是一个集中的表现。由于无组织力量的长期酝酿滋生，所以每个朝代晚期的变法革新都无法抵抗，终归于失败，而朝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通常却能较好的延缓朝代衰落的步伐。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的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
在变法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动乱应运而生，涤荡了无组织力量，历经战乱而不灭的“家庭——国家”宗法同构意识和秉持着统一信仰的儒生都作为修复力量参与国家的重建了。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无论路径如何，他们在重建朝代之后都必须有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参与建设国家政权，政权才能持久。
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10年到30年。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振荡修复机制。
四、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有自足的调节修复机制，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变动只是在动乱之间做振荡运动而没有变换国家性质，一直没有能踏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具体而言，首先，强控制和郡县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替代现行政治结构的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生产力繁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大城市，也会迅速被政治的强控制所抑制，那么就无法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没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常常与无组织力量夹杂在一起，频频遭受动乱的扫荡。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这种脆性的结构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力量的不能及时到位，国家组织方式不会发生质变，所以革命之后仍是回到原来的超稳定结构里去。
五、振荡修复机制失灵
这种振荡修复机制也有失灵的时候，作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功能失灵的因素：1、过于强大的无组织力量。2、汉民族人口在大动乱中大量伤亡，没有接受宗法观念的少数民族的内迁，少数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超过汉人。3、佛教传播使一体化结构受到干扰。干扰之后，国家的表现形式：庄园经济发展，地主自耕农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增强;国家分裂;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老子》为研究核心的哲学思潮）、佛教兴起，儒学旁落。中国社会才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佛教构成外来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中国那古老而有顽强生命力的主体文化，不得不艰难地消化外来文明。这是一个痛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过程。几百年后，社会组织又再次回到了一体化组织方式中来，重新返回到超稳定结构。
六、为什么儒家学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儒家学说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他学说却不能，为什么道家、佛教都不能成为实现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作者梳理了儒家学说，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努力达成内和谐[社会观(国家学说)、价值观(伦理、行为准则)、哲学观(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内在和谐]和外适应[与社会经济、政治的适应]进程。
秦王统一中国后,采用严刑竣法的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甚至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来禁固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政权（19），于是儒家学派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汉朝建立,在采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逐渐强大，到了汉武帝时代，便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巩固政权，于是便有了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汉武帝转“无为”为“有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学说“仁”的思想,重伦理、重道德的特点可以为统治者更好的治理国家.儒家成了官方思想,儒学从此繁荣下去。孔子是用“周礼”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的。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有合理的等级划分，同时，不同等级之间能通过共同遵守礼仪而达到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组织的和谐存在，是靠君子的道德约束以及他们对社会的道德教化来完成的。概括起来讲，孔子的社会观是一个在古代实现过的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德治人治的社会。一体化要由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组成国家官僚机构，用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结构起码应该是有为的、入世的，并且要有完善的国家学说。国家学说要具有现实性，其行为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入世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儒学思想一直成为统治者最好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手段。到了宋代理学达到了高峰，（程颢hao程颐）形成了一个自足性非常强的系统，同时有很大的排他性。说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口号，理学之前，“仁”作为行为伦理结构的核心，虽然是一种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魏基础的。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熹的学生问，吃饭是人欲还是天理，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美食者，人欲也”。理学占正统地位后，再也没有李白、杜甫月下饮酒、舞剑吟诗的诗人了。
而言之，到秦统一中国以后，儒家已成熟了，基本上能与一体化的要求适应。相比之下，道家虽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与封建大国政治要求很不一致。墨家则显得营养严重不良，日益萎缩了。
老子的道家结构可以看成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观；清静无为的行为、价值观；以“道”为核心的哲学观。老子认为，婴儿体现着最高的道德标准。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个比喻很准确地表达了老子的思想。首先，婴儿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生命，不是虚无和幻象；其次，婴儿作为人生之始又不受到任何人为的规范的限制，任其天性哭喊吃睡。用婴儿作为道德理想，可见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完全的虚无、出世，而是反对干预自然状态。因此，老子价值观的核心是反对任何现存的规范文化。
如果我们把儒家和道家相对照，就会发现儒道之间有着一种很独特的联系，即他们的结构和内和谐方式不是一般的不同，而是存在一种既相反又相通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求得共存。如果在儒家体系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前面加一个负号，那就可以得到类似于道家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儒家行为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为”，道家行为结构则正好是对儒家“有为”的否定——“无为”。儒家主张积极干预现实生活，而道家主张听其自然。可见儒、道两家在感情色彩和处世态度上恰恰是相反的。儒家主张大一统的大国统治，而道家则持反社会化的观点，主张小国寡民。儒家积极追求的是确立道德规范、伦理教化的人治社会，而道家反对任何人为的规范，执着于无约束的自然闲逸和逍遥。可见，儒道在社会观和价值观上也正好是相反的。
七、超稳定系统的补结构
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互补结构。如果两种意识形态结构存在着一种即相反有相通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称它们为互补结构。即它们在价值观、社会观及哲学观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即相反而有相通的关系。
儒家和墨家之间不存在这种互补关系。早期墨家尊神敬鬼的热情，不同于儒家信奉天命的理智；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注重于经验、实践和逻辑推理，也不同于儒家的皈依圣贤之言、循礼正名。所以儒家排斥墨家更坚决、更彻底，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理解了道家是儒家的补结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尊儒术以后墨家消亡而道家却能保存下来的历史现象了。一般说来，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占统治地位以后会排斥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正如一种宗教占统治地位就会排斥另一种宗教那样。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却不能排除它的补结构，为什么呢？尽管补结构和它不同，但因为有相通之处，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互补结构的两种意识形态中转化。信奉正统意识形态的人，只要将自己的处世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需要根本改变自己熟悉的看问题的方式，就很容易转到它的补结构中去。不仅如此，补结构对于正统地位的思想体系来说，还是一种必需的和有用的补充。尽管补结构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可以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不满于现状又无力改变它的那些人的精神避难所。信奉儒家的士大夫们，在他们仕途坎坷、官场失意或憎恶朝政腐败之时，往往就会退隐。他们的行为结构就会向儒家的否定方面转化。这时，他们不是去读墨家经典，因为墨家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而是沉醉于老庄和玄学，或炼丹行散，或隐居山林，放鹤种梅。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中国封建社会的很多儒生具有的二重性格。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佛教也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玄学道家更为消极。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灭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做辩护。由于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致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入佛，越陷越深。
八、结论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走的这一条道路是好还是坏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社会走入了超稳定系统结构的歧途，而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呢？不能这么说。的确，超稳定系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的长期延续，使得资本主义新结构发展不起来，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道路和欧洲的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对自己存在方式的探索，它们都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这表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形式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至于具体走哪条路，是以不同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但是，一旦一个民族走上了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那就如大树在生长中，分出一根巨大的枝杈，会继续生长下去，而不会回缩到分杈点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度脱轨三百年。但是，它迂回一个大弯，终于又回到固有的轨道上来了。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历史惯性啊！这里所讲的历史惯性，是指中国大一统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即使遇到了强大的干扰和冲击，经历数以百年计的融合后，依然会回到重建一体化的道路上，保持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因为在中国除了利用宗法制和认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组织力量以外，几乎没有出现过其他更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其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
西欧封建社会: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其中从十世纪开始到十四世纪为止约四百年被看作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过渡式的历史。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朝，成立中华民国。将近2400年的历史。
四百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述并不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当时法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湟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一个早就被我们前辈提出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曾经给予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像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能像它那样构成对历史学家的持久挑战。
二、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探讨
1、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但是，正是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要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汉、唐，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唐代的国际贸易也很发达，每年仅在广州靠岸的外国商船就达四千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我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临安是30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14世纪末，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几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等不过一万人左右。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税曾达2200万缗，约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2、近些年来有些文章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源，而这种单一性又主要表现为区别于欧洲农牧合经济的单纯农产品生产。欧洲人的食品构成中肉食比重大，而中国人则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这样，从经营特色到饮食习惯，把问题推到了非常奇怪而又细小的近乎偶然的因素上了。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细小的原因，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3、有说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推向死亡线，怎样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种分析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难道欧洲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吗？
对比一下欧洲的农奴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两者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就不难看出，中国农民的境况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好一些。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受到法律的维护，甚至对农奴的女儿都享有初夜权，农奴生活极为贫困。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封建王朝的中、前期，有大量占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他们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因而不能把这一适用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普遍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特殊原因。
4、有说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但是，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并维持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
5、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形态。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6、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在生动活泼地变更着，所谓停滞问题只是发生在秦、汉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只是一种外部条件。
等等，就不一一列举。
三、宗法一体化超稳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谜，像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样，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不足。作者在质疑了流行的几种说法之后，指出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史学界有学术争论，但我认为，对于祖国的历史，每一次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她，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否更接近于科学，这种努力和探索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基本都是大一统的。
作者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有分散性的特点。比如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庄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自足性决定了它们不需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为主，为什么又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系统呢？是谁在担负这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呢？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农民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当然不是他们。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被抑制的，力量弱小，同样没有能力担负起这个使命。那么是谁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开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通道。
从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组织上都采用了郡县制，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国家分裂方面有如下作用：1、这种官僚组成既能独立处理政事，避免了事事请示上级导致的效率低下的弊端，同时因为有统一的信仰，避免了各自为政导致国家分裂。2、儒生是通过知识而非门第进入官僚系统，割裂了与贵族——这封建社会最大的潜在分裂力量的天然联系，官员与贵族的分离，能较好的遏止贵族势力的崛起;3、而且这种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限制人身依附关系，譬如说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有效地遏止了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的退化;4、在一体化结构中，武官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那么号称政教合一的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教士不就相当于中国的儒生吗?这是因为宗教头目本身就是领主，教士的经济身份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的割裂于贵族的身份。第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教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担当联系纽带这样一个角色。另外，基督教的国家组织学说不成熟，儒家的国家学说很成熟。
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国是放大化的家，家是缩微的国。那么即使国家政府灭亡了，家庭中的宗法观念仍然延续下去，有利于国家的重新组建。
这样，认同儒家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从而实现了政治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官僚机构组成了国家的上层组织，中层则以乡绅自治为主，下层则以宗法家族为基本组织。与“宗法一体化结构”相适应的地主经济、适当比例的自耕农。于是，一体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相耦合，形成了具有极强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既然一体化结构对于大一统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频频发生破坏国家机器的起义?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体化结构的弊端了。即由于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队伍的繁冗与腐败。包括，官僚机构膨胀、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作者将这种调节机制的异化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各个王朝的中后期，大量无组织力量(作者把所有有害于系统稳定的力量都称为“无组织力量”)的积累和快速增长使一体化调节功能失灵，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整合瓦解。腐败的官僚成了有害于国家大一统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抑制“无组织力量”，而且自身也会成为无组织力量。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那么为什么官僚总是要腐败呢?作者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特权制和低薪制。
官僚机制的腐败使国家政权面临危机，国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而变法是一个集中的表现。由于无组织力量的长期酝酿滋生，所以每个朝代晚期的变法革新都无法抵抗，终归于失败，而朝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通常却能较好的延缓朝代衰落的步伐。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的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
在变法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动乱应运而生，涤荡了无组织力量，历经战乱而不灭的“家庭——国家”宗法同构意识和秉持着统一信仰的儒生都作为修复力量参与国家的重建了。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无论路径如何，他们在重建朝代之后都必须有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参与建设国家政权，政权才能持久。
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10年到30年。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振荡修复机制。
四、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有自足的调节修复机制，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变动只是在动乱之间做振荡运动而没有变换国家性质，一直没有能踏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具体而言，首先，强控制和郡县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替代现行政治结构的潜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生产力繁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大城市，也会迅速被政治的强控制所抑制，那么就无法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没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常常与无组织力量夹杂在一起，频频遭受动乱的扫荡。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这种脆性的结构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力量的不能及时到位，国家组织方式不会发生质变，所以革命之后仍是回到原来的超稳定结构里去。
五、振荡修复机制失灵
这种振荡修复机制也有失灵的时候，作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功能失灵的因素：1、过于强大的无组织力量。2、汉民族人口在大动乱中大量伤亡，没有接受宗法观念的少数民族的内迁，少数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超过汉人。3、佛教传播使一体化结构受到干扰。干扰之后，国家的表现形式：庄园经济发展，地主自耕农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增强;国家分裂;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老子》为研究核心的哲学思潮）、佛教兴起，儒学旁落。中国社会才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佛教构成外来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中国那古老而有顽强生命力的主体文化，不得不艰难地消化外来文明。这是一个痛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过程。几百年后，社会组织又再次回到了一体化组织方式中来，重新返回到超稳定结构。
六、为什么儒家学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儒家学说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他学说却不能，为什么道家、佛教都不能成为实现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作者梳理了儒家学说，儒家在发展过程中努力达成内和谐[社会观(国家学说)、价值观(伦理、行为准则)、哲学观(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的内在和谐]和外适应[与社会经济、政治的适应]进程。
秦王统一中国后,采用严刑竣法的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甚至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来禁固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政权（19），于是儒家学派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汉朝建立,在采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逐渐强大，到了汉武帝时代，便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巩固政权，于是便有了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汉武帝转“无为”为“有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学说“仁”的思想,重伦理、重道德的特点可以为统治者更好的治理国家.儒家成了官方思想,儒学从此繁荣下去。孔子是用“周礼”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的。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有合理的等级划分，同时，不同等级之间能通过共同遵守礼仪而达到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组织的和谐存在，是靠君子的道德约束以及他们对社会的道德教化来完成的。概括起来讲，孔子的社会观是一个在古代实现过的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德治人治的社会。一体化要由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组成国家官僚机构，用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结构起码应该是有为的、入世的，并且要有完善的国家学说。国家学说要具有现实性，其行为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入世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儒学思想一直成为统治者最好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手段。到了宋代理学达到了高峰，（程颢hao程颐）形成了一个自足性非常强的系统，同时有很大的排他性。说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口号，理学之前，“仁”作为行为伦理结构的核心，虽然是一种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魏基础的。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熹的学生问，吃饭是人欲还是天理，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美食者，人欲也”。理学占正统地位后，再也没有李白、杜甫月下饮酒、舞剑吟诗的诗人了。
而言之，到秦统一中国以后，儒家已成熟了，基本上能与一体化的要求适应。相比之下，道家虽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与封建大国政治要求很不一致。墨家则显得营养严重不良，日益萎缩了。
老子的道家结构可以看成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观；清静无为的行为、价值观；以“道”为核心的哲学观。老子认为，婴儿体现着最高的道德标准。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个比喻很准确地表达了老子的思想。首先，婴儿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生命，不是虚无和幻象；其次，婴儿作为人生之始又不受到任何人为的规范的限制，任其天性哭喊吃睡。用婴儿作为道德理想，可见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完全的虚无、出世，而是反对干预自然状态。因此，老子价值观的核心是反对任何现存的规范文化。
如果我们把儒家和道家相对照，就会发现儒道之间有着一种很独特的联系，即他们的结构和内和谐方式不是一般的不同，而是存在一种既相反又相通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求得共存。如果在儒家体系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前面加一个负号，那就可以得到类似于道家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儒家行为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为”，道家行为结构则正好是对儒家“有为”的否定——“无为”。儒家主张积极干预现实生活，而道家主张听其自然。可见儒、道两家在感情色彩和处世态度上恰恰是相反的。儒家主张大一统的大国统治，而道家则持反社会化的观点，主张小国寡民。儒家积极追求的是确立道德规范、伦理教化的人治社会，而道家反对任何人为的规范，执着于无约束的自然闲逸和逍遥。可见，儒道在社会观和价值观上也正好是相反的。
七、超稳定系统的补结构
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互补结构。如果两种意识形态结构存在着一种即相反有相通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称它们为互补结构。即它们在价值观、社会观及哲学观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即相反而有相通的关系。
儒家和墨家之间不存在这种互补关系。早期墨家尊神敬鬼的热情，不同于儒家信奉天命的理智；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注重于经验、实践和逻辑推理，也不同于儒家的皈依圣贤之言、循礼正名。所以儒家排斥墨家更坚决、更彻底，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
理解了道家是儒家的补结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尊儒术以后墨家消亡而道家却能保存下来的历史现象了。一般说来，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占统治地位以后会排斥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正如一种宗教占统治地位就会排斥另一种宗教那样。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却不能排除它的补结构，为什么呢？尽管补结构和它不同，但因为有相通之处，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互补结构的两种意识形态中转化。信奉正统意识形态的人，只要将自己的处世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需要根本改变自己熟悉的看问题的方式，就很容易转到它的补结构中去。不仅如此，补结构对于正统地位的思想体系来说，还是一种必需的和有用的补充。尽管补结构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可以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不满于现状又无力改变它的那些人的精神避难所。信奉儒家的士大夫们，在他们仕途坎坷、官场失意或憎恶朝政腐败之时，往往就会退隐。他们的行为结构就会向儒家的否定方面转化。这时，他们不是去读墨家经典，因为墨家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而是沉醉于老庄和玄学，或炼丹行散，或隐居山林，放鹤种梅。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中国封建社会的很多儒生具有的二重性格。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佛教也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玄学道家更为消极。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灭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做辩护。由于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致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入佛，越陷越深。
八、结论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走的这一条道路是好还是坏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社会走入了超稳定系统结构的歧途，而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呢？不能这么说。的确，超稳定系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的长期延续，使得资本主义新结构发展不起来，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道路和欧洲的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对自己存在方式的探索，它们都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这表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形式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至于具体走哪条路，是以不同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但是，一旦一个民族走上了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那就如大树在生长中，分出一根巨大的枝杈，会继续生长下去，而不会回缩到分杈点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度脱轨三百年。但是，它迂回一个大弯，终于又回到固有的轨道上来了。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历史惯性啊！这里所讲的历史惯性，是指中国大一统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即使遇到了强大的干扰和冲击，经历数以百年计的融合后，依然会回到重建一体化的道路上，保持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因为在中国除了利用宗法制和认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组织力量以外，几乎没有出现过其他更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其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
责任编辑：赵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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